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正当广东人民在广州附近和侵略者进行英勇搏斗的时候,清朝
军队却在大沽口被打得丢盔卸甲,不得不向侵略军乞降。
当时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之后,除留一部分军队继续盘踞广州外,
大部分军队在额尔金和葛罗的率领下乘船北上,准备在北方用武,以
便对北京的清朝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美使列威廉和俄使普提雅廷也随
同北上,企图趁火打劫。1858年2月,四国公使在上海向两江总督何
桂清投递照会,要求: (1)赔偿军费; (2) 公使驻扎北京; (3) 外人
自由往内地游历; (4) 增开通商口岸; (5) 改订关税税率; (6) 协助
“剿匪”; (7) 保护教徒。清政府这时的态度和一年以前的叶名琛如出
一辙,一方面对四国的侵略要求不愿考虑,只是命令何桂清“劝导”
四国回广州办理交涉; 另一方面,又不积极从事防务。是年4月,侵
略联军到达大沽口外,清朝先派仓场侍郎崇纶负责交涉,英法认为他
官职太小,拒绝谈判。清朝改派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交涉,英法仍借
口谭廷襄非全权大臣,无便宜行事之权,拒绝见面。英法故意在这个
全权问题上兜了将近一个月的圈子,实际上是在争取备战的时间。英
法两国在大沽口摆出一副恶狠狠寻架闹斗的样子,美俄两国则打扮
成“好心肠”的 “和事佬”,单独和谭廷襄纠缠,以麻痹清朝方面的
警惕。等到英法侵略军准备就绪,美使列威廉就训令其谈判代表:
联军定于明日进攻大沽炮台,要谈判代表绝对保守秘密,并 “用一
种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①。美国使节不动声色地完
成了欺骗的任务,以后就悄悄地躲在一边,“静候联军所采取的行动
的后果,便可以得到他们所争取到的一切”②。
5月20日上午,英法兵舰开炮轰击大沽炮台,掩护步兵登陆。
大沽有炮台四座,安设大炮30尊,驻防的军队有八九千人,总督谭
廷襄驻新城,提督张殿元驻西大沽,副都统富勒敦泰驻于家庄,署
总兵达年、署副将德魁、游击沙春元、陈毅等分驻南、北炮台。侵
略联军轰击炮台时,下层士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两小时,游
击沙春元、陈毅均英勇战死,守炮台的士兵群众“胆略甚壮,其坚
守炮台之人,三次为英人炮台所中,三次去而复返。又有一弁于英
人逼近炮台时,单身从炮台上跳跃而下,前来迎战”①。可是负责指
挥战争的文武大员,“一闻炮声,心胆先怯”②,谭廷襄首先“乘轿
西行”,张殿元、达年、富勒敦泰、德魁都随后逃跑,士兵没有指挥
官,当然难以抵挡强敌的进攻,大沽遂失陷。
大沽失陷后,谭廷襄带着2 000个残兵败将,一路奔逃。侵略联
军跟踪西进,直达天津。谭廷襄借口天津“郡城残破,内无一日之
水,又无隔宿之粮,城外廛肆毗连,河路错杂”③,干脆自动放弃了
天津,退驻到离城很远的地方。联军一路无阻地到达天津,占住望
海楼等处房屋,谭廷襄还指派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专门供
应侵略军队以牛、羊、鸡、鸭、乘马、肩舆等等。交战一方对另一
方招待得这样殷勤周到,这还是战争史上破天荒第一遭,这种事情
也只有卑鄙无耻的清朝官僚们才干得出来。
历史一再地证明,只有下层人民群众才是反侵略斗争中最坚决
的力量。当统治阶级一再退让、侵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天津附近
人民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6月初,清朝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
花沙纳赴天津,与侵略军谈判投降条件。桂良到津时,天津“军民
遮谒道左,请率团练助官兵与夷人开仗”④,却被桂良拒绝了。联军
盘踞天津后,经常掳掠抢劫,天津人民义愤填膺,“商议妥协,联为
一气”,欲待其“入院搅扰”,“即行杀戮”⑤。有一次,一个英国军
官在街上耀武扬威,天津市民怒气难遏,把他痛打一顿,他丢下一
顶白绸帽和一只狮子狗,抱头鼠窜而去。不久,翻译李泰国
(H.N.Lay) 带一百多名英兵,前来寻斗,这时城门已关闭,他们竟
爬城进来,城内的团练和群众准备迎击,李泰国见众怒难犯,才被
迫退去。又有一次,外国侵略军十数人在深夜抢劫永泰耀杂货局和
庆馨德钱店,他们“手持火枪短刀,撞开铺门,抢去首饰衣服等物,
并刀砍万成号瓷器铺门。当时人众惊醒,随即登屋抛掷瓦砾,骤如
雨雹,该国人烂头破额,纷纷逃窜”⑥。
但是无耻的清朝统治者却畏敌如虎,他们事先在京津一带毫无
防御布置,大敌当前,他们弄得惊魂失魄了。一部分顽固派官僚虽
然还在吵吵嚷嚷,主张打下去,但是究竟怎样抵抗下去,依靠什么
力量抵抗下去,他们心中完全无数,因此他们的主张只能流为纸上
空谈。另一部分大官僚主张赶快投降,如主持谈判的桂良、花沙纳
说: “此后若再决裂,夷炮一开,不特津郡立时自乱,该夷带兵北
窜,更觉可虞”①; 主持军事的谭廷襄说: “有不能战、不易守,而
不得不抚者”②; 此外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说: “若用武则兵连祸结,
