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1927年左右,笔者有幸聆听了J·巴科的授课,其内容是解释关
于5名霍尔人对高地亚洲北部考察的一篇藏文文书。巴科根据自
己的习惯,亲自翻译和诠释了该文献,这既是为了他个人使用,也
是为供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聆听他授课的青年毕业生学习。当时
仅仅留下了一些为数不多的空缺,需要有补充资料,并承认难以理
解文书中某些极不明确的结构。巴科利用手头的《达斯大辞典》以
及在他的卡片“格西”的启发下,始终都满腔热情,回答所有的问
题。但他从不向我们掩饰,对诠释文献困难程度的怀疑态度①。
实在说,从藏文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份文献及其外来名词表是
比较简单的。但它却没有完全使我们避免古典时期之前的藏文中
习惯性的隐晦。相反,同一篇藏文文献又向我们的少数高地亚洲专
家们,提供了一篇引人入胜的读物:真正的谜就隐藏在这里。我今
天正是针对这一问题, 而提出某些肤浅的看法以纪念玛塞尔·拉
露,她曾与我们一起勤勉地听过这些课,并从此便使人对她的崇高
的学者品德赞赏不已。
首先,我们应该像过去一样而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我们的文书是怎样形成的呢? 它是否确实是5名霍尔人的真实报
告呢? 即他们是否向君主提供了有关居住在北方的国王(更确切地
说应该是一些部族)的一系列机密情报呢? 本文书是否是向我们提
供的原来用霍尔语讲述或撰写的原始报告的藏译本呢?
最后,它是否是对一篇霍尔语文书的藏文编译本呢? 而这种改
写又程度不同地失真,没有任何政治现实意义呢?
如果我们排除了假设(而且也没有任何根据),即认为5位霍
尔人被吐蕃人阻截,被迫亲口作报告,而他们的报告又同时被翻译
成藏文。我们只要承认报告确实是用霍尔语(也就是某种突厥语)
写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尽力更好地诠释文书了。因此,我们是否
应该提出,我们今天的藏文文书是根据原突厥文而逐字翻译的呢?
肯定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杰拉尔德·克洛松先生的观点,
因为他不承认我们的文献是直接自突厥语译出的。但我也不能苟
同, 他在推测直接译文必须以在藏文文献中具有要明确得多的突
厥名词为前提,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家也完全有权利联想到一
种中介汉译本时,所提出的论据②。
据笔者认为,突厥名词的藏文对音(除了由抄写者造成的明显
错误之外)是无可非议的。它受藏文音节的语音体系支配,因而改
变了非藏文词的外来记音(我将于下文再回头来论述这个问题)。
出于同样的原因,根本谈不到过渡性的汉译本,该报告中的突厥文
名词的拼写法,与作为外来名词对音的汉文体系是不相容的。
但我们对现有的藏文文书的研究如何了呢? 它是否没有向我
们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资料呢?
然而,该文献如同一篇文学作品一样,有一个用硃笔写成的标
题。巴科译作《居住在北方的国王和部族状况》,但我提出了一种更
为直接的译法《居住在北方的所有国王之书》③。文书的固有内容之
前是5位霍尔使者所写的原文, 他们是从前由霍尔国王派遣前往
考察北方王统④。我这一次又提出一种略有差异的译法:“《由从前
根据霍尔国王的命令而被派去考察北方王统的5位霍尔人所写的
报告》,摘自保存在档案中的一卷写本。”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部包括有一个考察团报告⑤的著作。相
反,此书不是由5位霍尔人所写,他们无疑都是优秀的侦察员和卓
有成效的间谍, 但仍是文盲。此外, 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phyag-
sbyal 应译作“固有状态”还是“档案”。不过dpe blaā
-pa 绝不是
“抄件”之意,至少在巴科翻译的跋文中不具此意:“取自原状的抄
件一般都作此字。”⑥我倾向于把这一段文字解释如下:代表着报告
原状的一卷写本保存在档案(如果赋予phyag-sbyal 的这一意义是
真实的话)中,成了现有写本的基础,本写本不是其抄件,而是对原
文的编译(可能为删节)。此外,我认为,随着删节和增补,而把某些
错误带进了报告的现存文本中。
对于跋文,我还要强调一件明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我们
的文献是以“从前”这一词开始的。然而,这一词组一般都是用于引
入文学故事和神话故事。
下面就是居住于北方的各部族的地理分布, 即在5位使者的
报告中所描述的情况(括号中的数字指藏文写本的行数)。
