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版的藏文《甘珠尔》

在藏文《甘珠尔》的刊本中,有一种是丽江(云南)版^①,却往往 又以“理塘(四川省内)版”而为人所知。我于下文将来解释这一双 重名称。该版本无疑是我们目前知之甚少的一个版本。这一点可以 通过它甚至在西藏本地也只收藏有很少几部, 至今没有任何外国 西藏学家们得到过任何一册的事实来解释。因此,西藏学家们针对 这一版本所写的很少几段文字,都是以第二手资料为基础的,特别 是以德格、那塘和库伦版的《甘珠尔》目录为基础。这几段文字告诉 了我们以下基本事实:以蔡巴的《甘珠尔》为基础的丽江版《甘珠 尔》是在国王噶码·米庞索南饶塘的赞助下,由六世扎玛·噶旺曲吉 旺楚的主持而完成的(罗开什·阐德拉书,第183—184和196页; 贝达拉耶夫书,第340、342—343页;羽田野书,第2卷,第27页注 ⑦)。
然而,1978年仲夏,我在新德里停留时,由于我的同事和朋友 施密特的慷慨帮助, 我才得以研究一部用草体字写成的40页手 稿。这部手稿的原有标题已被磨损得不堪卒读了。其中由出自与抄 本剩余部分不同的手笔写成的说明,载第1页正面。我们可以作如 下释读:“陈那的珍言集《甘珠尔》目录,编于丽江土司,藏于理塘大 寺院。”我很快就浏览了这部手稿,并发现它并不是像封面上的说 明所认为的那样,是真正的目录。事实上,我于第43页中读到:“有 关本版本中收入的经文数目和卷数等之细节,都在《目录》中列举 出来了,我们于此就不再更多地论述了。”然而,这部手稿显得非常 珍贵,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直到那时为止,尚不为其他史料所 知的丽江版《甘珠尔》的许多宝贵资料。因此,我们拍摄了这卷手 稿,1978年秋,我返回巴黎时,便开始非常仔细地研究它,以期发现 更为详细的其他史料。
当我们于1979年夏再次前往新德里时,施密特先生出示了由 一名藏族人带到他家中的一册《甘珠尔》目录^②,使我们喜出望外。 这卷刊印的红丹字本共包括4节,其中两节用藏文所写,另外两节 则用汉文书写。
1. 藏文索引。共22页(每页8行字)。页边标题:左部是《目录》 并用藏文编页码,右部为《大藏经目录》,并以汉文编页码。对于作 者和时间,却没有提供任何具体资料。
2. 藏文题跋。共36页(每页8行字)。其页边标题:左部是《题 跋》,并以藏文编页码;右部是《大藏经序》,并以汉文编页码。作者 为六世扎玛·噶旺曲吉旺楚(1584—1630年)^③。时间为1614年。
3. 《三藏圣教菩提愿颂》。共3页(每页24行)。页边标题:正面 为《三藏愿颂》,拥有用汉藏文字编的双重页码;背面是藏文标题, 无页码。作者为丽江土司木增(诞生于1587年,1597年即位,逝世 于1646年)^④,其藏文名字叫作噶玛米庞则旺索南饶塘。其中未提 及时间。
4. 《三藏圣教序》。共6页(每页24行文字)。页边标题,正面为 《三藏圣教序》, 及用汉藏两种文字写成的双重编页; 背面为藏文 《题跋》,未作编页。作者为木增。其时代为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 八日这一佛觉纪念日。
我在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才得以确定,我于1978年读到的40 页手稿,仅仅为刊本藏文题跋的抄件。除了研究丽江版《甘珠尔》主 要史料的这卷目录之外, 我还掌握另一部至今尚未在研究本内容 时,被人使用过的著作。这就是《噶玛甘仓》,由司徒班钦曲吉琼那 (1699/ 1700—1774年)开始编写,并由其弟子贝洛则旺昆杰补充。 所以,我在汇集了研究丽江版《甘珠尔》的主要资料之后,便提议于 此编制年谱,并将这一版本纳入西藏《甘珠尔》的全部历史范畴中 来研究。
丽江的土司家族在历史上很早就与噶玛巴维持着非常密切的 关系。早在15世纪时,格雅朵旦曲贝益西的一名弟子支梅巴[曲贝 益西又是二世扎玛巴噶居旺布(1350—1405年)的弟子],便成为萨 塘国王的“帝师”(《贤者喜宴》第510页;《噶玛甘仓》第1卷,第 436页)。至于七世扎那曲扎嘉措(1454—1506年),他于1473年夏 从丽江土司处获得了一份大礼物(《贤者喜宴》第560页;《噶玛甘 仓》第1卷,第551页)。数年之后,在1485和1487年间,土司向扎 那七世发去了一封邀请函,但扎那似乎未对此作出响应(《贤者喜 宴》第578页;《噶玛甘仓》第1卷,第576页)。