1.张居正《论时政疏》

万历朝堪称有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的一段时光,倘要推崇它的奠定者,那么非张居正莫属。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1573—1582)担任内阁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治理国家,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力挽狂澜,扭转了嘉靖以来国匮民穷的颓势。当然,在帝制时代,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再出类拔萃的大臣也难以施展拳脚。张居正是幸运的,他得到了皇帝和他的生母慈圣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得以大权独揽。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代帝摄政,按当时人的说法,叫做“宫府一体”,把皇帝与政府的大权集于一身,使得改革得以顺利实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张居正与朱翊钧联手缔造了辉煌的万历时代。张居正在嘉靖年间提出的《论时政疏》,隆庆年间提出的《陈六事疏》,都没有得到采纳,更谈不上付诸实施;到了万历元年以后,他的治国理念才得以付诸行动,这当然和皇帝与太后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明神宗朱翊钧对张居正敬重备至,言听计从,对这位首辅兼帝师的长者,待之以“师臣”之礼,口口声声称“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在下御札时,只称“先生”或“元辅”;在传旨批奏时,只写“谕元辅”。群臣附和,在奏章疏稿中,也多不敢直呼其名,只称“元辅”。直到张居正死后,余威犹存,言官奏事,欲仍称“元辅”,碍于元辅已有新任,便改称“太师”^[1]。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按照当时官场以籍贯相称的惯例(如夏言称作夏贵溪,严嵩称作严分宜,徐阶称作徐华亭),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丁未年,张居正顺利通过会试与殿试,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进士及第。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翰林院充当庶吉士。翰林院是掌管制诰、修史、图书的机构,庶吉士是没有品级的练习生,其中的优秀者可以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直至升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统称为翰林。仅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是一个清闲机构,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内阁大学士以及吏、礼二部尚书、侍郎,大多是翰林出身。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储相”——内阁的储备人才,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一甲第一名李春芳,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其他如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都声名显赫。张居正自诩为磊落奇伟之士,鹤立鸡群。一般进士大多沉迷于写诗作文,他夷然不屑,潜心讲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2]。在翰林院期间,他为内阁首辅严嵩起草过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和严嵩的关系处得不错。内阁诸大佬如徐阶等,都很器重他,竞相推许。
嘉靖二十八年(1549),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向皇帝呈上《论时政疏》,首次显示不同凡响的政治眼光,企求改革政治的强烈渴望。奏疏开头就挑明犯颜直谏的缘由:“臣闻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臣虽卑陋,亦厕下庭之列,窃感当时之事,目击心怀,夙夜念之熟矣。”^[3]张居正用人身来比喻国家,他说,人之所以有生命,全赖血气,血气流通不息,身体各个部分都受到薰蒸灌溉,于是乎耳聪目明,手脚便利而无害。人身一旦壅瘀,血气不能升降,就会形成臃肿痿痹的疾患。他推断当今的世势,似乎存在血气壅瘀之病一种,臃肿痿痹之病五种,如果现在不抓紧治疗,今后再来补救,恐怕无能为力了。
什么是血气壅瘀之病?张居正用一代明君——弘治皇帝的勤政来批评嘉靖皇帝的倦怠。他说,从前弘治皇帝急于求治,早朝以后,继续与亲信大臣密议国家大事,直至日暮,仍不停息;鼓励六科给事中与监察御史大胆批评,虚心采纳,即使语气有些狂悖,也不加罪。因为这样的关系,弘治时代堪称盛世,“百工奉职,官无留事,德泽旁洽,流于无穷,一时际会之盛,至今可想也”。相比之下,嘉靖时代又如何呢?他对于“今陛下即位以来二十八年”的评价很差:“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四夷未宾,边尘屡警。”国事如此不堪,却不能引起皇上“宵旰之忧”,原因何在?是奉职者未得其人,还是君臣上下心志未通呢?张居正把它归结为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而不理朝政——“今群臣百僚不得望陛下之清光已八九年”,八九年来,大臣见不到皇帝一面,实在是咄咄怪事。“今陛下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耳。夫宦官宫妾岂复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乎?今大小臣工虽有怀当时之忧,为宗社之虑者,而远隔于尊严之下,悬想于於穆之中,逡巡噤口而不敢尽其愚。异日以台谏不言之故,常加谴责矣,是臣下不匡之刑也。而至今无一人举当时之急务以为言者,无已则毛举数事以塞责。”^[4]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皇帝的倦怠、君臣之间的沟通渠道堵塞,“大臣虽欲有所建明而未易进,小臣虽欲有所献纳而未敢言”。因此张居正断言,病症就在于,血气壅瘀而不通,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生。
张居正一一列举“臃肿痿痹之病”——五种政治的积弊。
一是宗室骄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他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藩王,代代世袭,到了嘉靖时期,成为庞大的寄生群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凌轹有司,搏刻小民,以纵其欲。”^[5]
二是庶官瘝旷。所谓“瘝”,有痛苦之意;所谓“旷”,有荒废之意。造成官员痛苦而荒废的现状,责任不在官员自身,而在朝廷用人不当。张居正说:“今国家于人才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微玷而永废者乎?”
三是吏治因循。官僚队伍风纪不振,敷衍塞责,歪风盛行,是正德、嘉靖时期的老问题,张居正把它作为“臃肿痿痹”五大病症之一揭示出来。地方长官只知对上级部门“奔走成顺”,以应付考核为急务,以承望风旨为精敏。而上级部门对下属又不深入考察,以至于举劾参差,毁誉不定,结果是官吏的升降进退严重失实,贿多者、巧宦者官运亨通。他大声责问:“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者乎?”
四是边备未修。明朝的边患始终是“北虏”,虎视眈眈的漠北蒙古各部,时常越过长城边关南下。就在张居正上疏的第二年,由于内阁首辅严嵩的失职,导致蒙古铁骑兵临北京城下,朝野震惊,引为堂堂天朝之奇耻大辱,史称“庚戌之变”(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张居正在此之前已经预感到形势的严重性,他曾说:“今虏骄日久,迩来尤甚,或当宣、大(按,指宣府、大同),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虑,建难胜之策者。”
五是财用大匮。嘉靖时期财政困境日趋严重,可以用“国匮民穷”一言以蔽之。海瑞的名言“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可谓真实写照。张居正的看法是:“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 在这种情况下,财用大匮是必然的。
他给皇帝的建议是:“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佐,使群工百僚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6]希望皇帝振作起来,急于求治,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积弊何患不除!正如他在奏疏开头所说,“明主不恶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颜之诛以直谏,是以事无遗策,功流万世”。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犯颜直谏,《论时政疏》如石沉大海,但是也没有给张居正带来什么麻烦,和以后的杨继盛、海瑞因上疏致祸相比,要幸运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