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清代唐英《陶人心语》研究

第十七章 清代唐英《陶人心语》研究图片（共2张） : 唐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首先在于他作 为督陶官的功绩,即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 他作为宫廷内务府派遣的督陶官进驻景德镇, 对瓷器生产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使当时成为 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陶人心语》 是唐英的诗文集,其中记录了他的思想和心态 变化,特别是由于他兼有督陶官和士大夫的双 重身分,使得这些诗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 朝处于鼎盛发展时期的实质,以及它在中国封 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图一六六)
这里从格物穷理、儒家伦理、道禪隐乐三 个方面加以研究。

图一六六: 唐英像

一、格物穷理
《陶人心语》卷六 《瓷务事宜示諭稿》说: “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 右。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经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摹古 酌金,侈弇崇库之式,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 是惧。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 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 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因泥土、釉料、坯胎、窑 火诸物,研究探讨,往往得心应手。至于赏勤儆怠,矜老恤孤与夫医药棺櫘拯 灾济患之事,则又仰体皇仁赈贷于造作中之圣意,此微末小臣尽力宣劳之职 也。更历五寒暑,器不苦窳,人不惮劳。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两,制 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两。其间幸免糜帑误公之咎者,上沐圣明之宽恤, 下矢弩骀之心耳。”
《陶人心语》卷三 《即事》 中说: “三年榷使一身轻,束带缨冠学送迎。冷 热面前陪色笑,马牛风里话平生。滔滔淮水六羁思,淡淡秋山照宦情。总为恩 深难报称,须眉看镜寸心惊。
《陶人心语》续卷五 《巡视孤塘关榷,归途舆中口占二律》,其中说: “久 赋皇华羁旅臣,随缘随地兴偏新。风尘踪迹烟霞骨,陶榷头衔山水人。得意劳 劳境皆真。翛然兹役称清绝,恍似篮舆栗里身。”
此上所列 《陶人心语》 中的诗文,皆是唐英反映自己的督陶活动和抒发自 己思想情怀的篇章,然而其中都未忘记表达对 “皇恩” 的感念。如诗文中的 “仰体皇仁”、“总为恩深难报称”、“久赋皇华羁旅尘”,都反映出这种感念 (图 一六七)。

图一六七: 清代乾隆仿官釉唐英制水丞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封建体制的根本特点是专制。当封建社会发展成熟 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往往把专制与兼容性统一起来,唐王朝即是如此; 而当封 建社会发展不成熟,或趋向没落的时候,往往特别强烈地强调专制而排他,如 秦王朝和清王朝,而秦王朝由于专制仅存在十几年就寿终正寝,清王朝却延续 了二百多年,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秦王朝和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头尾王朝,处于封建社会之初的秦王朝 的专制较为单纯,而处于封建社会之尾的清王朝却较为复杂,承受了中国封建 社会的建立、上升、高峰、衰落的诸多因素。
中国的封建社会自汉代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文化体系,经过了 魏晋南北朝的徘徊,于唐代达到成熟; 但自中唐以后,这个文化体系又面临着 深刻的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局面,士大夫经过艰辛的努力,于宋代创立了 理学。通过对孔子语 “孔颜乐处” 的新解,指出 “颜子之乐,只是天地间至富 至贵底道理,乐去求之否? 曰: ‘非也,此以下来可便知,须是穷究万理之要 极彻。’”^①“学者须是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②,因为 “凡眼前皆是物,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③“致 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于身,其得尤切。”^①理学家又提出 “理一分 殊” 等命题,提出 “万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虽小,皆是理。”^②并融会 道家和佛家的因素,讲禅意和淡泊。
