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首先,《开罗宣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转折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当时,意大利法西斯已经败降,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但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仍“困兽犹斗”,负隅顽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已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转入战略反攻,并在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等各大战场的许多重大战役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距进攻敌人本土和最后战胜敌人还相当遥远,尚须付出艰巨的努力。
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同盟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迫切需要一些主要同盟国举行首脑会议,以便商讨和制定下一阶段的战略协同计划,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以及就战后如何处理国际上的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1943年11月22至26日美、中、英三国首脑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参加开罗会议和会后征得斯大林同意于12月1日联合发表《开罗宣言》,就是在这样至关重要的关节点上发生的。苏联因与日本签订有《苏日中立条约》,尚未对日宣战,不便与中、美、英联合发表《开罗宣言》。这个宣言向全世界释放了巨大的正能量。
其次,中国应邀出席开罗会议并与美英共同发表《开罗宣言》,正式确定了中国是世界法西斯战线主要同盟国之一和“战时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主要是因中国坚持抗战而赢得的。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一扫中国以往积弱不振和任人欺凌的懦弱怯战的印象,获得了美、英、苏等国家的钦佩和赞扬。1942年2月,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的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的坚决抗击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丘吉尔在德军狂轰滥炸英国首都伦敦时,斯大林在德军兵临苏联首都莫斯科时,都曾提出过“效仿中国”的口号。由此可见,中国之所以被器重,得以应邀出席开罗会议并与美英联合发表《开罗宣言》,主要是靠中国军民坚持英勇抗战而赢得的。
在开罗会议期间,关于中国收回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的主权问题,在起草与修改《开罗宣言》阶段也曾发生过一些争论。中国和美国提供的宣言草案规定,日本由中国所攫取的土地,如东北、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英国提出修改意见,主张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英方提出的理由是,日后英国议会可能会质询英国政府,为什么日本放弃的其他占领地区都未说明放弃后的归属,唯独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要声明其归属中国。英方认为,上述各地固然属于中国,但没有特别提出来予以强调的必要。中方对英方的这一修改建议,表示强烈反对。出席开罗会议的中方代表王宠惠明确指出,中国作战的目的,在于贯彻反侵略主义,但是如果采取英方修改建议,“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家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如采取英方含糊措辞,不但中国不赞成,其他各国也将疑惑不解”,“日本放弃之后,归属何国,如不明言,转滋疑惑。……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王宠惠还进一步指出,“措辞果如此含糊,则会议公报将毫无意义,且将完全丧失其价值。”美国代表对中国的主张给予了支持。讨论的最终结果是,仍维持中美原方案不变。后来,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督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对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的主权。至于作为台湾附属岛屿的钓鱼岛,不言而喻,确切无疑地也应属于日本归还中国的范围。
蒋介石对开罗会议上中美会谈的顺利进行和开罗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比较满意,表示“出乎预期之上”。会后蒋介石回顾称,开罗会议“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自信日后更有优美之效果也”。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三省与台湾、澎湖岛,为已失去五十年或十二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美英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在1943年12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表示:“开罗会议公报如期发表,军民精神为之一振,此乃为国家百年来外交上最大之成功,又为胜利重要之保障,是三十年苦斗之功效也。”
1943年11月22日,中、英、美三国首脑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及蒋夫人宋美龄在开罗会议期间会晤。
