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最早记载西南夷的历史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在文中明确
白地以巴、蜀作为方位基点,将今天川南、川西南、贵州西部、云南境内的各民族统
称为西南夷。这是由于巴、蜀在地理上与中原接近,是中国开发较早的一个区域,也
是中国西南实行郡县制较早的地区。因而从秦代起,巴、蜀就成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
“前沿阵地”,常頞向云南略通五尺道就是从今四川宜宾开始的。西汉时期,巴蜀的郡
县制与中原完全相同,居民也以汉族为主体,不再被视为“方外蛮夷”,所以才用巴、
蜀来作为方位基点。由此可见,《史记·西南夷列传》 中所涉及的“西南” 并不是现
代的西南,而是当时巴郡、蜀郡的西南,其地域范围比今天的西南还要大。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从现代语言学的分类讲,除了尚未进入云南的苗族、瑶族、
藏族、回族、普米族等民族的先民之外,包括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壮侗语族的部分
先民,以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的先民。
从族源上讲,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最多,有僰、昆明、叟、摩沙等,他们主要分
布在今澜沧江以东、红河以北、金沙江中游两岸地区; 其次是属于百越系统的民族,
有滇人、滇越、僚、鸠僚、哀牢; 孟高棉语族民族的先民闽濮也已经到达今澜沧江中、
下游东西两岸。值得重点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民族,古代的历史学家一般都是从文化
的角度入手进行考察和分类的,因此可以称为“文化民族”,而伴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
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民族,除了注意文化之外,更加注重的是综合性的考虑,政
治成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现代民族具有更多的政治意味。
《史记·西南夷列传》 的写作目的与汉王朝开拓西部边疆和建立巩固统一多民族国
家有关,故司马迁说: “于是迁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
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①
当然,司马迁虽然以构建大一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为目的,以对边疆治理作为写作的
基本点,但在此过程中司马迁对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经济类型、文化特点进行了第
一次系统的记述,客观上还是留下了许多民族志的资料,是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志
最为珍贵的文献。
民族识别是指对相关民族进行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是自觉的,那么,自从中国历史上民族产生的时候起,便有不自觉
的、自发的民族识别,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 中对“西南夷” 各族的记述与
识别就是一个例证,尽管还处于自发阶段对民族加以识别,但是可以看到其中已经具
有对中国古代民族进行民族识别的自觉成分。
司马迁对西南民族的识别首先是对民族成分的辨别。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
当中开篇就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
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
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
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 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
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②在这
段大家常见常用的史料中,司马迁首先承认每个民族都是各有自己文化特点的客观存
在实体,此民族和彼民族的区别是由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民族特点来区别的,这样
的认识已经包含着许多民族识别的原则与方法。在上述民族当中,在地域上与今天云
南有关的民族分别是: 百越系统的夜郎、靡莫之属、滇等民族,这些民族就是司马迁
说的南夷; 氐羌系统的嶲、昆明、徙、筰都等民族,这些民族是司马迁说的西夷。
通过对这段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南夷” 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以游牧生产方
式为主的民族,又有定居的农耕民族,还有游牧、农耕并存的民族,其社会发展程度
也是大不相同的。从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的角度看,“西南夷” 民族文化类型可以分为
以下几类:
第一个类型是“椎结,耕田,有邑聚” 的夜郎、靡莫之属、滇、邛都。这几个民
族为农业民族,服饰文化的特点是“椎结”,是这些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显著的
文化符号,就如同穆斯林妇女的头巾是穆斯林人群的文化符号一样; 夜郎、靡莫之属、
滇、邛都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有“邑聚”,是已经定居的农业民族,
如果按照国家发展的层次分析,应该是处在“方国” 的阶段。
第二个类型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 的嶲、昆明、徙、筰都。这
几个民族属于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特点是“编发”,关于其社会组织情况下边有专门讨
论,此不赘述。
第三个类型是以冉駹为首的民族群体,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对于冉駹,司马
迁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记述,这与司马迁没有亲自到达冉駹分布的地区有关。
第四个类型是在冉駹东北部的 “白马” 民族群体。司马迁没有记述“白马” 的文
化特点,但是却是唯一一个告诉我们“白马” 的民族源流的人,即 “白马” 属于氐族
系统,后来的历史记载确实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述是正确的,因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
期在中国西部确实出现了 “白马羌” 的民族群体。
从现代民族识别的角度来考察,第一个类型属于稻作农耕民族群体; 第二、三、
四个类型总体上属于与游牧有关的民族群体。司马迁对西南民族群体两大文化类型的
划分,反映了他朴素的民族识别意识。
对司马迁民族识别的记述,有以下几点可以深入讨论。
第一,关于“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因为第二、三、四类民族群体游牧生
产的粗放性,要求大面积的草场储备作为生产的必要条件,这就导致了以家庭为基本
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群体的存在,以分散性来减少经济的风险,所以嶲、昆明、徙、笮
都等民族群体的文化特点是“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①如果进一步从学术的角
度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自然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原因从而导致了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
与农业民族的社会组织必然产生差别。所以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看到了地理环境、生
态条件对民族及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制约。
第二,关于冉駹,司马迁没有明确的文化记载,但是汪宁生先生曾经对此做过研
究,他认为《史记》最早记载的冉分布在汉代的汶山郡。汉代的冉駹夷即今日羌族
的直接先民。冉駹夷的文化特征在后代的文献中与羌族相同: “皆依山居止,累石为
室,高者至十八丈,为邛笼 (即碉楼,今日亦然)”; 冉駹 “死则烧其尸”,今羌族仍
行火葬; 冉駹 “贵妇人,党母族”,今日仍多有从妻居,舅舅地位高; 冉駹 “地多杂
药”,今日羌族地区仍盛产羌活、贝母、大黄、虫草。所以 “古代羌人分散各地,形成
今西北、西南诸族,而今日羌族与作为古代羌人一支之冉駹,其地望与文化特征,竟
无一不合,可谓古羌人的直系子孙”。①通过对冉駹的民族文化分析,可以明确其属于
氐羌系统。
第三,根据司马迁以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点的分类,还可以将西南夷分为“南夷”
和“西夷”。南夷,在巴蜀之南,“耕田、有邑聚” 的夜郎、靡莫之属、滇是南夷,属
于百越系民族。南夷主要分布在今贵州、云南,显然是在今天成都以南。南夷的生活
习俗为椎结,生产方式为耕田,已经定居。西夷则有两种情况,在蜀西南的嶲、昆明,
生活习俗为编发,生产方式为游牧,社会发展尚处于无君长的阶段; 在蜀西北的徙、
筰都、冉駹、白马,已有大的民族首领,生产生活方式或定居半畜半农,或游牧不定。
第四,夜郎、滇人、昆明人属于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民族,说明了在民族发展的
过程中,有的民族消亡了,但又有新的民族产生; 或者是有的民族仅仅是民族名称的
改变,但民族仍然存在,例如夜郎就是下一个历史时期僚人中的一部分,昆明人的绝
大部分就是下一个历史时期的乌蛮。
第五,司马迁对“西南夷” 的记录虽然不是自觉的民族识别,只是从文化上进行
分类,但客观上却具有了民族识别的学术意义。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所谓“严华夷
之防” “内诸夏而外夷狄” 以及“用夏变夷” 的民族观,所以司马迁对西部民族的记
述仍然有不足,表现出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和民族歧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