既然万物皆是一理,做任何事也就不过是穷究天理,科学技术和制瓷工艺 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个出现于宋代绝非偶然,印刷术、指南 针、火药不是按照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科学原理而发明的,而是按照中国传统 的思维模式。以 “格物穷理” 的方式发明的。宋代的青釉瓷器通过工艺实验, 须达到素雅、沉静、含蓄、恬淡的效果,以符合理学 “圣人之心,本心以穷 理,而顺理以应物。”^③的审美意趣。
迨至清代,康熙帝为实现对中原的统治,把理学作为清政府的官方哲学。 康熙帝在 《理学论》 中说: “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格物致知中,循序渐进, 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从此推去,必有所 得。” 康熙帝的理学思想是明代中晚期以来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 的出现的出现,社会上功利风尚兴起,实学思想盛行,“经世致用” 之风强劲 的反映。
康熙帝的尊儒崇理观念和措施,为清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为 “康乾盛 世” 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唐英的陶瓷之路奠定了方向。
唐英早年服务于清宫内务府,身为 “包衣”,作为统治者的 “奴仆”。“从 历史上看,包衣虽是主子的奴仆,却同时也是家人,他们在早期满族社会的经 济活动和军事活动中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却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更不可 能有独立的政治地位。清入关后,随着时势的变迁,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 一些变化,有时深得宠信,替主行事,权盛一时,但主仆地位依然没变,仍然 被束缚在固有的 ‘主仆” 关系的枷锁里。以这样的身份被派往景德镇督造瓷 器,一方面是唐英本人恭谨勤行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对这种行为的 奖赏。”^④
唐英督造瓷器,刻苦钻研工艺技术,从而使他可以得心应手地完成宫廷下 达的制瓷要求。不仅如此,唐英还根据宫廷用瓷的思路,对景德镇御窑厂进行 有效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创新品种,以 “格物穷理” 的精神满足 皇帝的精神需求,从而把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青花瓷器的制作。着力于在青花的呈色上模仿明代永乐、宣德青花呈 色效果,这主要满足于清代皇帝继承明代皇帝崇儒尊理的传统,并使之发扬光 大的精神需要。
二、把仿制宋代官窑、汝窑、钧窑、哥窑及至龙泉窑工艺推向前所未有的 规模,直接反映了清代皇帝是宋代理学思想的继承人的思想,并且由于这些器 物大多模仿青铜礼器,而直接反映了清朝皇帝尊崇孔子 “克己复礼” 思想,以 儒家伦理观念稳定社会的要求。
三、珐琅彩瓷器是清康熙帝亲旨创制。由于明代末期 “西学东渐”,西方 文化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并与 “经世” 学风一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有力的 冲击。因而满人入关后,康熙帝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努力把西方文化和 “经 世” 学风纳入为封建体制服务的轨道。康熙帝尤其喜爱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且 通过社会的 “西学中源说”,^① 将之看作 “格物穷理” 的结果,因此他才首肯 将西洋的珐琅彩工艺移植到瓷器上来,并且作为皇帝本人的玩赏品给以高规格 的生产。唐英督陶之时,珐琅彩瓷器已经创烧,并与铜制的珐琅器风格相近。 唐英将珐琅彩工艺作了改造,使之更符合瓷器装饰的面貌,恰在此时宫廷中炼 制出珐琅彩新料,于是珐琅彩瓷器既清新高雅,又充满富贵气象,前者是为了 投合雍正帝儒、释、道互补思想,后者则是为了投合乾隆帝好大喜功的风尚。
四、仿制成化斗彩瓷器,并将之引申为符合清代瓷器特点的新工艺,而所 得的收获不仅将斗彩工艺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而且还成为秉承成化帝追求文 人士大夫风尚,反映清代皇权与士大夫相和谐的特定方式。