当他再次发出邀请 时,八世扎那米居多吉(1507—1554年)应邀到达丽江,被称为热振 巴丹洛,与其他札巴共同任土司的法师或喇嘛(《贤者喜宴》第677 页;《噶玛甘仓》第74—76页)^⑤。贝卧楚拉同样也告诉我们说,强秋 西年和俄阔琼饶南嘉二人, 都是噶玛陈拉居拉南嘉(1456—1539 年) 的弟子, 出任丽江土司的法师(《贤者喜宴》第621页)。在 1560—1566年间,四世甲蔡扎巴顿珠(1550—1617年)收到了萨塘 土司的一封信(《噶玛甘仓》第2卷,第142页),五世司徒曲吉坚赞 (1586—1657年)也受该土司邀请前往丽江,其时为1589—1603年 之间。1603年是九世扎那旺居多吉(1566—1603年)逝世的时间 (同上引书,第2卷,第254页)。1604年,监制丽江版《甘珠尔》的六 世扎玛(1584—1630年),首次获得了土司的一件礼物(同上引书, 第2卷,第262页)。据该书的汉文序记载(第4页),这是佛陀进入 菩提的日子,即万历四年(1608年)四月八日,木增土司开始将《甘 珠尔》付梓:准备底本手稿、雕版、召聚工匠和集中材料(在汉文中 分别称为“缮录”、“翻刻”、“鸠工”和“集材”)。次年,土司要求六世 扎玛把作为底本的已校勘的蔡巴《甘珠尔》借给他,以作为刊本的 底本,此人同意了他的要求(同上引书,第266页)。
在继续研究该版本的年代之前,我必须就蔡巴《甘珠尔》的问 题略作考释。因为它在西藏《甘珠尔》的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 其历史也很少为人所知。^⑥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两套西藏大藏经集《甘珠尔》和《丹珠尔》历 史的起源, 都要追溯到14世纪上半叶在那塘寺中完成的手抄本。 这主要是由于该寺的学者, 特别是冲丹日若及其弟子珠巴洛萨的 努力。蔡巴员噶多吉(又叫格瓦洛卓)令人在蔡贡塘编制了另一种 《甘珠尔》的抄本。当时的大学者布顿仁钦珠(1290—1364年)受邀 审阅这部《甘珠尔》抄本,他与格瓦洛卓共同对抄本作了校勘(《那 塘甘珠尔目录》第26页;山口瑞凤书,第1卷,第12页;五世达赖 喇嘛的《西藏王臣史》,第63页;图齐的《西藏画卷》,第630页)。但 布顿未曾修改3卷“旧译续部”,因为他怀疑其真实性(《那塘甘珠 尔目录》,第116页;山口瑞凤书,第2卷,第179—182页)。
这套手抄本《甘珠尔》后来被转移到了琼瓦达则,由于缺乏资 料,我暂时不能断定其时间。在两个多世纪期间,许多学者都为这 套《甘珠尔》作了修改和增补。如管译师熏奴贝(又叫益藏哲巴, 1392—1482年)、二世扎玛曲吉扎巴(1453—1524年)、七世扎那曲 扎嘉措(1454—1506年)、八世扎那米居多吉(1507—1544年),以 及宗楚萨迦坚赞等人。这部《甘珠尔》由此而变得很名震遐迩了,后 来还成了整个西藏的权威著作(《那塘甘珠尔目录》,第109页)。因 此,丽江土司希望得到这套《甘珠尔》的抄本,以作为其新刊本的底 本。
该部经文的藏文题跋证明了这一事实:许多学者,诸如一切智 者琼噶曲吉扎巴(即六世扎玛尔,1453—1549年)、管译师熏奴贝和 其他人都修订了蔡巴的《甘珠尔》,从中加入了一些注释并作了研 究。现在,蔡巴《甘珠尔》成了西藏独一无二的一宝,秦噶木(琼瓦达 则)摄政的崇拜对象。该地区的保护主——萨塘的宗教大法王“迎 请”这套《甘珠尔》,他为“众生的利益”而积极地去这样做。
后来,六世扎玛在短时期内整理待刊印的《甘珠尔》经文,(《噶 玛甘仓》,第2卷,第274页)。其藏文题跋具体解释说,六世扎玛尔 为了这样作,主要是依靠了巴俄祖拉陈瓦(1504—1566年)的统计 表(《贤者喜宴》,第30页)。
当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六世扎玛尔以及五世司徒曲吉坚赞 (1586—1657年)便应邀审阅《甘珠尔》,1614年的藏文《甘珠尔》题 跋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写成的(《噶玛甘仓》,第2卷,第254页,藏文 题跋,第31页)。
但直到天启六年(1621年)九月间,刊印工作才完成,其汉文序 的时间为同一年号的三年(1623年)四月八日,这一天是佛陀入菩 提的纪念日(同上引书,第4页)。此后不久,六世扎玛尔获得了丽 江版本《甘珠尔》的第1版(同上引书,第2卷,第286页)。^⑦
