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周易》在先秦就已经成为重要典籍,诸子百家都以之为据,援用
《易》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
春秋时代,《周易》还没有普及到民间,该书主要由卜筮之官世守,一
部分高层次的学土也能接触到此著作,开始研究《周易》。在《左传》《国
语》中就记二十几条筮例。
战国时代,《周易》流传到了民间,不仅有《易传》的成书,而且在当
时一些著作中,或引用,或提出看法。如《庄子·天下》篇已提出“《易》
已道阴阳”的看法;《荀子》则在《非相》《大略》篇等引用《周易》经文及
发挥传文来说明自己的见解。在当时,有重要影响的儒、道两家都曾研究
《周易》,据《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已把《周易》列入六艺,并称为
“经”:“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据清人皮锡瑞考证:“孔子始名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正名为经。”(《经
学历史》)“经” 的字句在《易传·屯卦·象》中也出现:“云雷屯,君子以
经纶。”战国时代,虽然儒家也把《周易》称作经,但重视程度还不如《诗》
《书》《礼》《乐》,列于第五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统一天下。
秦政焚书,涤除旧典,儒家推崇之圣贤书尽皆被毁,而《周易》幸存,
较群经为最无阙。其原因在于秦时仍视《周易》为卜筮之书,这在《汉书》
中有明文记载:“而《易》为筮卜之书,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及
秦禁学,《易》以筮卜之书独不禁。”(《儒林传》)《周易》在秦代不仅逃过了
一场焚书之灾,而且许多儒者假借讲述或推《易》之名义,把儒家思想观念
更进一步渗透到《易传》之中。孔子治的六经,唯《易》书独传,焚书倒促
进了《周易》的儒学化。
秦代以后,《周易》的学术经过汉代经学时期、魏晋玄学时期、唐代易
学时期、宋明理学时期和清代朴学时期,每个时期的易学都有自己的特点,
并且同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相适应。
汉代的主导学术是经学,《易》与读书人挂上钩。当时《周易》被尊
为“六经之首”,凌驾于《诗》《书》《礼》《乐》《春秋》之上。其原因有
三: 一是如上所说,《周易》逃过秦火,“天下但有《易》 卜,未有它书”
(《汉书·刘歆传》),《周易》在六经中得以独传; 其二是孔子曾为《周易》
作注,汉武帝以后又独尊儒术,《周易》的学术思想随着《周易大传》的
问世而有了更高的学术水平和更丰富的内容,其学术地位也就假孔子之名
而益高了; 第三个原因是,汉代儒生方士化,儒道互补,汉武帝也重视
阴阳五行和方士,皇帝决策仍离不开占筮。这就导致《周易》成了汉代
的“大道之原”。汉代把《周易》纳入了经学体系,通晓《周易》者可免
除徭役,还可得到官职。两汉易学的最大特点是易学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
结合,并受到占星术和天人感应论的影响,形成了以卦气说为中心的多家
理论。
西汉初年,惠帝废除了沿继秦代禁止私人藏书的“挟书之律”。文景以
后,渐开献书之路,搜求旧典,发掘古籍。这就有两个来源: 凭记忆背诵、
口耳相传下来的,汉代人用当时通行隶书记录的传本,称“今文经典”; 再
就是从地下或墙壁里挖掘出来的古本,是用先秦六国文字记录的传本,称
“古文经典”。两种传本,本来只有记录文字的不同,但研究的人却形成了两
个学术上的派别。这两派在观点上、方法上、所依据材料上,以至对六经的
看法上都有很大的分歧,因而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周易》的传本,虽然
没有古文本与今文本之别,但因研究者的视角、方法不同,也有属于古文学
派和今文学派之别。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的易学还是承传于孔子,孔子传《易》
于商瞿,商瞿五传于西汉的田何。《汉书·艺文志》:“汉兴,田何传之。”
《汉书·儒林传》也说:“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可见汉初传《易》之
人,本于田何系统。到了班固作《汉书》时,《易》已有十三家。
