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著作,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四川大学“十五”“211”工程子项目,通过何一民教授和其他学人的共同努力,几经寒暑,数易其稿,历经出版波折,终于呈现在读者眼前。
该书作者综合运用城市学、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力图向读者描绘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加以理性的剖析。全书除前言外,共8章30个小节,88万字,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要从宏观角度阐释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过程、规律、特点,共包括一、二、三章:近代中国城市的演变及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近代中国城市的进程、近代中国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变与区域城市的发展。作者试图通过这一部分的研究和描述,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城市管理,即第四章: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作者从行政、立法、司法、社会控制、地方自治等多个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趋势。
第三部分论述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即第五章: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作者分析了近代中国等级职业结构向功能职业结构的演变,再进一步把社会结构分为六个阶层分析:经济阶层、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劳工阶层、游民阶层、城市特殊阶层,作者从六个阶层入手探寻每个阶层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第四部分阐述城乡关系,即第六章: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作者分析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传统城乡关系向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由于生产力与社会形态的发展,城乡在互动作用下角色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第五部分论述近代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家庭、婚姻的变迁,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变迁、近代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变迁。在这部分中,作者通过分析近代城市居民生活观念、社交消费娱乐、生活水平与劳动方式、婚姻观念与现实状况、家庭规模结构与功能等,试图证明近代中国由于受西方冲击影响,居民生活、家庭婚姻从内涵到形式都发生较大变化,并日益走向现代化、民主化。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特点鲜明,意蕴深远,揭开了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里程,其史料价值、学术含量、现实意义跃然纸上,闪耀出研究者深厚的专业功底和严谨的治学风范。该书的主要学术建树如下:
首先是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领域。
城市史研究在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经过学者奋斗,取得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近代城市史的专著和资料集达500多部,相关文章上千篇[2]。这些成果在单体城市和区域城市研究等方面都有所突破,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均有创新。虽然如此,城市史的研究仍然只能说是初具形态,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拓展、深入。关于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城市史研究发展的方向之一,虽然一些论文和专著对此有所涉及,但是从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则由《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肇始,由此也给城市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途径,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前进的基础。
其次是对城市发展理论的突破性贡献。
纵观全书,最突出的是提出了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和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作者给政治行政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定义如此:“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政治行政地位越高的城市,规模也越大,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政治行政地位越低的城市,规模也越小、发展速度就越慢。”[3]接着作者分析了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肯定了统治集团的政治行政推动力是古代城市发展的最大动力,然后分析总结了三条因素,“首先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中国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不断强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4]。该书作者进一步提出,进入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发生了新的变化,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仍然发生着作用,但新的规律——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则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作者以为,此一规律的形成,首先,在于现代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城市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在工业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形成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除了与西方城市有共同的原因外,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出现了新的发展变量,一是近代中国外力强行楔入使经济对城市发展变得十分重要,二是中国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些都是导致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两条规律的发现对于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都有重要的意义,在前言部分作者就陈述道:“中国城市发展两大规律的发现,不仅对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指导当前城市的发展,尤其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同时也体现出作者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研究取向。
第三,在城市史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和发展。
在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作者注意到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把局部置于整体环境之中。在前言中作者就指出:“本课题不是就城市研究城市,而是将近代城市的发展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过程来考察。”在以后的具体研究过程中也贯穿这一思想,细致阐述了整体社会演变与个体城市演变之间的互动关联。如作者在研究晚清城市警察制度兴起和城市早期现代化管理之时,就注意把近代城市警察制度兴起的背景、过程、作用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关系放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分析警察制度产生的必然性,从而使读者能够充分认识近代中国由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城市管理日趋现代化的演变历程。
在研究方法上另一个发展创新,就是在研究中注意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例如在第三章第二节“区域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体系的初步形成”中,作者把不同区域的城市置于全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中,对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进行了宏观论述,同时作者又注意微观研究,认真考察沪宁杭地区、华北、四川盆地、辽宁中部、东北地区及其他区域的城市发展,乃至对单个城市也加以认真分析,如在考察沪宁杭地区城市体系时,分别研究了上海、南京、苏州、镇江、杭州等城市。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强调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而使宏观论述易生空洞、微观研究易生狭隘的问题得以避免,在宏观与微观的综合研究中取长补短。
研究方法上的第三个突破,就是重视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城市史学本来是一个新兴的、交叉的边缘科学,学者在研究城市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是在借鉴过程中是采用强行嵌入还是融会贯通却显得至为重要,这与研究者本身对各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有很大关系。而该书作者通过努力学习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较好地把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融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轻重有序地运用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取得仅用单一学科的方法研究和各学科拼凑型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成果,如在第四章研究城市管理的过程中,作者充分吸收管理学、市政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分析近代城市管理的现代化历程。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新资料的开发和旧资料的挖掘。在学术研究中,资料的运用本来就能彰显学者的学术功底,新资料的发现虽然与学者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有重要的关系,但能发现新资料的价值也是与学术功底的深厚相关的,而对旧资料的挖掘则更能显示学者的学术底蕴。面对同样的资料而能研究出不同水平的成果、得出不同深度的结论是由学者的治学功底决定的。在这本书中不仅有新资料的开发,如在分析“近代城市劳工阶层的来源构成”时,引用了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梅仲敏于1948年所做的毕业论文《成都市一百个人力车夫生活调查》(第394页);在分析游民阶层时引用《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社社会科学学报》1939年发表的张玉琏的文章《成都市乞丐生活之调查及其救济方案》(第396页)等。同时也立足于本课题,审视和运用了许多较大众化的资料,如严中平等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王铁崖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等。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很多新贡献,不同的读者受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会有不同的发现,笔者在此就不多言了。但是世上没有绝对完善的事物,文章著述更是难免,该书同样如此,如对城市社会变迁的研究还可拓展范围,例如运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近代城市各阶层心理状态的变化等,在涉及单体城市进行个案研究时也可更细致深入。
即便如此,瑕不掩瑜,这些不足之处,从某方面说反而给以后的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学术发展而言,也就更有价值,该书承前启后的开拓性意义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