五、创制转心瓶。转心瓶 “器型大小多样,以瓶心、瓶身、底座等分烧组 合而成,为乾隆时新创的观赏品。瓶头与内心黏连在一起,套于腹内,底部将 器座黏合封闭,腹部开光或镂孔,可透视到由颈部旋动的内心瓶上的图案,效 果似走马灯。”^② 至于创制转心瓶的目的,唐英在自己创作的大型戏曲 《转天 心》 的自序中说得很清楚: “守其心以信天,信其转以验守,圣贤之训何肯自 外,释老之教亦难妄评。惟即其事以揆理,即其理以揆心,必与理给而人心转 矣。理与事宜而天道合矣。夫人之为天之所生,而身心即为天之身心。身心为 天之身心,而人心之转不即为天心之转乎? 此区区鄙陋之见也。”^③ 这清楚地 表明唐英创制此瓶,是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心,以穷为君王服务之理。
唐英虽以督陶官的身份名重于世,但内心却是一个文人士大夫。他有多方 面的文化修养,于绘画、书法、篆刻、戏曲、诗文上都颇有造诣。在绘画上, 他 “工山水人物……其画无体不工。”^① 他的画讲究布局,重淡笔墨,安排得 当,层次感强。远山近水,各具意趣。在书法上,无论是书札还是瓷器上的题 记,都于隶规中见奔放,而其行书和草书也独具特色。在篆刻上,无论是书画 作品上的印章,还是瓷器题文上的印章,都于工致中见风格,于匀称中见风 采。在戏曲上,《古柏堂传奇》 中辑有唐英的戏曲 《茄骚》、《三元报》、《芦花 絮》、《傭中人》、《清忠谱正案》、《女洋词》、《虞兮梦》、《长生殿补阕》、《英雄 报》、 《十字坡》、 《梅龙镇》、 《缸笑》、 《转天心》、 《巧换源》、 《天源债》、 《双 钉案》、《梁上眼》 等17出。这些戏曲的内容多反映封建伦理,从民间杂曲中 汲取营养,风格十分活泼。在诗文上,《陶人心语》 所辑唐英诗文,风格自然 明快,思想寓意深刻,反映出他深厚的文化修养。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皇权与士大夫的关系已经完全处于 “一边 倒” 的倾向,即皇权对士大夫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士大夫日益处于受奴役的地 位,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加强专制的必然反映,而且是由于满族入关以 后,把在关外实行的奴隶制的高压统治因素揉进封建体制中去,与封建的专制 统治协调后而被推行。清代前期一连串的文字狱,说明清王朝统治对士大夫的 压迫和控制是何等严密。处于这样的专制下,士大夫只得顺从封建体制,顺从 封建皇权,这是封建专制体制力量强大,同时也是士大夫阶层本身的弱化。汉 族的士大夫自王阳明创立心学以后,便随着汉族王朝的没落而没落,特别是其 与生俱来的功能——为封建统治提供统治思想的功能丧失,士大夫的发展方向 逐渐迷失,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体制的特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士大 夫新的思想意识和改革措施一并消失,其归宿只有归顺皇权,因而本质上已无 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唐英的情况有其独特性,他虽身为封建官吏,却实际上被任一外官,远离 封建统治的中心。因而他可以伴随着督陶活动,表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如 《陶人心语》 续卷七 《三续春兴》 八首其八: “半官半野住江州,节序 逢春麦又秋。樱笋乍添三日新,江湖不作五更愁。酒村诗本四时设,水态云容 一笔收。鹤发鸡皮凭老大,报酬心在任优游。”
诗中反映出唐英 “半官半野”,借督陶来寻求自己相对独立性的情怀。前 述唐英绘画、书法、篆刻、杂曲、诗文,也无非反映出他的这种情怀。
然而如前所述,清代的士大夫本质上已经失去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即使唐 英在客观上远离封建统治的中心,但他仍然受到皇权强有力的制约。如 《唐英 奉遵旨赴窑厂专司瓷务折》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中讲: “内务府员外郎、 奴才唐英谨奏,为恭谢天恩事。窃照两淮盐臣三保,于乾隆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奉旨协办淮关,奴才随将到任日期奏报在案。续于十二月初八日,按户部札付 奉上谕,准泰既不能前往淮关,淮关税务即令三保署理,唐英单管宿迁关税务 兼烧瓷器。钦此。钦尊。……今正月二十日,准署淮安关,两淮盐臣三保咨, 准户部札付内开,内务府总管海望议奏,宿迁关税务,暂令办理淮安关税务三 保兼理。烧造瓷器事务,令唐英专司。等因。奉旨: 知道了。钦此。钦尊。奴 才恭设香案,望闕叩头谢恩讫。一面即将宿迁关书役文卷等件,于乾隆四年正 月二十日移送三保交收管理在案。伏念奴才犬马愚贱,荷蒙天恩优渥,命叠 颁,感激之私,不禁涕零。”^①
