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以前《尔雅》研究

《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编纂的词典,也是最早的训诂学专著。对于尔雅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古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刘歆《西京杂记》认为《尔雅》是周公所作,郑玄认为《尔雅》是孔子门人所作,张揖在《上〈广雅〉表》中说:“(周公)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疑莫能明也。”^[1]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观点是,《尔雅》大约是在战国末年由齐鲁儒生编撰的,后人又对其进行了不断增补^[2]。
《尔雅》分《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计十九篇,所收词语和专用名词共2091条,4300多个词。其中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是对一般词语的训释,后面十六篇是对各类事物的分类解释。《尔雅》是先秦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训诂学的诞生。《尔雅》不仅在阅读先秦两汉古籍、辨识名物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代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创了雅书的编著体例,是历代雅书之源、辞典之祖。
《尔雅》产生后,由于其内容与经典文献的解释密切相关,因此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成为注释先秦文献的重要依据。从汉代开始出现了对《尔雅》进行注释的著作。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在郭璞之前有汉魏五家注:“犍为文学注三卷,刘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孙炎注三卷(音一卷)。”^[3]此汉魏五家注现今都已亡佚不存,但在古代典籍中仍有不少加以引用,如《荀子》杨倞注引郭舍人注、《史记》司马贞《索隐》引樊光注、《周礼·天官大宰》贾公彦疏引李巡注等等,另外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中也有相关辑佚本,可以参考。汉魏五家注对后世注释《尔雅》有着重要影响,开启了注释《尔雅》的先河,为研究和注释《尔雅》奠定了基础,如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宋代邢昺的《尔雅注疏》等都对汉魏五家注多有引用。由于汉魏五家注离《尔雅》产生的时间较近,可以得见《尔雅》古貌,因此对后世《尔雅》传本的校勘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尔雅》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郭璞博学多才,好经术,除了注释《尔雅》之外,还对《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等文献进行了注解,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训诂资料。这些注释不仅对中国注释学、训诂学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而且对汉语词汇史、辞书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郭璞在《尔雅注序》中明确指明了《尔雅》的作用:“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4]郭璞通过汇集旧说、征引文献、以今释古、援据目验等方法为《尔雅》校勘文字、疏证词义、注明音读、阐明体例,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郭璞的《尔雅注》成为后代学者研治《尔雅》不可或缺的注本,如宋代邢昺的《尔雅注疏》,清代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等,大都是在郭璞《尔雅注》的基础上对《尔雅》进行补充、疏证的工作。当然,郭璞的《尔雅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说解较简,很多词义注明“未详、未闻”,词义的解释也有不甚妥当之处,等等。但瑕不掩瑜,这些不足都不能掩盖郭璞《尔雅注》在中国雅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尔雅注》之外,郭璞还著有《尔雅音》《尔雅图》,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说:“别为《音》《图》,用祛未寤。”^[5]但惜已亡佚。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载,在郭璞之后,梁陈时期对《尔雅》进行研究的还有梁代黄门郎沈旋《尔雅集注》、陈博士施乾《尔雅音》、陈国祭酒谢峤《尔雅音》、陈舍人顾野王《尔雅音》等,但他们的著作也已亡佚,仅存零星佚文。从佚文看,“其主要价值是给《尔雅》注音,帮助研读《尔雅》。注音方法有直音、有反切。……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音切不仅对研究六朝语音有重要价值,对研究上古至中古语音的发展演变也有重要价值”^[6]。