第三,中国应邀出席开罗会议和与美英联合发表《开罗宣言》,适应了美英等国正在实施的“先欧后亚”对敌斗争大战略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美国关于战后亚洲战略构想中期望中国发挥重要作用的需要。美英等国决定废除不平等旧约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并邀请中国出席开罗会议和联合发表《开罗宣言》,决不单纯是从尊敬中国抗战的英勇出发的,还有其战略上的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中国继续坚持抗日,直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他们认为,欧洲战场乃战略枢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矛盾所在,因此决定实施“先欧后亚”战略(又称“先德后日”战略)。他们不打算在亚洲太平洋战区投入更多的兵力、物力、财力和精力,而把亚太战场对日斗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上,待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再集中力量对付日本法西斯。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密尔顿说得十分清楚:“采取这一步骤,可使中国更积极地在中国境内对付敌人,并可确定最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力及作战的总潜力。”罗斯福认为:“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为了利用中国巨大的人力和空军基地,罗斯福“至为关心的……是使中国继续打下去”。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重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美国海军上将李海在回忆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时写道,美国将领们都认为,中国那几百万军队毕竟牵制了大量日本军队,“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和使盟国的事业成功,支持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能把蒋介石的装备甚差、吃得不好的军队留在战场上,要打败日本就得付出更多的船只、生命,更不用说金钱了”。
当时,由于缅甸已经沦陷,美国向中国政府和在华美国空军供应物资的陆路交通已完全断绝,不得不越过“驼峰”——自然条件极其险恶的喜马拉雅山南部支脉——进行空运,每月最多只能供应1万吨物资。因此,缅甸作战计划成为开罗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和会议期间,美国始终主张,为了使中国政府坚持抗战,除了维持空运接济外,还必须打通陆上运输线。因此,在1944年之初,在缅甸雨季到来之前,进攻缅甸并修筑从印度经由缅甸通往中国的公路,就成为盟军最重要、最紧迫的一项任务。要完成此项任务,既应有中国陆军参加,又必须得到英国海军的支持。蒋介石希望在缅甸打通陆上运输线,以便获得更多的外援物资,由中国驻印军和驻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共有14个师,全部美式装备,可供进行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之用。但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坚持,当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时,英国必须在孟加拉湾海岸发动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予以配合,而且,每月对华空运的近万吨物资,也不得因为在缅甸作战而有所减少。丘吉尔虽然希望杀回缅甸,也赞成支持中国抗战,并利用中国基地进行空军作战,但他十分反对在缅甸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其原因有三:其一,他不喜欢看到美国特别是中国共同分享其夺回缅甸的荣誉。其二,他认为对日作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在海上摧毁日本的交通线,可采取海上封锁的办法扼杀日本。因此,他主张在东南亚首先应该攻占新加坡,继而夺取香港,而不应该在远离日本的缅甸丛林中进行极其艰难的作战,否则,很可能会陷在丛林中而不能自拔。其三,他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部署,认为在缅甸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将会占用大量登陆艇,削弱拟议中的登陆法国的计划,并妨碍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战役。
于是,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丘吉尔展开了极其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罗斯福出面向蒋介石担保几个月内将在孟加拉湾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将使用中国军队进行缅北滇西反攻作战。
令人遗憾的是,在开罗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固执己见的丘吉尔书面通知英军三军参谋长:“首相希望将下列事实记录在案,即他明确拒绝蒋介石大元帅关于要我们在缅甸进行陆地战役的同时,负责发动一场两栖作战的请求。”德黑兰会议后,丘吉尔又称,苏联既已允诺在对德战争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东南亚战区已失去其重要性,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自应取消,登陆艇则应调往欧洲。面对丘吉尔的坚决态度,罗斯福终于让步,在1943年12月5日决定收回他对蒋介石的诺言,并电请蒋介石从下述两个方案中作一抉择:第一个方案是,不管英国海军是否在南缅夹击日军,中国仍然调遣远征军入缅作战;第二个方案是,将缅甸作战计划推迟至1944年11月付诸实施。
面对罗斯福提出的这两个方案,蒋介石电复接受第二个方案。蒋介石不愿独立承担艰难的攻缅任务。蒋介石给罗斯福的复电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鄙人亦愿于此坦率告曰:盟帮对于中国作战之如此措施,实可引起各方忧虑。”
在开罗会议上,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还曾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代表史迪威将军要求美军提供装备,由中国在1945年1月之前,分三批训练新军共90个师。一旦滇缅公路打通,中国新军准备完毕,中国即在1944年底至1945年底之间出兵攻打广州、香港、台湾、上海。广州、香港收复后,美国须以10个步兵师、3个装甲师参加华中、华南、华北对日作战。但是,在开罗会议上,未就此达成具体协议。
由此可见,开罗会议在实现中、美、英联合对日作战方面,既有相互配合的一面,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其具体建树远不及政治方面。开罗会议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