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该书是我国台湾地区大学汉语音韵学教学最为重要的教科书之一,影响力极大。该书原名《中国语音史》,1954年出版;后更名为《汉语音韵学》,1968年出版。这里以1985年9月版为依据。其体例为:赵元任先生序、《汉语音韵学》原序。第一章,引论;第二章,国语音系;第三章,现代方音;第四章,早期官话;第五章,《切韵》系的韵书;第六章,等韵图;第七章,中古音系;第八章,中古音韵母的简化;第九章,由中古到现代;第十章,古韵分部;第十一章,上古韵母系统的拟测;第十二章,上古声母;第十三章,上古声调的问题。附录:语音略说。
赵元任在《汉语音韵学》“序”中称赞董同龢汉语音韵学研究目光敏锐、方法严谨、材料丰富。所谓目光敏锐,是说董同龢批评高本汉《诗经》用韵研究是“搭桨韵”式的;而所谓方法严谨,是说董同龢研究汉语音韵学既讲“音类”,也讲“音值”,而且逻辑思维缜密,比如把《广韵》重纽问题搞出头绪来,汉语音韵学理论意识也是超出同时代学者眼界的;而其运用材料之丰富,传统汉语音韵学文献自不必说,就是汉语方言文献、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对音文献也有所论及。董同龢“自序”说(2页):
从西洋人把他们的语言学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古音研究的进展,真是可观。我们可以说,近几十年间中外学人的收获,足足抵得上,甚或超过清代三百年间许多大师的成绩。眼界宽阔,材料增加,工具齐备,方法也更精密。因此,我们已经能从古音的“类”,进而谈古音的“值”。更要紧的是,我们已经能使这门学问脱离“童稚从事而皓首不能穷其理”的绝境。
这几句话把中国现代汉语音韵学不同于传统汉语音韵学的精髓之处揭示了出来,可谓精辟之极。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所建构的汉语音韵学体系,严格说来,是汉语音韵学基本知识体系与学术研究意识有机结合的产物。该书所具有的善于普及汉语音韵学知识的特性是与其彰显教科书功能分不开的,其所蕴含的汉语音韵学教学思想迄今仍然熠熠闪光。同时,该书也是一部重要的专门学术著作,充分表现了董同龢不同于其他中国汉语音韵学学者的独到学术个性特征。比如他对唐代增订《切韵》韵书,包括敦煌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孙愐《唐韵》、李舟《切韵》、故宫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等书文献关系、音系差异的看法,就是比较突出的。该书值得一提之处还有:认定《七音略》与《韵镜》为宋以前文献;“守温三十字母”参照梵文与藏文字母;中古音是在简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充分肯定段玉裁“谐声古韵分部”的方法,进而建立自己的上古音研究系统,而且卓然自成一家,等等。可以说,《汉语音韵学》既是汉语音韵学教学的典范,又是汉语音韵学学术研究的经典成果。
李方桂在《语言学在台湾》(2012,作于1967)中称赞道:“探索官话的语音发展,溯及上古汉语;他对早期官话(14世纪)和上古汉语(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音韵有相当的贡献,特别是上古汉语的调类。”丁邦新《谨记语言学家董同龢先生》(幼狮月刊社编《中国语言学论集》416—417,1977)论述得更为清楚:“在通论方面,为便于初学,先生又以深入浅出之笔贯串从古至今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写成《中国语音史》一书。该书的前身就是先生在台大教声韵学的讲义,付印时受篇幅的限制删去好几章。后来,郑再发兄按照遗稿补正,在先生去世后五年后交由广文书局重印,并改回本名《汉语音韵学》。”国外学者对这本书评价也很高,比如日本学者辻本春彦就曾经说,“董同龢所著《中国语音史》(1954)一书,概括地叙述了由现代汉语至早期官话、中古音、上古音的演变过程”,是整理音韵史资料的重要著作[2]。杜其容《读董同龢〈中国语音史〉》也对本书作概括介绍[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