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对研究家具史颇有帮助的五代绘画目前能发现的有5幅:①宋人摹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②宋人摹五代周文矩《宫中图》(分藏于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弗格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③宋人摹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④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南京大学藏);⑤五代卫贤《高士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述五代周文矩的3幅画虽属宋人摹品,在技法上多少会带有宋人理解,但尚未见其中内容在断代上的争论,而《勘书图》和《高士图》则属流传有绪的作品,也未见其内容在断代上的争议,用上述5幅画中的家具图像来分析五代家具形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和《韩熙载夜宴图》相比,它们中出现的家具形象不多也不全,但对论证《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家具却大有裨益,假如我们暂不给《韩熙载夜宴图》下一定论的话,那么将《韩熙载夜宴图》置于以上5幅画中,可发现从家具上看它是特殊的。
图3-1-2 宋人摹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局部
图3-1-3 宋人摹五代周文矩《宫中图》局部
①《琉璃堂人物图》中画有李白、高适和常建等诗人,其中仅有僧法慎一人坐在用藤枝制成的有出头曲搭脑和出头曲扶手的椅子上(图3-1-2),其搭脑呈现罕见的向下弯曲造型,这些使得此椅在画中显得尤为突出。我们知道,在中国,椅子等高型坐具是由佛教的传入而兴起的,该图所有人物中只有僧法慎一人坐椅子,可见当时椅子的宗教色彩仍较浓厚。
②《宫中图》(图3-1-3)中画有80位宫女和孩子的形象。这一人物长卷中除了有较多的宫女站立活动外,还有2女坐于圈椅上,9女坐于 杌上,2女坐于墩上,2女跪坐于地上,1女盘腿坐于席上抚琴,1女垂足坐于矮榻上。这些活动显示了高坐和低坐生活方式的混合。其中的圈椅、杌、榻形体雍容宽厚,和画中女子形象以及整体画风很统一。其实,早在唐代的一些绘画中(如周昉《挥扇仕女图》、《内人双陆图》和唐佚名《宫乐图》)已见女子坐杌、椅的形象,这种行为一般多发生在私密场合,故我们在南宋以前的绘画中是看不到女子在男子面前坐高型坐具的。唐代这种新潮的起居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自上而下缓缓影响民间,不过《宫中图》的信息表明此时高坐方式尚未取代低坐方式。
③《重屏会棋图》(图3-1-4)中的家具有榻、屏风、箱等,其中的榻有3种高低不同的类型,最高者有壸门造型,其余两榻则属四足立柱造型,屏风画中也有榻和屏风,这些家具形象仍保留着低坐特点。虽然图中齐王李景达和江王李景逷垂足侧坐于矮榻上下棋,但细观此图可发现如此坐法并不自然,时间一长,非叫人变动姿势、舒展筋骨不可。或双方互换位置,或每人双腿收于榻上。不过若盘坐或跪坐其上,榻面又不免嫌小。故笔者推测此坐具并非专门弈具,只是代用品。在一旁观棋的南唐中主李璟和画屏上的坐榻之人均收腿坐于矮榻上,晋王李景遂则至少垂下一足坐于矮榻边。此图是对南唐皇室生活的真实反映,所以它描绘的家具应具代表性。在中国,家具等器物的使用向来上行下效,像韩熙载这样的南唐重臣家里的陈设应有效仿皇室的痕迹,然而《韩熙载夜宴图》中却大量出现椅子和桌子等高坐家具,可见两图的对应并不一致。也许南唐皇室有复古意趣而怀念古代生活方式,但即使如此,皇帝的喜好也不可能对臣下没有影响,这 样两画的内容是否为同一时期便成了问题。
④《勘书图》(图3-1-5)中画有一人坐于铺有兽皮的四出头椅子上掏耳朵,其面前桌子上放置书籍、卷轴,身后有榻和高大的三折屏风。由四出头椅子和桌子可见高坐家具的发展进程,这里高坐家具的汉化特征已较明显,但未成熟。而榻的腿部造型与装饰和《重屏会棋图》中一榻很相似,即腿部扁平,以如意云纹作为装饰,这也和1975年在江苏邗江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榻很相似(只是此木榻高达57cm),由此也可证明两画内容的可靠性。
图3-1-4 宋人摹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图3-1-5 五代王齐翰《勘书图》
⑤《高士图》(图3-1-6)中的梁鸿、孟光夫妇使用的家具从榻到几在几幅画中最具典型的低坐特点,可见在有些环境中低坐家具的生命力是很长久的,但也有可能是卫贤考虑到画中人物为汉代人而特意为之。
图3-1-6 五代卫贤《高士图》局部
我们细看《韩熙载夜宴图》,可发现其中的家具有床、榻、桌、椅、墩、屏风、灯架、衣架、鼓架、足承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外来高坐家具——椅和桌在这里已完全汉化。画中共有7人次坐于榻上,1人盘腿坐于椅上,5人垂足坐于椅上,7人垂足坐于墩上,其余家具已不是低坐时期低矮的家具式样。由此可见,论画中家具种类的完备,在以上这些画中,《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家具是最丰 富的,后来明清的主要家具品种这里大多已具备,而且自身已成体系,这些均是前述5幅绘画中的家具难以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