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创业史》计划写四部,仅完成两部。第一部于1953 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先以《稻地风波》的名字在《延河》1959 年4 月号上开始连载,每期两章,刊至8 月号。经过修改后,该部被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在1960年5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创作该小说的目的是表现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等问题。柳青想通过对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的描写来探讨这些问题。“文革”前,柳青还创作出了第二部第1 至25 章的初稿,其中的《梁生宝与徐改霞》两章发表在1964 年1 月25 日出版的《收获》杂志第1 期上。“文革”中,第二部的创作被迫停止。1976 年,柳青在病床上对第二部的第1 至第13 章进行了修改,将其作为上卷于1977 年6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部的下卷从第14 章开始,原先写到第25 章,后来又写了3 章,即写到28 章,作者只对第14 至第17 章进行了修改,就溘然长逝了,最终没能完成《创业史》四部曲的写作。第14 至第17 章后来在《延河》杂志上刊载。再后来,柳青女儿刘可风从第二部下卷的第14 至第28 章中选择了第19、20、21、23、25 章后寄给《人民文学》,1978 年第10 期的《人民文学》只发表了第20、21、23、25 章,第19 章未发表,当期的编者按指出,柳青在病床上完成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14 章至17 章的修改工作,14—17 章在《延河》上刊载,第18—28 章因病故未加工修改。第二部下卷创作于“文革”前后,所以深深印着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第1—17 章和第18—28 章各成体系,前后缺乏必要的连贯性1。下卷于1979 年6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创业史》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的事情,具体而言就是写1929 年,陕西大旱,颗粒无收,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的二茬光棍梁三大步流星地穿行在女性灾民群中。梁三妻子新丧,大家明白他的目的。果不其然,梁三将女灾民宝娃母子领进了自己的草房院。梁三后来将宝娃的姓改为梁姓,起名为梁生宝。梁生宝从小就非同凡俗,13 岁当长工时,就用工钱换回一头小牛犊,他把牛犊牵回家后,使梁三都惊呆了。梁生宝18 岁时,他又独自租种了18 亩稻地,创业的劲头,超过了父辈。新中国成立前夕,梁生宝为了躲避国民党溃兵抓壮丁,逃进终南山,成了不敢见天日的“黑人”。新中国成立后,蛤蟆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地主吕二细鬼、富农姚士杰都被斗倒了,梁家分到了十多亩稻地。梁生宝也当了民兵队长,并且入了党,他完全忙碌在建立互助组的事务中。但富裕中农郭世富却和梁生宝的互助组对着干,村主任郭振山也把希望寄托在富农和中农身上。富农姚士杰于是给贫苦农民偷放高利贷,郭世富这时候也要和贫雇农进行“和平竞赛”。村主任郭振山已经失去了控制这种局面的能力。在此形势下,梁生宝成了互助组和贫雇农的主心骨和带头人。为了推行一年稻麦两熟的丰产计划,梁生宝到郭县为互助组去买百日黄稻种。为了筹集生产资金和度过春荒,他组织互助组组员深入到终南山里割竹子。这些举措,打击了自发势力的气焰,稳住了互助组的阵脚,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梁三老汉却不理解梁生宝的所作所为。只有团员徐改霞倾心于梁生宝,梁生宝也暗恋着徐改霞这个美丽的姑娘。但徐改霞在郭振山不怀好意的鼓励下,离开了蛤蟆滩,到北京当工人去了。秋天,梁生宝的互助组获得了大丰收,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也提前完成。郭振山的所作所为使他威信扫地。梁生宝到县里参加培训归来后,又成立了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灯塔社。梁生宝的创业成功了,梁三老汉也服气养子了。
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上卷贯彻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必须确保政治上正确,并及时阐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作家让小说中的人物说了一些毛主席的名言、诗句、指示。比如“真是个‘江山如此多娇’,真是个‘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他想起毛主席从前的一句著名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其实,按照正常规律,小说中的人物应该不具备这样的说话能力,但他们动不动说出了此类话语,这是不符合他们本身的性格逻辑和思想水平的,自然也就经不起读者的推敲。这种情况在下卷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下卷续写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和巩固的过程,侧重表现了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心理上的变化情况。
柳青计划在第三部里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在第四部里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直至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但由于他突然去世,这两部未创作。
