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前,围绕如何划定特区范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兴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创举,在中国,乃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先例。因此,如何才能办好特区,范围划得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谁也没有经验...[继续阅读]

    在1978年7—9月间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再次提出了他的“价值规律”观点,并强调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也提出应该为长途贩运平反、利用市场搞活流通等意见。主持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继续阅读]

    正当举国上下载歌载舞迎接20世纪80年代到来的前夕,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对自己设计的日本经济“十年倍增”规划获得成功津津乐道,然后问邓小平: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提问...[继续阅读]

    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中央决定停止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面的扩大,以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进入巩固阶段。扩大企业自主权即“放权让利”的基本内容是:企业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的需要制定补充计划...[继续阅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存在着五种经济形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的国营经济、资本家所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集体所有的合作经济(又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国家与私人联合所有的...[继续阅读]

    1981年6月27—29日,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前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继续阅读]

    从1981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从强调平衡发展到确立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新中国...[继续阅读]

    1982年新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发布[1982]1号文件,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的发布,立刻在全国广大农村激起了最热烈的反响。因为它以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彻底解除了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最后一道“...[继续阅读]

    当改革大潮刚刚涌起的1979年,中央就顺应形势,及时地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内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张劲夫担任组长。当年12月,研究小组就拿出了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继续阅读]

    改革的大潮波及全国,迫切需要一个不仅是专门规划、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计划,而且还能够超脱地方、部门的利益和局限,指导和协调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权威机构。体改办作为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是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任的...[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