这则奏折鲜明地反映出唐英身为封建官吏和士大夫在皇权面前的地位和处 境。尽管唐英勤奋恭行,具有聪明才智,使制瓷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自 己又在艺术上颇有造诣,但这一切终久不过是他 “格物穷理” 的一种反映,即 不仅是制瓷事务本身为皇帝和宫廷服务,而且继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工艺理念, 在具体的工艺制作中,处处体现为皇权服务的精神,使工艺特色成为传达皇权 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格物穷理” 来自于宋代理学,于清代经康熙帝的提倡而 加以强化。与宋代有所不同的是,清代的 “格物穷理” 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格物” 因明代中晚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功利 风尚的兴起,使工艺科学技术呈跃进趋势,因而工艺手段和工艺理念呈极大丰 富的状态。二 “穷理”,由于封建专制体制的空前强化,使皇权处于独尊的地 位,因而即使在制瓷这样一种工艺行业中,皇权在主控、财力和管理上都处于 绝对的垄断地位。因而这时期的 “格物穷理” 便较宋代具有更高的层次,更高 的程度,因而也更为极端。而士大夫则在这样的境遇中苦苦挣扎。由于本身的 弱化,故苟且偷生,不能自拔。
二、伦理纲常
唐英 《陶人心语》 自序说: “陶为劳力之事,陶人劳力之人,其事其人概 可想见,又何所取其心,更及于其心之所语哉? ……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 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眼界心情,即一饮一食,衣冠寝兴,与夫俛仰 登眺交游之际,无一不以陶人之心发之于语以写之也。故有时守其心而无语, 固澹澹漠漠,浑然一陶人也。有时借其语以达其心,每似耕而食,凿而饮,熙 熙怡怡一陶人也。或陶人而语陶,固陶人之本色; 即陶人而不语,亦未始不本 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之也。”
《陶人心语》 卷二 《河间府怀古》说: “高阳台下过,夕照马头红。学士登 瀛洲,仙城寓丱童。九河湮故道,土垒失荒宫。毛熏禋绵祀,崇儒仰汉风。”
《陶人心语》 卷六 《火神童公传》 中说: “神,姓童名宾,字定新,饶之浮 梁县人。性刚直,幼业儒,父母早丧,遂就艺。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 役日益盛。万历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 往, 神毅然执役。 时造大器累不完工, 或受鞭箠, 或若饥。 神恻然伤之, 愿 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完器。……神闻役而趋,趋 而尽其力,手工则已耳! 物之成否,不关一人; 器之美恶,非有专责。乃一旦 身投烈焰,岂无妻子割舍之痛与骨肉锻炼之苦? 而皆在不顾,卒能上济国事而 下贷百工之命也。神娶于刘,生一子曰儒。神赴火后,刘苦节教子,寿八十有 五。儒奉母以孝闻。”
这三段文字所反映的是儒家文化的三个含义,或者说是三个境界,即儒家 文化的求心意识、伦理意识、处于乾隆时期的弃理归汉倾向。所谓心学是理学 的一部分,由理学家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所创立,明代中期则由王阳明 所强化。王阳明的心学是对宋代理学的一次再创造,他略去了理学的 “格物求 实” 成分,而强调其抽象化的理念,目的是要在面对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功利风尚的出现和实学的兴起时,使封建体制 和皇权得到精神支柱,即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出最符合当时封建统治心理 和精神要求的成分加以强化。
宋代陆九渊讲 “心即理”,王阳明就此阐发为 “心外无理” 的思想。他认 为 “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 何物耶?” 然而王阳明的 “心” 说并不单纯来源于宋代理学的心学,他早年出 入佛老,并且从禅宗中吸收到许多精神养料。他说: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 息,其良知之体……。”^①然而王阳明的心说无论是 “致良知” 还是 “知行合 一”,其 “居敬存养”,即存养天理^②。尽管王学不断强调 “只要去人欲,存天 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③ 但 “存天理却助人欲。” 这就是 王学思想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皇权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封建统治学说首先反映 的是皇权和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因而王学之心应该是宋代以后封建统治者的 心路写照,而封建统治者自元代始深受藏传佛教密宗 “染静” 之心的影响,即 以贪为静,以贪为心,称为 “以染害染”,^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清代康熙帝 一方面讲 “格物穷理”,^②另一方面讲 “守敬”,^③两者结合而产生的御窑珐琅 彩瓷器上饰牡丹富贵之花,或写团寿字,或写万寿无疆字。