西汉之《易》主要有四大家: 第一家是田何。传于周王孙、服光、王
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等,皆著《易传》数篇。第二家是施仇、孟
喜、梁丘贺。也是承传于田何,是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授《易》于三
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此派以章句之学称著,孟喜将《周易》
分为《上经》《下经》,以阳爻称九,以阴爻称六; 第三家是京房的灾异派。
孟喜传《易》于焦延寿,焦延寿又影响了京房。但《汉书·儒林传》认为京
房并非孟喜一派,而是托名:“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
《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
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焦延寿名赣,著《焦氏易林》,又推
出三百八十四卦、二千三百零四爻; 京房以纳甲称著,吸收了阴阳五行,以
卦推算灾异,对中医学很有影响。第四家是费直、高相,此派专以《周易大
传》解说经文,并兼用《老子》。费直名长翁,大概活动于成、哀之间,他
把《周易大传》合于上下经,合称《易经》,被称为《费氏易》。在西汉,前
三家属于今文经学派,是官方易学; 第四家属于古文经学派,是民间易学。
如《汉书·艺文志》说:“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今文经学为官学,立博
士,而古文经学未被纳入官学,故《后汉书·儒林传》说:“施、孟、梁丘、
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西汉易学总体说,讲求阴阳奇偶
和八卦卦象,用卦气解说《周易》原理,推理灾变,受《易传》中的《说
卦》影响较大。《易》与五行结合是汉代易学的又一特点,以此发展成为象
数易。自宋代以来,特别是孟喜、京房之学和天文历法有紧密的联系,《黄
帝内经》中有许多篇章都有受它影响的痕迹。
东汉时期易学又有所发展,许多著名经学大师注释《周易》及经传,除
承传西汉易学外,以古文经学励进,形成古今之争,继以后期有郑(玄)、
王(肃)之争及纬书盛行,象数易学发展为卦变说及月体纳甲说,愈演愈
繁,最后导致魏之王弼扫象,被义理学派取代而宣告了汉易的终结。
东汉易学也分四派: 第一派是沿于《费氏易》作章句的古易学派,包括
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等人。第二派是郑玄学派。郑玄名康成,受
师于马融,既通古文经学,又通今文经学,他遍注诸经,又用爻辰之说,以
十二辰与二十八宿合四方五行,后人称为五行生成说。郑玄和当时另一兼
通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王肃二人争论较激烈。王肃解易,注重义理,略于
象数,成了后来义理派王弼的先导。东汉经学“郑王之争”是当时的一件大
事。王肃用今文经学反对郑玄的古文经学,用古文经学反对郑玄的今文经
学,两人互不退让,导致以“郑王之争”结束了东汉的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
学之争”。第三派是荀爽。荀爽字慈明,他也同郑玄一样,既治《费氏易》,
也学《京(房)氏易》,即兼通古文和今文的易学。他的易学特点是,以阴
阳二气的升降交通解释《周易》的卦爻辞和《周易大传》之文。他的乾升坤
降说,成为中医学发展气化学说理论的导源。第四派是虞翻和魏伯阳。虞
翻,字仲翔,也是东汉末、三国时人,五世家传孟喜《易》学,曾作《周易
注》《释文叙录》,在继承孟喜、京房纳甲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卦爻象互易
的卦变说。另有上虞人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创月体纳甲说,是书乃卦
气说与炼丹术相结合的产物。炼丹就其化学意义上来说,是从金属和矿石中
提炼一种化合物,除重视药物配合外,还运用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学说,将
炼丹用火同月亮盈亏和四时变化联系起来。《参同契》解易属于象数学派,
提出了炼丹理论和方法,成为道教易学的先驱,它的科学因素,开我国古代
化学和药物化学的先河。
魏晋时代玄学盛行,以《周易》《老子》《庄子》为学术骨干,称“三