铜城(Ba-Ker-Lgi)⑦,越过那里⑧便是突厥默啜(Drugu, Bug
hor),
共12部族(8—11)。在东部是奚族(Dad-pyi, 12—15),该部
族以东是貊勾丽(Mug-lig,15—18)。再往东⑨是蛮子百济(Mon-ba
Beg-ce,18—19),在他们以南是蛮族(Mon,20—21)。在奚族以北是
鞑子(Da-sre,21—23),默啜族以西是九姓突厥(Drugu,23—27),在
他们以东是契丹(Ge-tan,27—28),他们以东是奚族(29—30)。他们
以北是喀喇毗伽尔(Ga-ra byi-gir,30—31),接着就是多览葛(Dole-
man,31—32)。接着是栖身于以桦树皮覆盖的帐篷中的5个部
族(32);在这些部族以北和无涯湖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未指
出其名(32—35)。然后向下北部⑩转便是契骨(Khe-rged,35—37),
在该部以北便是燕然(Ye-dre,37—39)7部族。在西部是鞠(Gud)人
小部族(39—44),接着向上北〔11〕转便是古出古儿部(Ku-hu-’ur,
44—46)。该部族的后方〔12〕是阿跌(Hir-tis,46—47)两小部,再向北便
是吉尔特人(Gir-tis,7—49)部。接着向北是一个沙漠大沙丘〔13〕(49—
50)。越过那里向北〔14〕是一个巨人部族(50—58)。越过巨人部再向
北〔15〕便是无人居住地区(58—59)。由此再往北便是拔悉密(Ba-Sme,
59—65)五部。下面是他们的历史,可史襜(Ces-dum)、拔野古(Ba-
Yar-bgo)和合督葛(Hi-dog-kos)三部。从那里向北便是仆骨部(Gokog,
66),从那里向西是近10个部族(66—69)。在这些部族以北便
是沙漠沙丘大岭(68),越过那里〔16〕便是“天王”(Gnam,68)两部。接着
是有关“红色小狗”(Ge-zir gu-
u)和“黑色小狗”人起源的传说
(68—84),越过此地〔17〕之后便是无人居住地(84)。在此以西是葛罗
禄三部和突骑施人(Du-rgyus,84—86),在这些部族以东是曷刺(驳
马,86)三部。在大回鹘族(Ho-yo-hor)一侧是泥熟部(Ne-ag,86—
88),向北下方〔18〕转去又是义毗乐谷尔族(I-byil kor,88—89)。向北
上方〔19〕转便是毗伽那部(Be-a-nag,89—90),由那里向北便是突厥
驳马部(Drugu Ha-la yun-log,90—92)。在该部以北,越过了沙漠
沙丘便是被称为“牛蹄人”(Ud ha-dag-leg,92—94)的民族。在同一
侧〔20〕是突厥野人(94—110),有关断腿人的说法。
该报告的110行中列举的各部族的方位似乎确实是相当混乱
的,有时候很难追寻从一个部族到另一个部族的路线。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G·克洛松先生曾提议把这篇报告剪割成
5篇小报告,相当于5位使节的数目。据他认为,现有的文本是由以
下5部分拼合而成的:
第1篇报告:对默啜部和一直到达太平洋的东部地区的描述
(7—23)。
第2篇报告:有关默啜西部、北部和东部近邻的报告(23—
31)。
第3篇报告:一幅部族名表以及他们那比较含糊的方位(31—
59)。
第4篇报告:默啜以北的各部族(59—84)。
第5篇报告:默啜以西的部族(84—110)。
5篇报告的理论,明显是以各篇报告的出发地,都是默啜地区
的假设为基础的。事实上,在第3篇报告中,我们不能发现与默啜
有关系的任何内容。至于第1篇报告,它是从铜城而不是由默啜开
始的。第2篇报告虽从默啜开始,但其中提到的其他地区则与它没
有任何关系。最后,在第4和第5篇报告中,默啜也没有起假设的
中心作用。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报告中发现,几乎是每个部族都
位于与前者相比较的方位,而没有注意一个中心地方。我们仍能从
中发现一条艰难的道路,而且有的地方也变得相当含糊不清。
此外, 我们很难想象执行霍尔国王命令的5位霍尔人骑马登
程,各自向一个方向前进。一旦使命完成之后,他们又根据一项共
同的计划而重新出现在游牧王宫中, 各自呈交他们个人的报告以
便机械地把它们拼合在一起。
完全相反, 我们觉得5位使节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报告中汇
报的民族和地区。这就是使我们窥视到完全缺乏任何有关人员,以
及在一次艰难的长途和肯定也是危险的旅行中, 不可避免的事故
之内容。他们肯定没有看到蛮族人是如何善于游泳,也没有见过奚
族人头人是怎样在其先祖的头颅杯中饮酒, 甚至也没有看到长生
不老的巨人或者是断腿人。因此,他们是怎样知道12部族都是哪
些人,唯有回鹘部族拥有6000名土兵、契丹人在饲养家畜(牛、羊、
马)和语言方面都酷似吐谷浑人呢? 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资料的呢?