既然吾心即理,“格物穷理” 也就变成了 “正心之物”。^④王阳明把 “格物 致知” 纳入了自己 “致良知” 思想的体系,他说: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 归于正之谓也。”^⑤ 由此可见,唐英 《陶人心语》 自序中所讲的 “故有时守其 心而无语,固澹澹漠漠,浑然一陶人也。” 实际上指的是以制瓷为 “致良知”。
唐英继承了王阳明及其以后封建统治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实质。虽然唐英相 对于封建体制来说,只是一个普通官吏和文人士大夫,但传统文化的浸淫使他 仍然要在自己的天地里体现出这些思想意识和精神实质。在这里,制瓷事务不 单单是工艺上的事物,而是在格物,即格瓷器,其目的是为了 “正心”,端正 人的行为和意念,从而达到 “去恶从善”,维护皇权的目的。有关工艺制作按 照社会伦理和人的思想感情来运作,是中国传统的工艺方式。这种工艺方式经 宋明理学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强化和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唐 英作为封建官吏和士大夫,在清代处于封建统治意识和中国传统工艺思想高度 强化的潮流中,自然要把自己所督造的瓷器,作为体现这种高度强化的一种方 式。特别是唐英深深地懂得,陶人制瓷固然是 “格物穷理”,而穷理的内容终 归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 “心”,这从其创作大型戏曲 《转天心》 和创制转心 瓶就鲜明地反映出来。因此唐英给自己的诗文集取名为 《陶人心语》,并在自 序中大谈 “陶人之心”,是以 “求心” 为特征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当时特定历史 条件下的一种反映。
说到封建伦理,《陶人心语》 卷六 《火神童公传》 是典型的以工艺方式弘 扬封建伦理的例子,即将人的精神追求和神祇因素贯注于工艺技术中,使工艺 技术成为传达人文意识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如道技,讲 “道” 是精神向往, “技” 则是达到这种精神向往的手段和方式。如在 《火神童公传》 中,唐英把 工艺看成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而阴阳五行的变化是由火神的意志来主 宰,火神生子为儒,是唐英对汉代以五行说论证君权神授思想的继承,而儒孝 母则反映出唐英认为社会伦理与自然变化息息相通,可以互相补充,由火神来 主宰的制瓷工艺变化,可以证明封建的纲常伦理,使儒家思想发扬光大。
有关儒家的伦理思想,源出于孔子宣扬恢复周朝礼制的 “克己复礼” 思 想。而到了乾隆这里,在社会管理上尤其强调封建的伦理作用,在这一点上乾 隆帝继承了雍正帝 “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① 的思想,提出 “百年士 气经培养,寸晷檐风实苦辛。”^② 的主张,认为 “……所谓礼乐百年而后兴, 此正其时也。而礼乐之兴,必借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通,匪文 莫阐。”^③
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强调文治礼乐,主要应从两方面来着眼: 首先,皇权的 地位自康熙经雍正到乾隆这里,已经达到绝对至尊的程度,便求以保之,因而 令社会以封建伦理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如果说康 熙帝重视理学,雍正帝重视儒、释、道互补,而到了乾隆帝这里,已经难以为 自己找出明确的统治思想,因而乾隆时的文化特征是 “泛传统文化”,即集中 传统文化的所有因素来支撑自己的统治,因而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既非乾隆 帝的发明创造,也非明确的统治思想,而是以传统儒家思想的一般精神原则来 约束社会,这恰恰反映出理学这一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指导思想于此时已经能 量枯竭,为当时的乾隆帝与士大夫不能借此而提出明确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指 导思想。
在唐英的 《陶人心语》 中,反映儒家思想的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占有相当 的比重,除前述的卷六中的 《火神童公传》 外。尚有多篇诗文。略如:
卷一 《长至日闻龙眠方咏亭生子,再为其尊人亮书写抚孙图,并题长歌奉 寄》。其中说: “渔滨两载相陶工,伴余同饮西江水。矍铄此翁松柏姿,剥复无 心良有以。三代一全万事全,瑶环异日兆朱紫。……”
卷六 《史氏谱序》。其中说: “而祖又五传之邈者,何也? 自谱学废,而学 士大夫往往莫识其所自于礼,所谓尊祖敬宗,合族之本意,厪有知者。而族之 人相视若行路然。”
卷六 《积翠轩诗集叙》。其中说: “呜呼,告生效命疆场,勋垂竹帛,予小 子何能为役,独念与先生共依桑梓,知先生忠孝,其为诗本至性,非犹夫世之 抽青媲白以自命为诗人者比。”
卷六 《刘氏宗谱序》。其中说: “今刘子以布衣独能尽心乎尊祖敬宗之道, 兢兢于宗谱之修,圣朝教化之涵儒捋于是乎!”