玄”,以道家的无为说解释儒家的为政以德说; 在汉代象数易学因繁琐而
消亡之时,又结合玄学风气的影响,使两汉易学转向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
路,成为易学史上的一大流派。其创始人就是王弼,字辅嗣,三国时魏国山
阳人,撰《周易注》《周易略例》等,他注《周易》,一扫汉代易学家象数
之说,主张言《易》最重得“意”,提出了 “得意忘象,得意忘言” 的新观
点。《四库全书总目》说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他用《老子》《庄子》
学说注解《周易》,偏重义理,有得有失。其不妥之处,是以老庄比附《周
易》,借注《易》谈玄理,不足取; 但他开创了义理派,发展了易学,是其
所得。故“王弼扫象”从哲学角度讲,得大于失。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大兴。经学也有“南学”与“北学”之分。
“南学”治《易》宗王弼,“北学”治《易》取郑玄。当然也有二者皆取的,
如南朝梁、陈两代均用郑玄、王弼二注,并“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
(《隋书·经籍志·易类》)。隋代“南学”兴起而 “北学”衰亡。《周易》的
研究也在此风潮下,使王弼的义理学派占了主导地位。唐代,唐太宗命孔颖
达撰《五经正义》,其中之一为《周易正义》,此法采用魏·王弼与晋·韩康
伯注本,由孔颖达作疏。由唐自宋,读经的学人皆以此为标准本。另有陆德
明在所著《经典释文》中有《周易音义》一卷,也注王弼本,但在其《释文
叙录》中曾引用了晋以前二十多家《易》著,其引文虽简短也具有一定资料
价值。另有李鼎祚氏作《周易集解》,采用了子夏、孟喜、焦延寿、京房以
降三十五家的《易》注,是一部宝贵的古籍。唐代佛学大盛,学人对《易》
无所发明,但学术的保存也堪称盛唐的一大贡献。
宋代是易学的又一兴旺发展时期。宋代易学也多为《周易》作传注,宋
代易学不仅统一了象数派与义理派,又有“图”“书”之发明,宋代易学之
发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河图与洛书,并有结合理学和史学之诸学
派。宋代易学分四派: 一是陈抟、刘牧、邵雍等人的象数易学派,继承了汉
代象数之学,又有“河图”“洛书”及“先天图”等的发明,首传于陈抟这
一派又有三个支派,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阐发“河图”与“洛书”,有
人称刘牧为河洛支派; 邵雍著《皇极经世书》,这一支派被称为先天图派;
继邵雍又有周敦颐著《太极图说》,这一支派被称为太极学派。第二派是胡
瑗、程颐、朱熹、蔡元定、王应麟的理学派,胡瑗著《易解》,程颐著《易
传》(《伊川易传》),是王弼义理派发挥; 后来,朱熹《周易本义》,又将
“河图”“洛书”“太极图”“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文王八卦次
序”“文王八卦方位”“文王六十四卦卦变”加上“太极图”共九图列于《周
易本义》,成为集象数与义理学派之大成。此派以儒理解《易》,以《易》说
儒理,其后统治中国思想达七百年之久。第三大派为李光、杨万里的参证史
事派,此派以史解《易》,李光著《周易详说》、杨万里著《诚斋易传》,从
历史的眼光研究《周易》也不失为一派。第四派为张载等人的气学学派,张
载著《易说》,以气一元论解说《周易》,并提出气是构成万物共同物质实体
的观点,在研究《易》的过程中,发展了元气的理论。
除上述四派外,宋人《易》著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如陈瓘《了
翁易说》、朱震《汉上易传》、郑刚中《周易窥余》、吕祖谦《古易音训》、魏
了翁《周易要义》、赵汝梅《周义辑闻》、俞琰《周易集说》及《读易举要》
等等,对《周易》皆有独到见解。
元代之学术,大抵笃守程朱理学,其易学已然如是,吴澄作《易纂言》,
胡震著《周易衍义》等; 也有发挥“图”“书”或反对“图”“书”者,发挥
者如钱义方著《周义图说》,反对者如陈应润撰《周易爻变义蕴》。元代易学
中饶有见解者如黄泽所著之《易学滥觞》,他评价前人说《易》,认为汉儒全
依象数,结果失于繁碎; 王弼全废象数,结果入于玄虚。他提到治《易》是
“象为主,数为用”,这和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格拉斯的“万物皆数”,有异
曲同工之妙。
明代人治《易》值得提及的有三件事。一是仍沿宋元之遗绪,如胡广