据这些资料记载,当时默啜的国王阿史那部的王国很繁荣,他从沙
漠的大沙丘一侧统率其部队,突厥人中最好的马匹都来自驳马部。
一切都是通过传闻。他们本人也不只一次地依靠他们的这种
重要情报来源:“在巨人地区以远,我们未曾听说那里有过人类;然
后又是:在此以远,我们未曾听说那里有过人类。”他们忠实地报告
了所见闻的有关外地部族的一切情况:这些部族的现状、历史和民
间故事等。为了搜集这些情报,同时又避开与不懂突厥语的部族互
相了解的困难,只有前往商队大道的十字路口。在那里可以很容易
地交换情报,甚至还可以得到有关遥远地区的新闻。他们是在默啜
地区,还是在敦煌这样作的呢?
5位使者的报告是怎样反映在现今的藏文文本中的呢? 为了更
为明确一些,我们是否可以确定突厥文本和藏文本之间的区别呢?
由于我们没有得到突厥文本, 所以这种差异只能勉强领会到。然
而,真正报告的开篇处,揭示了突厥文之外的另一种起源。很可能
是某些情报对于霍尔人国王来说,没有多大益处,后来又被加入原
文中了。据这篇报告来看,有一个部族被吐蕃人称为“奚”(He),被
汉人称作“奚子”,被突厥人称作Dad-pyi;有一个地区被突厥人叫
作貊勾丽,汉人称之为高丽,有几个部族被吐蕃人称为九姓突厥。
很明显,这是在有关突厥、吐蕃和汉人的资料毫无困难地混杂在一
起的背景下,由撰写其文的一名藏族作者所作的注释。我们首先应
当想到沙州(包括敦煌),吐蕃人于787年和848年之间占据了那
里。这就是说藏文文本的撰写时间应为8世纪下半叶或9世纪上
半叶。
我们对于Hor 和Drugu 这些民族的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呢?
巴科(同上引书,第13页注①)又步伯希和的后尘,毫不犹豫
地把霍尔考证为回鹘,把Drugu 考证成突厥。事实上,这种考证可
能是正确的,而在某些年代范围内则肯定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围绕
着这些族名而出现了混乱。在藏文文本中,对Hor 和Drugu 的互相
矛盾的用法曾多次引起了争论,最近一次是由托玛斯讨论的〔21〕。
这两个民族主要是出现在古代的某些宗教文书中〔22〕。例如,据
《牛角山授记》记载,各种族的苏毗、霍尔和突厥人的军队,曾在一
个未能考定的时代进攻过于阗〔23〕。《僧伽伐檀那罗汉授记》同样也提
到了各种族的突厥人的敌对军队, 同时还有吐蕃赞普的军队和拔
悉密的军队,由大食人指挥〔24〕。如果看到有关三个不信佛教的部族
的同样资料,反复出现在《于阗授记》中,那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藏
文文献中的三个部族So-byi、Dru-gu 和Hor 也出现在同一部著作
的汉译文中,分别作苏毗、突厥和回鹘。汉译文是由甘州的法成在9
世纪上半叶译制的。此外,法成还是《贤愚经》的译者。这就意味着,
在法成心目中看来,Hor 就是回鹘人。据他认为,Dru-gu 是指突厥
人, 更可能是指西突厥人, 或者是生活在他们古老领土上的突厥
(或其他)居民〔25〕。
650—747年的敦煌吐蕃纪年,在675—736年之间多次提到了
突厥人。我们于此还可以把他们考证为西突厥人〔26〕。
在突厥汗国随着回鹘人的出现而崩溃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在
使用Dru-gu 这一民族名称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名称
仍然一成不变地使用,但从此之后则是指回鹘人了。在来自敦煌的
一份汉—藏辞汇表中,我们确实发现Dru-gu 一名译作汉文的“回
鹘”,Dru-gu rgyal-po 译作“回鹘王”〔27〕。这份辞汇表的时间应为9世
纪初叶,当时吐蕃王朝已达到了其鼎盛时期。我们确实还可以从中
读到,Bod-kyi bcan-po,即相当于汉文中的“吐蕃天子”,与Rgyalrǐe(
即“汉天子”)相对应。尽管汉人有传统的帝号,但汉地皇帝在藏
文中仅仅作“王”,完全如同’A—
a r
e 在汉文中作“退浑王”或“吐
谷浑王”一样。很明显,在821—822年的拉萨会盟碑的藏文碑文
中,Dru-gu(东侧第14行)确实是指回鹘人而不是突厥人〔28〕。
在古文献中使用的民族名称“霍尔”,同样也引起了一些严肃
的问题。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没有时间的经文中,对霍尔一名的古
老记载,还将考虑其对音,即法成采纳的“回纥”一名。但这种对音
似乎古老了一些,至少是早于突厥汗国的崩溃之前,所以“回纥”〔29〕
这种写法符合其时代。在此背景下,我们饶有兴味地发现,民族名
称“霍尔”在敦煌本吐蕃纪年和王统世系牒中,都未出现过。“霍尔”
一名又出现在格萨尔史诗中,因此是在一个明显较晚的时代。它于
此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指甘州回鹘人,然后是指元代的蒙古人〔30〕。此
外,据托玛斯先生认为,“霍尔”一名在一系列的例证中不可能指回
鹘人〔31〕。
对于突厥人和霍尔人在报告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又作何感
想呢?