续卷一 《庚儿初抵厂署,以水土不服偶致微疴口占二首示之》,其一: “尔 病寻常事,萦心笑我痴。寒喧先代觉,饮食为忘饥。我始忆亲痛,尔需生子 知。守身慰此意,孝道不离斯。”
由此可见,唐英的思想意识紧扣当时封建统治的思想脉搏,并在此基础上 抒发个人对于封建纲常伦理的感受。在这里,唐英虽然身为封建官吏,但仍然 不脱士大夫的立场和心态。因为自隋唐时期士大夫通过科举取士制度进入到封 建统治阶层中去,便为封建统治添加了新的成分; 然而士大夫终不能脱去自有 的立场和心态,从唐代的白居易,到宋代的王安石,莫不如此。因而作为清代 士大夫的唐英,对清王朝统治的发展自有一番感受,于是就出现了 《河间府怀 古》 中的 “崇儒仰汉风”。^①
对于封建统治思想的贫乏,士大夫是最为敏感的。因为他们懂得伦理纲常 的宣扬无法填补理学没落所带来的封建指导思想上的空缺。然而理学中的成分 经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和清代康熙帝的 “格物求实”,其能量已经被汲取一空, 因而所谓的封建伦理纲常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也只能起到一种社会和精神的填塞 的作用。在这种局面下,士大夫崇尚封建儒家思想的本源,即儒家文化体系的 原点之一——汉代经书,以求获取新的思想能量,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三、道禅隐乐
《陶人心语》卷六 《太上感应经序》说: “……然而吾儒之理,但云明善复 性,而释氏则云果报,道家则云感应。儒之明善复性难晓; 释之果报亦缓; 惟 道之教严,故感应速。三者之理,未尝不相通,而所以发明其理者,各不 同也。”
《陶人心语》 卷五 《光孝寺僧园德过访弹琴口占二截句赠之》: “尘官榷舍 有僧寻,半日闭情赠我深,指上弦声弦外意,冷然挑逗水云心。”
续卷七 《乙丑立春日试笔》 中说: “楚尾吴头驻水滨,芒神土牯七经春。 浔江活泼源头远,庐阜崔巍面目新。随境老慵忘甲子,摊书夜代守庚申。半官 半野悠然意,陶榷名衔放诞人。”
这三处引文,皆反映出一种道隐遣意之境,或许这方面的心态恰是最能反 映唐英作为士大夫的由衷怅惘所在,也是唐英作为士大夫追求相对独立性的一 种特定的表现。
诚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给予文人士大夫追求独立性的空间已 十分狭小; 但是由于中国士大夫的天性使然,使他们仍然在狭小的空间内顽强 地追求自己的独立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脱胎于先秦列国所养之士。士人原在夏、商及周朝 前期是受奴隶主控制的识字教育之人。他们是 “国人之子”,但又高出一般奴 隶或其他劳动群众。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而在官府里掌握文化的人也就散 之天下,分散于各个诸侯国之中。春秋战国适逢 “无义战” 的时代,各诸侯国 为实现自己的霸业,纷纷发动征伐战争,吞并他国,或起而应战,免于被吞并 的命运,这样就形成了天下混战,各霸一方的局面。士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主要是为所处诸侯国的霸业出谋划策,提出富国强兵的方略,以促使自己所在 的诸侯国强大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各诸侯国是并立的,因而士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因为 士人若在一个诸侯国中无法生存,就可以转向另一个诸侯国发展,并未受到绝 对的人身控制,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境遇,养成了士人自由灵活,不受拘束,追 求精神的绝对自由的秉性。
然而由于封建体制的建立,却使这种秉性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秦国灭掉 其他的诸侯国,统一天下以后,原来一个诸侯国内的宗法制度,被放大到天下 的范围。这样,士人便结束了从一个诸侯国转向另一个诸侯国的人身自由,而 是自始至终都要面对唯一的君王——皇帝。在封建体制下,皇帝具有至高无上 的权威,对社会阶层的各个方面具有绝对的控制和制约作用; 而士人的秉性既 已确定,也不可能就此而改变,于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的突出矛盾。
在封建社会里,一方面由于士大夫的秉性使然,另一方面亦由于封建体制 尚不成熟,因而士大夫虽然遵循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学,却又偏尚道家 思想所主张的无为与自然,从魏晋南北朝至宋代,迫使社会在新的指导思 想——理学中融进了许多道家思想的因素。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每 当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体制出现危机的时候,士大夫总是从道家思想中寻 求慰藉,而道家思想又以自己的无政府精髓,投合了士大夫追求精神的绝对自 由的倾向。宋代以后,士大夫迷恋道家思想又加进了禅宗的内容,一方面与封 建统治者的儒、释、道互补思想相适应,另一方面也借此追求精神上的相对独 立性,以排遣内心的苦闷。