西藏在这些年间正经受着其历史上最动乱的时代之一。^⑧格鲁 巴派的教主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年),在固始汗(1582—1655 年)的蒙古军队的帮助下,获得了对整个西藏的政治和宗教权威。 这样一来,直到那时为止尚倾向于噶玛巴的丽江土司,于1640年 被蒙古军队击败(《青海史》,第38页;《霍尔教法史》,第535页)。 稍后不久, 固始汗的孙子之一达雅博硕克图或噶尔丹额尔德尼博 硕克图率其军队进入丽江,并夺取了待刊的《甘珠尔》雕版,它们已 由六世扎玛尔审阅并存放在理塘(《崴芒》,第538页)。这一事件发 生于1698年之前, 因为《黄琉璃》^⑨于这一年由第斯桑结嘉措 (1653—1705年)写成,它作为强巴林的一种宝藏而提到了由萨塘 土司完成的《丹珠尔》,其经文是根据蔡巴《甘珠尔》的目录而编制 的。
从此之后,这部《甘珠尔》便以理塘《甘珠尔》之名而著称,正如 我于本文一开头就已指出的那样。我对于这些待刊的《甘珠尔》版 被带到理塘之后的下落情况,不曾有任何资料。我在有关它们的问 题上所掌握的最新资料,出自雅克·巴科,他于1909年9月经过理 塘时尚见过它们。^⑩
在确定了丽江版《甘珠尔》和这些待刊版,被迁至理塘的年代之 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其内容了。^〔11〕当然,这里不是指 详细研究这套包括1000多篇文献的经文集。但我们将要看一下这 个版本的基本内容, 并从中得出它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刊本相比 较之特点。
从索引来看,这套《甘珠尔》除了包括我们于本文开头处就已 经分析了其内容的目录之外,还共包括108卷^〔12〕。
首先,正如我在翻阅那塘版《甘珠尔》目录时所获知的那样(第 82页;山口瑞凤书,第2卷,第1页)。《甘珠尔》的不同部分和章节, 根据版本不同而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安排。
1. 根据经文所属的乘之水平的递减顺序,续部(密教经典)属 于第一类;其次是经部,于其内部,大乘又居小乘之前;至于律部, 它位于《甘珠尔》之末。唯有北京版以及几乎为北京版之原文重刊 的卓尼版^〔13〕,才沿用这一顺序。
2. 在3个“法轮”的递增顺序中,各种经文都被认为是佛陀所 说的法。在此情况下,我就先从律部开始,由续部结束。丽江版本以 及德格、库伦、那塘^〔14〕和拉萨^〔15〕版本,都采纳了这种顺序。
然而,我还应该指出,就在经部之中,《般若婆罗蜜多经》、《大 方广经》和《大宝积经》的顺序,却根据版本不同而有所变化。此外, 在续部中,4类怛特罗始终都是以递减顺序编排的: 胜怛特罗、瑜 珈—怛特罗、行怛特罗和作怛特罗^〔16〕。
如果我们考虑其中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甘珠尔》的经部和 续部,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版本之间在经部内容上存在有重要 的歧异处。而某些小分歧点也是确实存在的。其中之一涉及到了13 种“新译”的位置问题^〔17〕。唯有这些译本才是由布顿仁钦珠的师傅塔 巴林巴尼乌坚赞根据巴利文而翻译的。在丽江版本中,这些经文都 被置于般若部之末了。沿用了这种分类法的德格版本,解释了在下 列术语中存在的13篇经文:“虽然新译经文不属于般若部,这些晚 期的译本均汇集于该卷之末,以便将之与其他译本区别开来。”(目 录第119页;酒井文第72页)北京版本以及卓尼版本同样也沿用 了这种编排。至于在那塘和拉萨的版本中,这13种经文都被置于 众经一类,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但我在续部遇到了《甘珠尔》不同版本中更多的歧异处。丽江 版本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在《甘珠尔》中存在有《净光明经》,它 是《时轮乘》的疏注文。该版本使用底本。该经文同样也包括在德格 版(第845号)以及库伦版本(它是前者的再版本,仅有某些增补 内容)的《甘珠尔》。据德格版目录的作者司徒认为,虽然该疏注文 属于《丹珠尔》,但由于它非常重要,所以它相当于佛陀自己的说法 (第157页;酒井文第81—82页)。这就是它被纳入《甘珠尔》中的 原因。该疏注文并未被收到其他版本中。
