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牍学史》为清末学者许同莘所撰。他生于清光绪四年,庚子、辛丑并科
举人,早年东渡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归国后入张之洞幕,为文案
委员。民国后他曾任外交部俭事、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等职。他在秘书事业中
不仅论述卓越,而且亲临实践,所以,该书是他本人多年政府公务文牍的经验
总结。
该书也是我国首部用现代学科意识梳理中国公文学史的专著,具有学术开
创性之功。“对几千年来中国公文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首次使用
了公牍学”这个名称,为中国公文学的创建,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③他与
汪辉租一样,在书中充满了深切的期望,认为学问文牍固然重要,但秘书对待文
牍运转、对待秘书工作更加重要。所以,此书充溢了大量的有关秘书职业道德
的诠释。他主要提出五个方面:
首先,积学。他认为这是秘书写文治牍之本,把博学治学作为首要一步,推
崇“治事必先明理,明理必先读书”的道理。
其次,晓事。秘书要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内部的盘根错节,这样才能把事
情办好、办妥。他说:“不晓事之害,不在小人而在君子。小人不晓事,犹不能为
大恶;君子不晓事,则一言出而万口附和,贻害不可胜言。”
第三,立诚。他认为治牍者必须诚心诚意、精神贯注、临事不苟,殚精竭虑,
同时还指出:“其心愈苦,其谋愈深;其虑愈周,其理愈密。”
第四,养耻。他强调秘书必须具有古代“士”的精神,实事求是,把握分寸,
不为过甚之词,不发过苛之论,以减少为害程度。
第五,去忍。他修身养性,采取礼让态度,做谦谦君子,以忍为进。针对秘
书职业的特点,当遇到詈骂、欺骗、冤枉、顶换、撤职、查办、处分、不理解、不认
同、不同情、不友好时,秘书必须具有宽阔的胸怀,养成一种“有容乃大”的胸襟。
这样秘书才能与上司进行有效的合作。事实上,只有要求秘书的去忍,而没有
要求上司的去忍,这是秘书职业被动性、佐治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