唐代注释《尔雅》影响最大的是陆德明的《尔雅音义》。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尔雅音义》是陆德明代表著作《经典释文》中的两卷。陆德明能够广搜异本,博采众说,对《尔雅》进行注音、校勘、释义,保存了《尔雅》大量的异音、异字和异义,对研究汉唐期间语音、文字、词义的变化具有重要语料价值,同时也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尔雅》提供了宝贵资料,清代学者注疏《尔雅》就常加引用。但是由于陆德明《尔雅音义》重罗列而轻辨析,因此对于众多的字音、字形往往不加断语,让人不易辨明是非,这是其不足之处。另外还有裴瑜的《尔雅注》五卷、《尔雅音》一卷,但皆已亡佚。
宋代是训诂学的变革时期,一反唐代“疏不破注”的保守做法,往往能够创发新义,而且此时古音学开始萌芽,出现了“右文说”,注意到声音和意义的联系,这些都对《尔雅》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邢昺的《尔雅注疏》是宋代对《尔雅》及郭注进行疏证最有影响的著作,后被收入唐宋《十三经注疏》,共计十卷。邢疏的主要内容分三个方面:一、对郭注进行疏释说解,并补充大量的文献例证;二、阐述经文和注文的体例;三、校勘经文和注文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邢疏在说解《尔雅》词义时已经注意了词的音义之间的关系,如《释诂》:“嵩,高也。”邢疏:“《释山》云:‘山大而高,崧。’嵩、崧音义同。”^[7]这也就是清人所提倡的“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在邢昺《尔雅疏》中已经有较为广泛的使用。黄侃亦曾总结邢疏说:“以愚观之,有三善焉:所以新疏纵行,邢疏仍不能庋阁也。一者,补郭注之阙。二者,知声义之通。三者,达词言之例。”^[8]从中国雅学史的角度来看,《尔雅》邢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校勘文字、疏通经注、训释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为后世研究《尔雅》提供了重要参考。不可否认,邢疏也有不少失误的地方,清代学者对此多有贬抑,如邵晋涵《尔雅正义序》云:“邢氏疏成于宋初,多掇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间采《尚书》《礼记》正义,复多阙略。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取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9]这样的评价其实与邢疏本身并不十分切合。《四库全书总目》从引用书证的角度对邢疏进行了客观肯定的评价,说:“昺疏亦多能引证,如《尸子·广泽》篇、《仁意》篇,皆非今人所及睹。其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于陆氏《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复旁搜,此亦唐以来之通弊,不能独责于昺。”^[10]因此,对于《尔雅》邢疏,我们要站在中国雅学史的高度上对其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有所偏颇。
宋代对《尔雅》的研究,除了邢昺《尔雅疏》之外,还有北宋陆佃的《尔雅新义》和南宋郑樵的《尔雅注》。据《宋史·艺文志》记载,陆佃《尔雅新义》共二十卷。陆佃(1042—1102),字农师,号陶山,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受学于王安石,与王子韶修定《说文解字》,“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11]。顾名思义,《尔雅新义》以创发新义为宗旨,其中有不少独到见解,但其治学受王安石的影响,创发新义而证据不足。对于此书,后人多所批评,如黄侃《尔雅略说》云:“惟其说经纯乎傅会,展卷以观,令人大噱。”^[12]当然《尔雅新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如清代孙志祖在《尔雅新义跋》中说:“农师之学,源于荆公,说经间有傅会,然其博洽多识,视郑渔仲注实远过之。且其所述经义,犹是北宋旧本,可以正今监本之讹谬。”^[13]从内容、版本、校勘等方面肯定了《尔雅新义》的价值。
郑樵(1103—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著《尔雅注》三卷。此书是南宋《尔雅》研究的代表著作。《尔雅注》注释虽简略,但内容较为全面,包括注音、释义、校勘补正等内容,并对释词和被释词之间的通假、古今等关系予以揭示。对于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樵)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文似简略,而绝无穿凿附会之失,于说《尔雅》家为善本。”^⑥对郑樵的《尔雅注》颇为推许,但黄侃《尔雅略说》对此有不同看法,云:“郑渔仲之书,《四库提要》颇左袒之,称其于《尔雅》家为善本。……又称其注中之善者,盖皆常义,又多因袭。不过在宋世《尔雅》家,尚为佳书耳。”^[14]周祖谟在《重印〈雅学考〉跋》中也说:“庆历以还,汉学日荒,异说间作。或废书不观,别创字说(如王安石、陆佃);或寻绎陈编,自标新解(如程颐、朱熹)。随文附义,不核名实,望形生解,骋其玄想。雅学至此,几于费坠。其能不溺于俗,不违于古,而别有发明者,惟郑樵《尔雅注》一书而已。”^[15]这些评价是颇为允当的。
元、明时期研究《尔雅》的著作较少,主要有胡炳文的《尔雅韵语》,薛敬之的《尔雅辨音》、陈深的《尔雅解诂》《尔雅注释》等,影响不大,有些已经亡佚,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