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词序》
2020-12-04

见于贺铸《东山词》。《东山词》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清鲍廷博校清抄本、《彊村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钟振振校注本。张耒不以词著名，无词集，其传世词作，赵万里曾自《乐府雅词》等辑得6首。但张耒在这篇词序中所表达的词学观点却很值得注意。

首先，该序提出了“天理性情自然”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余，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与《毛诗大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儒家诗教有关，其要点在强调诗词是人的情性的自然流露。张耒是苏轼的弟子。苏轼论文艺，提倡“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的“自然”说；《东山词序》的“自然”说，就是由《诗大序》及苏轼的有关观点发展而来。

其次，从“自然说”出发，该序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有关歌词的价值论问题：“或者讥方回好学能文，而惟是为工，何哉？余应之曰：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北宋时期，正是一种适宜产生道学文化的气候，文人们已经开始为中国文化的向下滑落而感到担忧，作为先行者的哲学家如二程们连老杜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都要说上一句“如此闲言语，道他作甚”，至于艳丽小词，则更是要不得的东西。但张耒则以《诗大序》及苏轼评论诗文的“自然说”用于评词，直接了当地把“粉泽”“盛丽”“妖冶”等在时人看来多少有点问题或至少也不宜提倡的东西，也说成是“天理之自然”“性情之至道”，是“虽欲已而不得”“不自知”“不可胜言”，从而在理论上为小词存在的合理性，找到了比较有力的依据。这种词学价值观有着深刻的“二重性”——一方面，这一观点提高了小词的地位，既然小词与“思无邪”的“诗三百”同样是情性的自然产物，那么，“惟是为工”地去作那些对社会人心并无益处的小词就有了一种合理地存在的理由，这对词学的繁荣及词艺的提高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对整个北宋社会的腐化之风起到了至少是附和的作用。文学虽然并不是决定一个社会兴衰的主要力量，但这并不表明文学对于社会风气就并无责任。

张耒作此序的时期（约为绍圣元符间，1100年前后），表面上歌舞升平、繁华奢侈的北宋社会，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王安石、二程、司马光、苏轼等大思想家无不痛心疾首，都努力为挽救这一危机而试图开出并希望最高统治者能采用自己的药方，并因此导致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激烈冲突，但此时的词作家们，除了王安石、苏轼等极少数先知有所预感似地在怀古吊亡或独唱雄风外，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粉泽妖冶”，在遣兴娱宾，在点缀升平，在留连山水，在应制祝寿，或者至多也是在抒发一己之情志；而此时的论词者，亦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王、苏的那些“非主流”词作。苏轼“矫首高歌”的词作，除了本人之外，即使是包括张耒在内的“苏门四学士”，也没有给予相应的好评，张耒这篇词序所表述的“自然发生论”，正是这一历史现实的曲折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