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戴震也是清代较早对《小尔雅》进行研究的学者,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书〈小尔雅〉后》一文中。此文收于《戴震集》,亦收于《戴震全书·东原文集》。本节引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戴震集》。
《小尔雅》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载有《小雅》一篇,此书已亡佚。现存《小尔雅》见于《孔丛子》第十一篇,后抽出单行。对于《小尔雅》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孔丛子》的作者孔鲋所著,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等都持此论断。但是由于经宋元以来学者考证,《孔丛子》本是伪书。因此到了清代,许多学者对于《小尔雅》的真伪提出疑问,首先提出怀疑的就是戴震的《书〈小尔雅〉后》一文。
戴震认为《小尔雅》“大致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也”,也就是说《小尔雅》是后人经过拼凑而成的,是一部伪书,并非孔鲋所撰。戴震主要是通过《小尔雅》中的一些具体的例证来论述,共有6例。
如《广器》:“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正方二尺。”戴震认为《小尔雅》“正鹄之分未之考矣”。戴震的意见是对的。莫栻也同意戴震的看法,他在《小尔雅广注》中说:“《诗》‘终日射侯,不出正兮’,朱传:‘大射则张皮侯而设鹄,宾射则张布侯而射正。’又《射礼仪》:‘循声而发不失正鹄。’《中庸》:‘失诸正鹄。’注皆作‘画皮曰正,栖皮曰鹄’。则正是正鹄之鹄,历有明证。此云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则正鹄之分未之考矣。新安戴氏东原驳之良是。”其实莫栻所言也未当。今按,《诗经·齐风·猗嗟》:“终日射侯,不出正兮。”朱熹注:“正,设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鼎部》:“正,本训当为侯中也,象方形,即曰从止,亦矢所止也。”也就是说“正”是“侯”的中心,而“鹄”是“正”的中心,也就是箭靶中心的中心,此文当为“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正,正中者谓之鹄”。
又如《广度》:“四尺谓之仞。”戴震云:“四尺谓之仞,则筑宫仞有三尺,不为一丈,而为及肩之墙矣。”按《说文·人部》:“仞,伸臂一寻,八尺。”《广韵·震韵》:“仞,七尺曰仞。”陆德明《释文》:“七尺曰仞。”《仪礼·乡射礼》:“杠长三仞。”郑玄注:“七尺曰仞。”《汉书·食货志上》:“有石城十仞。”颜师古注:“应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八尺曰仞,取人申一臂之一寻也。’”清代陶方琦《说文仞字八尺考》云:“许君所用周尺也,故主八尺之说。郑君用汉尺也,故主七尺之说。《汉书·食货志》应劭注谓五尺六寸曰仞,似汉末之尺。”[1]也就是说,古代“仞”有八尺、七尺之说,是因为不同时代“尺”的长度是不同的。因此戴震怀疑《小尔雅》所谓的“四尺谓之仞”,当时汉魏之后的尺寸,非指秦汉时长度,是很有道理的。
再如《小尔雅》:“浍深二仞。”戴震曰:“无异洫深八尺矣。”对此,李开分析甚详,他说:“一个方面《小尔雅》仍把每仞说成四尺甚明,又把一般的水沟‘浍’与田间的水沟‘洫’混为一谈,《小尔雅》不明先秦田制甚明。‘洫’是古代井田制田间的大水道。《说文·水部》:‘洫,十里为成(按:成是古代土地区划名,指十里见方之地,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古代井田制中的成与成之间的水道洫为八尺深(非二仞),洫也有区划作用,非一般的水沟‘浍’甚明,一般的沟浍是难以有什么明确的规定的。《尔雅·释水》:‘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周礼·地官·稻人》:‘以浍写水。’郑玄注:‘浍,田尾去水大沟。’《荀子·解蔽》:‘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蹞步之浍也。’章诗同注:‘浍,小沟。’‘洫’在上古一直是井田制中的田间水道的专称,作为一般的水沟讲,大约在东汉以后。《后汉书·鲍昱传》‘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灌田倍多’,李贤注:‘洫,渠也。’上古还有‘田洫、井洫’的说法,均可证‘洫’乃井田水道。《左传·襄公十年》:‘子驷为田洫。’杜预注:‘洫,田畔沟也。’宋王安石《洪范传》:‘土言稼穑,则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为械器,皆可知也。’《小尔雅》云‘浍深二仞’,确有混淆浍、洫之嫌,于先秦仞之长度也龃龉不合。”[2]
除此之外,戴震还列举了《小尔雅》中的其他与先秦旧制不合的例证:
《广量》曰:“豆四谓之区,区四谓之釜。”本\〖诸\〗《春秋传》“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下曰\〗“釜二有半谓之薮”,本《聘礼记》“十六斗曰薮”。“薮二有半谓之缶”,此句无本。“缶二谓之钟”所谓陈氏新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者。齐旧量,盖先王之制,区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钟六斛四斗。陈氏从而诡更之,釜登一区则八斗;区登一豆则二斗;豆登一升则五升;而钟实八斛。兹用旧量之豆、区、釜,用新量之钟,两法杂施,显相剌谬。
戴震认为《小尔雅》的钟量之数,“豆四谓之区,区四谓之釜”是齐国旧量,而又说“缶二谓之钟”,是用田陈氏新量,所以戴震批评《小尔雅》是“两法杂施,显相剌谬”。因此戴震认为《小尔雅》是“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也”。
对于戴震的观点,后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胡世琦在《复洪稚存太史论〈小尔雅〉书》中对戴震所举之例逐条进行驳正,认为《小尔雅》“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正方二尺”,“此必先秦经师相传之古义,自郑康成以前未之或易也”;对于“四尺为仞”,胡世琦认为“先儒论仞尺寸之度,各有不同,合之经义,皆有可通有不可通”;而对于“薮二有半谓之缶”,胡世琦认为“《小尔雅》本作‘薮二谓之缶’,‘有半’二字乃缘上句相涉而衍,为传写之讹”等等。最后胡世琦认为“《小尔雅》晰其义例,探其旨归,自确然信其为古小学遗书”[3]。
然而段玉裁在《与胡孝廉世琦书》中虽然赞叹胡世琦的《小尔雅义证》“真《小尔雅》之功臣也”,却又非常赞同戴震的意见,说“东原师之学,不务博而务精,故博览非所事,其识断审定盖国朝之学者未能或之过也。其云‘《小尔雅》一卷,大致由后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学遗书。其解释字义,不胜枚数以为之驳正,汉代大儒不取以说经,王肃、杜预、枚赜奏上之《古文尚书》孔传,颇涉乎此’。此固沈潜诸大儒传注,确有所见之言,恐非吾辈所当轻议者”,并详细分析了戴震所举“仞”条,云“东原师意谓《汉志》所载者乃真《小尔雅》,今入于《孔丛子》者,则后人所为”[4]。《四库全书总目》也说“汉儒说经,皆不援及,迨杜预注《左传》,始稍见征引,明是书汉末晚出,至晋始行,非《汉志》所称之旧本”[5]。
总之,戴震对《小尔雅》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虽然一些观点受到后人的质疑,但他第一次提出了许多研究《小尔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后代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尔雅》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