Drugu 一词在6/10的例证中都是指一种语言:铜城、奚和貊勾
丽都是突厥语言的名称,Kog-o-yog 是突厥语中“箭猪”的名称。迷
路的两士卒用突厥语向一少女致意, 狗和女子们也用突厥语讲话
并以手势相助。“突厥九姓”是吐蕃人对一个部落联盟的称呼。文中
有3次记载涉及民间故事:两名迷路的士兵重新返回了突厥地区,
自天而降的一只狗在一所突厥人住宅前,劫持了一女子。突厥野人
也曾在一个故事中出现过。
“突厥” 一名还出现在“突厥默啜”、“突厥葛罗禄赫连啜”
(Drugu Gu-Log gol hor) 和“突厥駮马部”(Drugu Ha-La yun-
Log)等短语中。来自这后一些地区的马匹被认为是“突厥马”。
总而言之,Drugu 一名在本报告中不单独指一个固定的民族和
地区。
同样也颇具意义的是,我们可以从在报告中出现的“霍尔”一
名中,得到某些资料。
霍尔人的国王派遣5名霍尔人前往打探北方的王统情况。下
面就是5位霍尔人使节认为应向其国王汇报的情况:
“契骨”部向霍尔人进献灰鼠皮。
“燕然”部不断与霍尔人作战。
“鞠”族人向霍尔人进贡野兽皮。
“斛薜”族不听命于霍尔人,他们长期与霍尔人作战。
“阿跌”族人有时是霍尔人的敌人,有时又为其盟友。
“拔悉密”人、霍尔人和葛罗禄人结盟,共破默啜可汗之汗国。
霍尔人和葛罗禄人杀死了拔悉密可汗,拔悉密诸族四散。
“毗伽那”族与霍尔人处于战争状态。
在阅读这张情报表的时候, 我们不禁会思忖:5名使者怎会向
霍尔国王汇报其霍尔本民族的情况呢? 因为国王肯定对此十分熟
悉。对这一问题仅有一种能够成立的答案:5位使节不属于他们向
其国王汇报各自所作所为的那个民族。为了找到于其中所发现的
混乱的答案,不必舍近求远。报告的标题及其跋文是由藏族撰写者
后来补进去的。同样,关于“北方”的定义也是由藏族作家确定的,
报告中列举的民族和地区都位于“北方”,但都是与吐蕃,而不是与
霍尔相比较。
因此,我们很难接受巴科的观点,即认为“回鹘王注意探听,他
为了在那里定居, 而新近占领的一个地区的北方, 到底有哪些近
邻”。回鹘人并非北方的新来者,他们数世纪以来就在那里生活。人
们无须在745年形成其汗国的翌日,就对附近民族进行考察。
事实似乎更可能是5位被派往“考察北方王统”的人,属于位
于塔里木盆地某一地区的一个突厥人居住中心。但使者是否是为
突厥汗服务的突厥人呢? 这是可能的。然而这种假设,却向我们提
供了解开一个谜的钥匙,因为报告人及其国王本人都是突厥人。
下面就是我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某些简介。
1. 铜城(Ba-ker pa lig)。据伯希和的一条注释认为(上引巴科
文,第15页),这里是指Baq
r balq,意为“钢城”。伯希和的复原是
无可非议的〔32〕,而且“铜城”也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杰格列迪先生
指出,在一个仿效《贝赫拉姆·索宾,波斯的启迪文学》历史的传说
中,伊朗的大英雄经过7程而渡过了阿姆河,一直挺进到图兰人的
首府铜城,在那里杀死了阿贾斯波。据他认为,“铜城”一名在阿拉
伯文中作Mādinatus-supriya, 在波斯文中作Di-i rōyin 或Royin
di,它们完全相当于突厥文中的Baqir baliq〔33〕。
事实上, 毫无怀疑, 这些传说故事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地理背
景。这里绝不是指一个缺铜的地区,而恰恰相反。我们仅仅需要提
一下,喀什噶里在11世纪时于其辞典中搜集了Baqrlg 一词,即位
于巴喇哈逊附近一个地区的名称。在同一部辞典中,我们还可以完
全正确地发现baqrlir tar 这一词组,意为“铜山”〔34〕。
无论如何,我们完全有把握地确定铜城的方位,其汉名Ji-’ur
则尚未被解读出来。尽管如此,该报告是以提及我们的这一城市而
开始的:“该地区的汉名叫Ji-’ur,在突厥文中叫Ba-ker pa-lig”,都
指铜城。这里是指哪一个地区呢? 肯定是指5位使者的故乡,而于
此则是藏文本的编撰者在讲话。
2. 默啜(’Bug-hor)。在突厥默啜人中,共有12个部族〔35〕。这些
部族没有国王,拥胜兵6000。在默啜西部是“九姓突厥”。拔悉密五
部、霍尔和葛罗禄诸部破默啜国王可汗之国。当默啜国王“阿史那
可汗”(
a-ma kha-gan)的王国繁荣昌盛时,他统兵自沙漠沙丘一
侧出击〔36〕。其军队无法从那里通过,其中有两人迷路(接着是他们与
黑色狗和红色狗的故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突厥默啜和默啜是指同一部族。对12
部的描述,在撰写报告的时代,是有充分根据的。但阿史那可汗的
繁荣国度,在很久之前就不存在了。甚至其汗国在葛罗禄人及其盟