“奉敕”作《周易大全》,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本; 蔡清著《易经蒙
引》等书均如此。二是明代中叶以后有一派学人以佛禅之学解《周易》,其
风到明末犹盛,如方时化的《学易述要》,徐世淳的《易就》,苏浚的《周
易冥冥篇》,乃至释智旭的《周易禅解》。此类书,语多禅家机锋,观其书
名,即可知其为狂禅。三是易学又一次和医学结合,从太极导出的水火命门
学说,更有孙一奎《医旨绪余·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论》、张介宾《医易义》
(在《类经附翼》之中)对医学与易学的关系做了较系统的说明。
明代比较有见解的著作还有来知德的《周易集著》。来知德论易侧重于
象数,他以二十九年的心血提出卦的“错综说”,以数学方式表述了易图的
对称性,系由自己苦思而出,在当时被誉为“绝学”。
清代是易学的又一发展时期。清代主导学术是朴学,亦即考据学。朴
学之兴,一是明末宋明理学的衰微和走向反面,明季有识之士对理学空疏
的学风提出反对,要求“弃虚崇实”; 二是清初大兴文字狱,读书人为逃
避文网,把攻读目标转向考据,带来朴学的兴盛,并以朴学方法治《易》,
对《易》进行校勘、辑录、整理和考证。清代文化的四大流派如惠栋、段
玉裁代表的吴学,江永、戴震代表的皖学,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焦循、
张惠言代表的杨州学派和章实斋、全祖望、毛奇龄代表的浙东学派等有名
学人,几乎都研究过易学。四派中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杨州之学 (也包
括常州和无锡)最通能创,浙东学派以治史见长。上述特征也反映在易学
之中。
清代诸学者也都曾治《易》。清初 “三先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
均有易学著述。王夫之认为象数与义理不可偏废,《易》不能拘泥于占卜之
书,也不可限定为思维的书,象数与义理应一致,占卜与思维应一理,在他
的著作中,用气一元论来说《易》,明快有趣,个性强烈。著有《周易内传》
《周易外传》《周易大象解》。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其弟黄宗炎著《图书
辨惑》等。顾炎武对易学研究也颇独到,晚年在山东德州和陕西富平讲学,
都讲《周易》,所著《日知录》第五辑中有阐发易学之专论。他说:“《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清代
易学特点可以概括为“重汉学,讲考据,名家辈出”十字。清代学者打出恢
复汉代学风的旗帜,对《易》的注释也都是致力于汉易的复元,惠栋、张惠
言等在这方面都有成就,其著作也都是汉易风格。焦循的《易章句》《易通
释》虽有独见,方法上仍属汉易。清代学风,既强调“经世致用”“无征不
信”,也重视考据,且在文字、音韵、辑义等多方面都有成就,把这些应用
于易学研究,开拓了易学史上又一个鼎盛时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清代
学者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
在清代易学诸家中,有四家值得称道。一是吴派惠栋,他辑汉易佚文,
增传补遗漏,著《增补周易郑著》《周易郑爻注辰图》,又注《汉易学》《周
易述》(《周易述》系未完之作),对易学特别是对汉易的训释和传播起了很
大作用。第二家是常州张惠言,他对前人之《易》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辑录与
整理,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多数名家的易著和其他著作所引《易》文,注明
出处,或作考证和疏释,特别对虞翻的易学著作,辑录整理了七部,最为完
备。第三家为焦循,他作《易章句》《周易补疏》《易话》《易通释》《易图
略》等,结合虞翻和荀爽二家之论解《易》,有所独见。第四个值得一提的
大家是胡渭,他专门考辨宋人“图”“书”的原委,撰《易图明辨》,在没有
见到考古资料的情况下,能确凿地考证出宋人所谓“洛书”之本,解决了易
学研究的一大疑案,这也说明清代考据学的价值。清代的医易专著和章节性
短论也甚多,如金理《医原图说》、唐宗海《医易通说》、魏荔彤《大易通
解》、李雨村《医易引端》、邵同珍《医易一理》、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