《创业史》第一部在《延河》杂志刚刚连载完,1960 年7 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三次文代会的时候,周扬、茅盾等对该小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这给柳青带来极大的声誉。在此后的三四年里,评论《创业史》的文章见于全国最重要的政府机关报及主要的学术刊物,很多地方也召开了讨论该小说的座谈会。《创业史》之所以能收获一系列赞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塑造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在对“新人”形象的塑造上,成就非凡。这一点也是人们争议的焦点。在小说发表之初,评论普遍高度赞扬了作者对“新人”梁生宝的成功刻画,认为“《创业史》当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对于读者最富感染力和教育意义的,应当说首先是那些正面人物的形象,或者说,首先是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我们时代的光辉思想和品质的先进人物的形象”,“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1。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新人”梁生宝的评价是建立在人物所体现的政治高度和思想高度上,而不是艺术表现力上。这些评价看中的是梁生宝的精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情况。当然,在赞誉“新人”梁生宝的时候,也有赞誉梁生宝之外的其他人物的观点,比如郑伯奇在称赞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一言一行”都“充分表现出他们的身世、性格和内心活动”时,又具体分析了梁三老汉和郭振山两个人物。2 朱寨认为“在《创业史》塑造的许多成功的艺术形象中,我认为郭世富这个形象,应该受到重视”3。严家炎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中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4。严家炎还进一步总结了柳青塑造梁生宝形象时的“三多三少”:“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三多’未必是弱点(有时还是长处),‘三不足’却是艺术上的瑕疵。”严家炎的观点遭到了一百多篇文章的批驳,甚至作者柳青也撰文予以驳斥。邵荃麟在《文艺报》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道路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凖的小说)是不够的。”在1962 年的大连会议上,邵荃麟再次表示“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郭振山也是典型人物”1。后来,《文艺报》发表了《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么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一文,一些人将“人物”问题上升到“反动”“革命”“斗争”的高度,使人物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总之,《创业史》“这部作品,是部深刻而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作品,是一部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所有制以后所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作品”2。在“十七年”文学,特别在农村题材中,《创业史》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与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是分不开的。尽管《创业史》并不完全是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的反映,但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真实。它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首先是以徐改霞为代表的正面女性形象。从徐改霞的身上可以看到不同时期女性解放的相似点和延续性。无论对爱情、对事业,她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另外,以素芬为代表的另类女性类似于传统文化中狐仙型女性形象,她们具有淫、媚、诱的外在形象特征,但此类女性不是传统意义上“恶”的化身。其次,小说成功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郭士杰、郭振山等一批男性农民的形象。特别是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已排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型形象行列。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农村中的英雄典型,他有胆有识,有气魄,有实干精神;他勤劳、朴实、善良;他公而忘私、勇于牺牲个人利益;他讲原则、重情感……这些都使读者倍感亲切可爱。梁三老汉是书中写得最凝重最精彩的人物,作者没有单线条勾勒他,而是深挖精凿,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了他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了他鲜明感人的多重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最有深度、最能显示作者艺术潜能的不可多得的中国老农的形象。《创业史》的艺术成就除了体现在主题深刻和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等之外,还有很多方面: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具有史诗风格;叙事方法上善于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书写人物的生存成长史,善于把个人的命运与家族、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充分昭示了柳青雄浑而劲健的艺术风格;语言质朴而凝重,恰到好处的抒情段落,好似警句格言一般留在读者的记忆中,实为现代文学中的精品。但《创业史》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较大,修改主要是围绕梁生宝的形象问题、农民问题、素芳形象的再塑造问题进行。从初版本到再版本,作者也进行了修改,主要围绕路线斗争以及性、爱的删改两个大问题进行。主要修改动因是对“文革”前的“错误”进行“纠正”。可以说,从《创业史》初刊本到初版本,再到再版本,柳青一次又一次地与主流意识形态妥协,一次又一次地按照主流思想的写作标准进行修改,呈现出的他的主体意识在慢慢流失、异化及至最后丧失的情况。这也使他盲目地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各种荒谬的理论和政策,导致了他的政治思想、创作思路不断地发生着变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