友的打击下而覆灭, 也是相当遥远的历史事件了。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们不能把Bug-hor 考证成东突厥汗国。
此外,’Bug-hor 也是古典之前的藏文书中常见的一名。据F·
W·托玛斯先生认为,此名词系指甘肃西部,即罗布淖尔地区〔37〕。
这种方位考证,应该说基本是正确的。我们仅仅能提出的怀疑
是,在《世界境域志》中,它确实与以Bursur 的形式出现的名词为同
一地。据那位波斯作家认为,这是一座属于中国的大城,那里居住
有许多从各地前来的商贾。该城(或者是地区)位于甘肃省的西北
部〔38〕。
事实上,藏文’Bug-hor 只能是汉文“默啜”的对音,而默啜又
是东突厥人阿波干可汗(631—716年)的尊号,他是骨咄禄可汗的
弟弟、毗伽可汗和阙特勤的叔叔。藏文中的’Bug 是汉文“默”很规则
的对音〔39〕。藏文对音则反映了’Buk-ur(默啜)的原形。伯希和认为,
其汉文对音应复原为B
g-or〔40〕。
无论如何,本报告中的“默啜”是一个地名,可能相当于一个较
小的部落联盟。我们很感兴趣地指出,大家在一篇汉文书中发现“默
啜突厥”是完全相当于藏文文书中的Drugu’Bug-hor 的部族〔41〕。
3. 九姓突厥(Drugu rus dgu)。他们位于默啜以西。九姓的大首
领为“回鹘都督”(U-yi-kor do-tog)〔42〕,后来成为可汗。其族为药罗
葛(Yaq-le-ker)。
藏文中的Drugu ru dgu 完全相当于汉文中的“突厥九姓”或
“九姓突厥”。唐代的汉籍便采用这一名称指九姓乌古斯(Toquz
Oguz)。此外,同一批汉籍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另一个九姓集团的
资料,即“回鹘九姓”,相当于Toquz Uirur。由这两个部落联盟所提
出的问题,很久以来就引起了争论,但在许多问题上仍继续存在着
分歧〔43〕。
然而,大家却一致指出,九姓突厥的部族名称,出现在铁勒的
部族名表中。相反,九姓突厥和九姓回鹘的部族名称,彼此之间没
有任何关系。唯有九姓突厥的第一个部族叫“回鹘”,九姓回鹘的第
一个部族叫药罗葛。
如果考虑到报告中的“九姓drugu”是由药罗葛族的“回鹘都
督”(后变成可汗)〔44〕统治,那么我们就可以把Drugu 解释为“回鹘”。
正如我们于上文已看到的那样。这一解释可以由9世纪上半叶的
藏文文献得以证实, 当时的民族名称Drugu 确实是指回鹘的。然
而,在此情况下,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解释Hor 和Ho-yo-hor 等名
称了。
总而言之,一切都使人认为,仍应于此赋予Drugu 一词“突厥
人”之意,九姓突厥的第一个部族就是回鹘族。本报告的作者深知
当地的形势,还提议把回鹘人具体解释为药罗葛人,而不是Hor 或
Ho-yo-hor 这种同类的名称。
4. Ho-yo-hor(回鹘)。一部族,拥兵6000〔45〕。吐谷浑人有时与回
鹘人争斗,有时又与之结盟。尼熟人(Ne-sag)从回鹘人一侧向教法
堪布致敬,他们依靠这种归顺而统治回鹘人。
至于Ho-yo-hor 和Ho-yo- ’or 这些藏文对音词, 它是以
Huirur 和Hui’ur(回鹘)等形式为基础的。后面这些写法都以于阗
文献中的下列形式为基础:hvaihu、ra、hvaihūra、hve、hvu、ra 和
hvehra-ra〔46〕,而它们又与汉文的“回鹘”有关,“回鹘”是对huixrur 或
Uixur 的对音。
Ho-yo-hor e 中的ce 不是汉文,而是藏文,它是he(大)的前
古典形式。“大回鹘”如同“大突厥”一样,“大”在这两种情况下,应
意为“真正的、标准的”,与“小”、“高”和“低”等同时存在,后者均为
次要的部族组成的名称。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U-yi-kor 和Ho-yo-hor 呢? 这些对音词与
同一个民族名称相差该多么悬殊啊! 不会有多大困难。藏文本的作
者没有辨认出以回鹘文写法Uirur tutuq(回鹘都督)中第一部分内
容是一个民族名称,因此他将此做了大略地对音。相反,以Ho-yohor
这种形式出现的“回鹘”民族名称,则是他非常熟悉的,他准确
地使用了这种办法。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Ho-yo-hor(Ho-yo-’or)完全如同其于阗
文对音一样,不用以指普通的回鹘人,而仅仅是指从687年到达的
回鹘开拓者。他们在回鹘汗国形成之前来到了甘州、沙州和甘肃的
其他重要中心。
5. 駮马部(Ha-la-yun-log)。这是一个人数众多和繁荣昌盛的
突厥部族,突厥駮马〔47〕即来自该部之中。
