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继续阅读]

    1980年8月26日,刚从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一座城市的深圳,突然响起了一片“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夏日蓝天下的这阵喜庆声响无遮无挡地飘向深圳河对岸,引起香港人的一片惊诧。原来,就在这一天,叶剑英元帅亲自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阅读]

    在经济特区正在破茧而出,对外开放事业有了一个良好开篇之时,广大农村仍在改革的漫长道路上摸索前进。1月11日—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这是一个波澜起伏的会议。杜润生指定安徽农委的周...[继续阅读]

    在农村改革的关键时刻,当“包产到户”改革在争论中遭遇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说话了。根据万里1994年的回忆,邓小平开始没有表态。万里从安徽来京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马上公开表示支持。就在...[继续阅读]

    6月19日,就在邓小平公开发表讲话后19天,赵紫阳写信给万里并转胡耀邦,信中说到,目前正当夏种夏收的大忙季节,部分县、社在所有制、责任制上仍在变动。如包产到户问题上,有的正在继续扩大,有的又布置立即纠正,致使这些地方人心...[继续阅读]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波及城市,因此被称为继革命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包围城市”始于开放城乡农副产品市场,城里人初尝农村改革成果。1978年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四川大竹县召开全国集...[继续阅读]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针对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问题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同时主张给企业一点权力、一点机动、一...[继续阅读]

    1977年11月,人称“钢铁帝王”的日本新日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访问中国,向李先念副总理提出了协助中国建造大型钢铁厂的动议。同月,冶金部制定振兴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十年规划,提出了在上海建一个年产500万吨钢的现代化大型炼...[继续阅读]

    从1978年开始,国家分别在一些省市进行了局部的财政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式有“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增收分成,收支挂钩”以及“固定比例包干”等,但在财政管理体制上长期形成的统收统支仍占主导地位。这种体制由于中央统得太...[继续阅读]

    198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到中央工作,调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原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接替两人的职务,主政广东。任仲夷在辽宁时因平反轰动中外的...[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