理》等。
清末民初以来,《周易》研究不仅有深邃的层面和新鲜的观点、方法,
还有诸多古人未见的出土文物,如河南安阳之甲骨文、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
书《易经》,以及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之九宫八风占盘等实物,使《周易》的
研究更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目,甚至在国外也发现过有八卦图样的文物,说
明《周易》的影响日益深入广泛。学者高明撰文《五十年来之易学》,指出
当代治易者有注释派、论述派、考证派、创新派等四派,并列举了各派的
著名学者及著作。如在注释派中黄焕创著《周易辅注》,张其淦著《邵村学
易》,沈竹礽著《周易易解》,陈树楷著《周易补注集解》,李郁著《周易正
言》,卢维时著《周易卢氏学》,王恺运著《周易笺》,杨树达著《周易古
义》,高亨著《周易古经今注》等。论述派者如杭辛斋著《易楔》《学易笔
谈》《易数偶得》《愚一录易说订》《读易杂记》《改正揲蓍法》诸书,柳逢良
著《费氏易考》,王树楠著《费氏易订文》,马其昶著《周氏费氏学》,沈瓞
民著《汉魏费氏易学考》《周易孟氏学》《周易孟氏学补遗》《孟氏易传授考》
《周易马氏传辑证》,黄元炳著《易学探原》三书,陈图南著《易龙图自序》,
屈万里著《先秦汉魏易例述评》,程启盘著《雕菰楼易义》,苏渊雷著《易学
会通》,曹升著《周易新解》,吴康著《周易大纲》,陈柱著《周易论略》,田
隆中著《周易拾级》,刘厚滋著《易学象数别论初衍》,林羲光著《周易卦名
释义》等。考证派学者如于省吾著《双剑侈易经新证》,闻一多著《周易义
证类纂》,白承周著《周易疏校辑》,高明著《连山归藏考》《周易图书学溯
源》,王明著《周易参同契考证》,白寿彝著《周易本义考》,余永梁著《易
卦卜辞的时代及其作者》,郭沫若著《周易的构成时代》,顾颉刚著《周易卦
爻辞中的故事》《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屈万里著《周易卦爻辞成于
武王时考》《周易爻辞中的习俗》,李镜池著《易传探源》《周易筮辞考》,徐
大世著《说易解颐》《周易阐微》,王林忠著《周易正义引书考》等。创新
派著作如朱谦之著《周易哲学》,沈仲涛著《易卦与代数之定律》《易卦与
科学》,薛学潜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丁超五著《科学的
易》,王弼卿著《周易与现代数学》,王寒生著《宇宙最高原理太极图》等,
这些是1961年以前的重要著作。
近二十余年来,易学著作更丰,学术界召开国内与国际《周易》学术会
议,重点讨论《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及对当代科学发展的作用。目前
研究《周易》总体可分文史哲学派和自然科学派,是古代义理学派和象数
学派的衍伸,这也体现了易学的承袭性。从易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
以看到,《周易》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中华民族思维的原点,还是
一部凝缩了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型。历代通过注疏方
式,使它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文化科学大厦的柱石,但是这种学术方式也有其
负面作用。古代学人对已知的讨论优于对未知的探索,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
经书,必然缺乏理论上的求异、创新和对旧有传统的改造,这已成为一种历
史的惯性,它与求同性、封闭性和超稳定性绞合在一起,产生了顽强的抗变
性,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周易》非常强调“自强不
息”,以易变“生生谓之易”为思想核心。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
从现代立场和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周易》,借助它的太极、元气、易变、
易简等概念,加以改造,开拓新的思维,发展我们的科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