这种藏文对音使人联想到了一种突厥文形式Hala yondlug,其
意为“有駮马的部族”。在突厥文献中,ala 很早之前就具有“杂色
的、斑驳的、带斑点的、杂色皮毛、两色皮毛的”之词义,参阅《突厥
方言辞典》第32页。yont 或yond(后者是乌古斯方言的典型形式)
具有“马匹”之词义,同样也是很古老的名词了,见《突厥方言辞典》
第280—282页。最近,大家开始读作yunt(yund),藏文对音倾向于
yond 这种读法。
毫无疑问,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当著名的乌古斯部族。在由
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提到的22个部族的名表中,第17个部族叫駮
马部(Ala yondlur)〔48〕。这一乌古斯人的部族名称又由拉拖特以Ala
yontli 的形式继承下来了。该族属于乌古斯的左翼,是塔黑汗〔49〕的第
三部〔50〕。阿布·哈齐在乌古斯诸部中还提到了Ala yontli 部,他向我
们提供了“拥有驳马者”的正确解释〔51〕。经过一番斟酌之后,我们觉
得报告中指出的方位似乎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乌古斯駮马部位于
毗伽那(钦察部)之东〔52〕。
我们仍需要知道是否唯有駮马部才拥有斑色马。然而,我们在
《旧唐书》中读到,638年左右,于西突厥汗国形成之后不久,驳马部
随拔悉密、结骨、触木昆(一个西突厥部族)和火寻(花剌子模)内
附。据《新唐书》记载,驳(駮)马部又称为“弊刺”或“遏罗支”。此名
正代表着从其对音来看应为“遏罗支”的一个部族的土著名称。
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之后,同一部族名称又重新出现了。这
就是阿布·哈齐在有关鞑靼人的章节中,所告诉我们的情况,在黠
戛斯(结骨)部附近地区,驻扎着一些游牧民,其马匹都是驳色的。
其由此而获名的城市叫作Alaqin(驳马国)〔53〕。
6. 牛蹄部人(Ud ha-dag-leg)。在突厥駮马部之北,于沙漠大
沙丘以远,生活有被称为“牛蹄人”的民族。其脚酷似牛蹄,其体遍
长汗毛,为食人生番〔54〕。
藏文对音反映了Ud hadaqlir 的突厥文形式,意为“牛蹄人”。
对于这一突厥名词的解释,不会引起困难,它是由ud(牛,牛类)和
adaq(蹄)再加上后缀-lir(拥有,长有)而组成的〔55〕。
胡峤在10世纪中叶于契丹人中的行纪中,也向我们提供了有
关这些奇怪人类的情况。他断言在黑车子以北是牛蹄突厥人,他们
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流经那里的水叫作葫芦河(瓠
河),夏秋冰
厚2尺,春冬冰彻底〔55〕。
我不完全坚信Ud hadaq 是指使用雪鞋。但我可以指出,在一
位天神英雄的诸多特征中,首先是长有如同牛蹄一般的脚〔56〕。
7. 红狗和黑狗。“最早的一批狗自天而降,是一只红狗和一只
黑狗(72—78)……它在突厥人的一所房子附近劫持一少女。当它
与该少女婚合时,所生男孩为狗,女孩则属于人类和真正的姑娘。
红狗一宗叫作Ge-zir gu-u,黑狗一宗叫作Ga-ra-gu-u。这些狗及
其夫人以突厥语互相交谈并以手势相助。”
Ge-zir gu-u 是突厥方言Qzr küü(红色小狗)这种拼写法的
对音。Ga-ra guu 代表着Qara küü (黑色小狗)。Qaīzir 应归纳为
突厥文qīzīl (红色的);küü 严格地来说应为küü 或küük (kü
üg),意为“小狗”〔57〕;qara 是“黑色的”,无须解释。
这一与北方某地有关的传说的部分内容, 均见诸胡峤的游记
中。下面就是沙畹的译文:“只北(与室韦人相比较),狗国,人身狗
首,长毛不衣,手搏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
女为人,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58〕
8. 青年女子和两名迷路的人。在阿史那可汗的一次征战中,其
军队中的两人在沙丘中迷路。在他们长途跋涉中,于狗国遇到了一
青年女子(狗的夫人),她在诸狗的帮助下逃走并重返突厥人地区〔59〕。
这一次,我们仍可以在胡峤的游记中找到相应的段落。狗妻前
往帮助一名落入狗国之中的汉人, 以使他能逃走:“云尝有中国人
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筯十余只,教其每走十余里遗一筯,
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必衔而归,则不能追矣。”〔60〕
9. “黑车子”(Ga-ra gan-lig)。在多少显得有点混乱的有关巨