历史发展到清代,尽管封建专制统治十分严酷,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控制甚 为严密,尽管唐英身为封建官吏,对封建专制体制毕恭毕静,但同时又身为士 大夫的他,仍然要借儒学兼容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机会追求自己的相对独立 性,这一点由于唐英任外官,远离封建统治的中心,长驻江南景德镇而得以 实现。
《陶人心语》卷六 《太上感应经序》 中说得很清楚。儒家的理义,追求性 善纲常,佛家信奉因果报应,道家则宣扬天人感应,三者之间未尝不能相通。
封建的统治方略讲儒、释、道互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佛家思想和道家 思想补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体系发展到后期的根本特点。所谓儒、释、 道互补,是儒家思想兼顾社会思潮的同时,努力寻找这些思想的共同点,即共 同的思想意旨,如果没有这一点,儒、释、道互补便不能成立,士大夫的精神 追求便不能得到满足,皇权的至尊便不能维护,封建体制也就无法延续下去。 而正是这种体制,虽然不能完全满足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但终归是为其精神出 路开辟了一条渠道,即封建体制对于士大夫因势利导的渠道,使其精神在一种 特定的条件下得以满足。
《陶人心语》卷五 《光孝寺僧园德过访弹琴口占二截句赠之》,写唐英拜访 光孝寺僧人,从那里得到深深的闲情逸致。琴弦的乐音别有情意,生生地挑逗 着他如云水一般的心境。
此诗反映了唐英借光孝寺僧人的琴声来抒发自己远离尘世,隐居聊趣的 情怀。
《陶人心语》 续卷七 《乙丑立春日试笔》 讲,他来到楚尾吴头的河之滨, 例年祭神已经历了七个年头。浔江流水自由奔放,源远流长,所居庐舍高大雄 伟面目更新。这样的境界令自己忘记当日,摊开书籍守长夜,自有一番乐趣, 自己一半是官吏,一半是隐士,因而悠然自得,是制瓷事业使自己变成这样清 新的人。
《陶人心语》 中反映唐英追求道禅隐乐意境的诗文还有多篇。如:
卷一 《昌语游栖览寺》。其中讲 “……贤不贤可知,或非栖者伍。”
卷一 《庐山近如上人侍者至,漫以里言代简》。其中讲: “僧自匡庐来,破 衲沾云气……遥忆定中人,飞瀑撼耳佛。”
卷二 《里村北看花,小憩万福庵。礼觉峰和上肉身塔》。其中讲 “偷闲过 野寺,心境片时凉。……化僧余蜕古,游骑带花香。……”。
卷二 《仲春珠山陶署即事》。其中讲: “陶渔成宦隐,须鬓任年华。”
卷三 《游九峰寺赋尘近如上人四首》其二中讲: “情多野鸟欢迎客,禅悦 山僧不识官……。”
此外,卷三中的 《赠耘耔上人》,卷五中的 《高旻寺访禅悦上人不遇,兼 游故离宫》、《案头瓶梅》,续卷五 《送菊》、《能仁僧耘耔送梅花兼寄以诗,率 和原韵答之》 等。
综观唐英道禅隐乐诗作,可以发现一个迹象,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唐英愈 发追求远离尘世,隐居如僧的生活,这反映出他对于现实的失望与无奈。作为 一个封建官吏和士大夫,似乎只有最后如山僧一样隐居遣兴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方面反映出封建体制的发展已趋向没落,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士大夫作为封 建体制统治意识提供者的没落与无奈。
四、结束语
唐英的 《陶人心语》 是一部内涵丰富且深刻的作品。它的意义不仅是反映 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制瓷行业本身的状况和士大夫的思想感情,更重要的是 它通过唐英这样一个具有封建官吏和士大夫双重身份的人物,反映出中国封建 社会文化体系发展到清代中期的实际情形,这就是当一个文化体系行将走到尽 头的时候,传统的文化因素只能起到一种苦苦的填塞的作用,而这种填塞恰恰 说明社会需要创新思想,又因为新思想无法产生的一种无奈。从社会的角度 讲,文化精神的填塞会经常存在,然而它应该作为新思想之间的过渡,而不是 根本的支配力量,否则的话,社会将无法前进。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也贯穿了 这个道理。清代中期的乾嘉学派就是一种探求新思想的尝试,可惜它处于中国 封建社会文化体系发展的末端,已经不可能产生应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