我现在要触及另一个重要观点。与其他各卷相反,第8a 节的 《陀罗尼》第17卷,并未被索引讲清楚。其中仅仅指出:“4类怛特罗 所有陀罗尼的经文集。”然而,由于这一资料,我们立即就会想到, 如同本集一样,载北京版的续部第18卷中的一篇经文,后来又被 移至同一部分开头处^〔18〕的Om 卷中。在北京版的《甘珠尔》中,该经 文是现今编作第1号者。它实际上是指布顿仁钦珠的一部著作,同 样也载其全集中(《东北大学西藏佛经目录》,第5170号)。据东北 大学目录的解说性题记(第32页)来看,这是“共有41代人的349 种有关经和怛特罗类的神咒或陀罗尼”。经文于第32—65页中提 供了其详细目录。虽然我们未掌握可靠资料,但丽江版的《甘珠尔》 第22卷中所包括的经文,肯定与由布顿仁钦珠编纂的这部陀罗尼 集相同。该集被排除在德格版以及库伦、那塘和拉萨版的《甘珠尔》 之外了。我们仅能在北京和卓尼的版本中发现之。
至于丽江版《甘珠尔》的第6节以《续集》中经文的编排法,它 几乎与北京版《甘珠尔》之编排相同,因而也与卓尼版相同。如果说 由丽江版的《甘珠尔》索引所列举的经文数目, 比北京版少近50 种,那么这里很可能是(正如经常出现的那种情况)由于索引没有 提到《甘珠尔》中包括的所有经文。与《甘珠尔》的这两种版本所共 有的编排相比,德格版《甘珠尔》在以下两点上则代表着一种不同 的编排:在最胜续部的行续类中,属于怛特罗(东北大学目录,第 368—416号)都被排在了属于《佛说大悲空智金刚大教五仪轨经》 类(同上引书,第417—423号)之前,而在北京和丽江版中的顺序 恰恰相反(北京版的为第10—15号,丽江版为354—359号;北京 版的《大教五仪轨经》为16—62号,丽江版为第360—403号)。
第二点岐异处涉及到了作怛特罗(怛特罗共被分成的4大类, 这是最后一类)的编排问题。
在这一类中,德格本《甘珠尔》(《东北大学目录》,第502—808 号)表现了一种与其他所有版本都完全不同的编排。
这两点岐异处肯定反映了在有关怛特罗问题上, 有一种理论 观点的差异。无论这一问题意义多么重大,但它却超越了本论文的 范畴,我于此仅限于提及它。^〔19〕
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而言, 我们可以像司徒本人于其目录中 所指出的那样(第109和111页)而认为丽江版的《甘珠尔》曾作为 德格版的底本使用过。然而,司徒对其版本作了某些修改,其最重 要的内容如下:
1. 在经部中,《般若经》部分出现于这一部分之末,而不是介于 《般若经部》和《大方广经》部之间。
2. 在续集部,行怛特罗类的《大教五仪轨经》与《苫跋罗》两种 经文的顺序颠倒了。行怛特罗类中的所有怛特罗,也以不同的方式 作了编排。
3. 其真实性受到质疑的旧译续部的3卷都被删去了,然而,它 们稍后被姜旺钦则旺保(1820—1892年)收入到德格版的《丹珠尔》 中了。^〔20〕
4. 包括由布顿仁钦珠编纂的陀罗尼集的第22卷被删去了。
如果我们现在把丽江版与北京版进行一番比较, 那么我们一 眼就会看出相当明显的差异。北京版《甘珠尔》中的经部和续部的 编排顺序,与丽江版相比是颠倒了。北京版包括《净光明经》。但在 两种版本中还有其他共同的因素。首先,它们都包括由布顿仁钦珠 编纂的陀罗尼。怛特罗的编排在这两种版本的《甘珠尔》中几乎相 同。
正如我上文已提到的一篇文章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1410年 的北京版所使用的底本抄件,可能是根据1300年左右完成的那塘 古抄本的一种手稿。此外,我们于本文开始处已看到,丽江版主要 是以蔡巴《丹珠尔》手稿为基础的,该手稿是由贡噶洛卓令人以那 塘本为底本而制作的,后来又经其他学者作过修改。因此,如果研 究一下北京和丽江的两种版本之异同, 系直接出自在它们各自的 母本中就已存在,还是出自其间的其他因素,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今所掌握的文献,均无法使人了解那塘和蔡 巴《甘珠尔》^〔21〕手稿的构成,这两种版本都是14世纪的文集。我们希 望能够搜集这一对于藏文《甘珠尔》的形成史至关重要问题的足够 文献。对于抄本和刊本藏文《甘珠尔》的研究非常复杂,其复杂性本 身就足以使人从不同角度来接触这一问题。我打算在未来的一篇 著作中,对于现今所知的全部刊本《甘珠尔》进行一番研究,如北 京、卓尼、丽江、德格、库伦、那塘和拉萨版,其中最古老者可以追溯 到公元14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