人的历史故事中,这是放牧其牛犊和绵羊的牧人名字。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民族名称,曾以汉文“黑车子”
的形式出现过。“黑车子”是一个特殊的部族名称,出自室韦。汉文
载籍中一致断定,他们最擅长于制造车子〔61〕。
Ga-ra gan-lig 即突厥文Qara qanqlr,这是一个部族名称的突
厥文形式(他们很可能操一种蒙古语)。从突厥文观点来看,qanqlir
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它可以使人猜测到一个词qang,意为“车子”,
但把它比定另一个著名的词qanqli(双轮车)则没有得到充分的证
实〔62〕。
10. 古出古儿(Ku-hu-’ur),这是一个生活在“鞠”人西北的部
族,在其后便是阿跌两小部。那里是一个强大邦国。他们不听命于
霍尔人(回鹘人)并经常与之发生争战(44—46)。
我们毋须寻求非常具体地确定该部族的方位,便可以试图将此
看做是乃蛮人的一个著名部族古出古儿(Küügür)。在《元朝秘史》中
则以Güügüt 或Güügüd(古出古惕)等形式出现过,其复数形式为
Güügür(古出古儿,§138、158、202、211、243、244、251);Güügüt(古
出兀惕,§141);古出古儿部(§177)。毫无疑问,它与作为人名使用的
词是指同一个民族名称:伯速惕人的古出古儿(§124、202、223)、古
出古儿(§120、124)和木匠古出古儿(§223)〔63〕。
无论如何,Ku-hu-’ur 很可能应读作Küü’ür,这是一个很著
名的乃蛮部族的名称。这一部族存在于报告为之确定的地区,与我
们可以接受的乃蛮人古代史的情况非常吻合。质言之,他们历史中
的这一时代仅仅曾被略有触及,因为今天的所有人都一致承认,在
元代史料中出现的乃蛮语仍有丰富的突厥文词汇〔64〕。因此,乃蛮八
部(至少是其部族中的某些),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很可能是蒙古化
了的突厥人。
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古出古儿部, 主要是蒙古文而不是突厥文,
它在古文献和现代突厥方言中都未曾出现过。即使在蒙古文中也很
少出现,但却出现在《元朝秘史》中: küügür 之意为“野鼠”(§89)〔65〕,
我们应将之比定为kücügüne(鼠,§111)。
11.突厥文的藏文对音。下面的考释仅仅是有关报告中,明显与
用藏文所写的来自敦煌和8至9世纪的突厥文献, 不同的那些对
音〔66〕。
很明显,如果想找到一种明确的、严格的、由藏文本的作者采
纳的,用以转写突厥文的体系,那也是一种错误。事实上,这是一种
约略的体系,其严格程度不同,有许多不符合规则的情况。但它有
一个严肃的基点:它寻求适应于当代前古典藏文的写法。
下面就是某些对音规则。
突厥文声母q(k)和t 一般均译作g 和d〔67〕。
q=g:黑色的(Ga-ra=Qara),黑车子(Ga-ra gan lig=Qara qanglir),
小黑狗(Ga-ra gu-u=Qara kü-ü),“黑车子”中的“车子”(ga
-lig=qanglr),葛罗禄(Gar-log=Qarluq),拔野古(Ba-yar-bgo=Bararqu)
〔68〕契丹(Ge-tan,Qta),“红色小狗”中的“红色的”(Ge-zir=Qzr)。
唯有可汗(Kha-gan)〔69〕例外。
k=g: 黑色小狗(Ga-ra gu-u=Qara küü), 红色小狗(Ge-zir
gu-u=Qzrküü),可史襜(Ges-dum=Ketim,克什的迷),俱录屈啜
(Gu-log golhor=külüg külur)。唯有古出古儿(Ku-hu-,ur=küü,
ür)例外。
t=d: 奚(Dad-pyi=Tatb)〔70〕突厥(Drugu=Türk),突骑施(Türgi),
都督(do-tog=tutuq)〔71〕。
音节中的尾辅音都根据藏文的缀字法作了调整:
q=g: 城市(Pa-lig=balq),葛罗禄(Qar-log= Qarluq),奥格拉克
(Og-rag=Orraq),都督(do-tog= tutuq),“牛蹄人”(Ud ha-dag-leg=
Ud hadaq-lr)。
k=g:貊勾丽(Mug-lig=Müklig)〔72〕大食(Ta-ig =Taik)。
＝s: 突骑施(Du-rgyus=Türgi)、可史襜(Ges- dum=ketim),阿跌
(Hir-tis=Hirtis),没密施(Yer- myis=Yermi)〔73〕。
襜=n,与交替使用:契丹(Ge-ta =Qta )。
有关对元音的记音,应该特别指出以下现象。
＝e:契丹(Ge-tan=Qta),小红狗(Ge-zir guu=Qzr küü),铜
城(Ba-ker pa-lig=Baqr balq),拔悉密(Ba-smel=Basml),牛蹄人
(Ud hadaq-leg=Ud hadaq-lr)。其例外是:城市(pa-lig=Balq,在铜
城一名中)、黑车子(ga-ra gan-lig=qara qanglr),巴尔息(Par-sil=
Barsil)〔74〕。
u=o:回鹘(Ho-yo-hor=Huirur),都督(do-tog =tutuq)、默啜(’
Bug-hor=Bük-ur),葛罗禄(Gar -log=Qarluq),拔野古(Ba-yarbgo=
Bayarqu),驳马部(Ha-la yun-log=Hala yondlur),回鹘(’U-yikor=
Uirur)。
ü=u:突骑施(Du-rgyus=Türgi),突厥(Drugu= Türk),小狗(gu-
u=kūū,在红色和黑色小狗中)、默啜(’Bug-hor=Bük-ur),古儿
出儿(Ku-hu-’ur= Kü-ü’ür)〔75〕。
在回鹘(Ho-yo-hor=Hoihor=Huirur 和’U-yi-kor =Uirur)中,很
可能指对oi 和ui 的二合元音的错误记音。
某些在藏语中不存在的突厥语音节,就用藏语音节代替了。这
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用Drugu 代替Türk(突厥)〔76〕和在可史襜中
用dum 一音节代替了dim。
这种藏文缀字法就造成了带有不发音的多余前缀和后缀的错
误形式。如拔野古(Ba-yar-bgo)和葛罗禄(Gar-logs)。拔悉密(Basmel)
的写法并不仅仅是抄写者的错误,而且还可以通过以下事实
来解释:处于这一位置上的前缀在抄写者的语言中是不发音的。駮
马部一名中的Yun-log 应追溯为古代的Yund-log。这同样也是有
意义的,因为它证明抄写者语言中的复后加字da 正趋于不发音的
过程中〔77〕。
12. 声母h。该报告中提供了某些带有一个声母h 的突厥文名
词。如ha-dag=hadaq(蹄、足,在“牛蹄人”中),ha-la(駮色的,在“駮
马部”中),hirkin(乙斤,一种职务的名称),Ho-yo-hor 和Ho-yo-’or
(回鹘,部族名称),Hir-tis=Hirti(阿跌,部族名称)。在有待核实的
问题中,我们尚保留了以下尚未考定的名称)。Hi-dog-kas(部族名
称),Ha-ti(部族名称)和Hi-kil rkor hir-kin(一位部族首领的名
字)。
我们一开始就试图把这个在古突厥文中出乎意料的声母,看
做是一种汉文对音的反映。实际上,伯希和曾多次强调以下事实:
在唐代的汉文对音中, 外来词的元音声母有时要对作声母hia,也
就是前面附有喉音成分(r-)的外来声母。据他认为,这类喉音成分
(在由h-记载的藏文对音中)是不同源的〔78〕。
我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还应该指出,本报告中的声母h 的记音
是与汉族对音法中的记音独立无关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指一
种语音上的细微差别,而其他的书写法中是无法记载到的,从现在
起就应该指出这一点。
在汉文对音领域中,我仅提一下那些最为著名的词:合(Halp,
alp,勇敢者、英雄),胡禄(hulur、ulur,大的),加兰(halon,ala,驳色
的)、颉斤(herkin,irkn,irkin,职务名称),颉利发(heldibr,ultbr,
职务名称),回鹘(huirur,uirur,部族名称)。
在某些现代突厥语(乌兹别克语、现代维吾尔语、阿泽里语等)
中,我们发现了声母h 的零星残余。但大部分突厥学家都把这一声
母看做是在晚期出现的。最近,多埃菲先生提醒大家注意,在伊朗
所操的一种古突厥语,即赫勒支语。但这种语言似乎在与明显为元
音的声母,形成一种很明确的对照的同时,又保留了声母h〔79〕。
现在已为人所知的赫勒支语的一些不多的标本, 又向我们提
供了ha-dag(hadaq,蹄,脚)一词,在本报告中则是以hādāq 之形式
而出现的(多埃菲,同上引书,第106页)。作为例证,我们还应提
出:har(男人)、hara(树)、hot(火), hā
x(苦涩)。用藏文转写的突
厥文献中没有声母h,这一点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其对音法与
本报告中不同。但我们还可以认为从中能够发现,在普通元音声母
与前面附有停顿性的喉音(用小阿字符号来表示)之间,对立的遗
迹。我仅满足于提出一个例证:’ā(月亮,多埃菲上引书,第97页)〔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