断乎不可”③。咸丰帝在敌兵压境、门户洞开的情形下,也惊慌失
措,不得不授权桂良、花沙纳,要他俩在尽量不损害封建统治利益
的条件下,向英法乞降。
6月初,谈判在天津海光寺举行,英法公使除了最初和桂良会见
一面以外,一直把谈判的事情完全交给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
(Thomas F.Wade) 去办理。李泰国等对桂良、花沙纳竭尽了威吓侮
辱的能事,桂良、花沙纳称他们 “往来公所,咆哮要挟”,“骄狠之
情,有目共见”④。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马士也不能掩饰李泰国的横
暴态度,他写道: “李国泰 (按: 即李泰国) 是性情暴躁的; 既然作
为一个强加战败国以种种条件的战胜国的代言人,他便任情逞性,
满口作威作福的腔调,打算就凭着这种凶狠的腔调,而不凭借论辩
的力量来打倒中国方面的抗衡。他在整个谈判中,从头到尾都是使
用这种腔调。”⑤
谈判过程中,清朝政府对外使驻京、北方开埠和外人得入内地
通商传教等条款是最感头痛的,努力想讨价还价。不过侵略者的锋
芒咄咄逼人,好像已把绳索勒在脖子上,根本不容清朝政府有丝毫
动弹的余地。统治阶级由于不敢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非但找
不到正确的抵抗侵略的办法,也根本没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因此也
就不敢与侵略军决裂。就像桂良、花沙纳所说:
该夷枪炮迅利,前见夷兵在津郡爬城,其疾如梭,若抵都
门,祸恐难测,此战之不可者一也。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
必将内变,附近天河两府土匪以及各属盐枭,久欲观衅而动,
一闻有警,盗贼四起,官军应接不暇,此战之不可者二也。直
隶府款支绌,运道各库,帑项皆空,兵勇见贼,多易奔溃,火
药有限,炮械无存,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此战之
不可者三也。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
此战之不可者四也。各夷就抚,迅议通商,则关税日充,兵饷
有出,不抚而战,虽未闭关,而税课有限,南军待哺嗷嗷,无
从筹画,此战之不可者五也。奴才等非不知后患可虞,必应求
万全无弊之策,然进即不可战,退又不可守,于两弊相形之中,
聊为避重就轻之法。①
害怕敌人的力量,夸大自己的困难,这是历来投降主义的思想根
源,特别是清政府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镇压内部的革命运动上,当然就
不得不在对外方面作妥协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乖乖地接受了
侵略者的全盘要求。1858年6月,清朝政府遂先后与俄、美、英、法
订立《天津条约》。中国方面的代表是桂良、花沙纳,英、法、美、俄
的代表是额尔金、葛罗、列威廉、普提雅廷。
中英《天津条约》56款,中法《天津条约》42款及补遗6条,
其主要内容为:
(1) 外国公使入驻北京,与清政府外交往来用平等礼节。
(2) 开放牛庄 (后改营口)、登州 (后改烟台)、台湾 (后选定
台南)、淡水、潮州 (后选定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
江为通商口岸。从前的五口通商都是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城市,现在
自南而北,达到东北地区,而且又伸展到长江内地的城市,这表明
侵略者的势力一步一步深入中国了。
(3) 英人、法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 英、法传教士可入内地
自由传教。
(4) 详密地规定了领事裁判权: “英国属民相涉案件,不论人
产,皆归英官查办”; 中国人和英人涉讼,如为刑事案件则由被告国
审理; 如为民事案件,则由 “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
(5) 修改税则,并规定洋货运销内地,按时价抽2.5%的子口
税,以后即可免交厘金及常关税 (按: 此条为1858年10月上海会
议所补定)。
(6) 外国兵船得往来于各通商口岸。
(7) 对英赔款400万两,其中军费200万两、商亏200万两;
对法赔款200万两。
(8) 条约经两国政府批准,于一年后在北京互相交付。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使中国人民又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新枷
锁,外国侵略者根据所谓 “条约权利”,得以更进一步地侵入中国。
而且由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每一国所得的权利,他国可以 “均
沾”,所以美国和俄国实际上也获得了一切特权。而且俄国在签订
《天津条约》之前,已经逼胁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 《瑷珲条约》
(1858年5月在瑷珲订立),规定: 黑龙江、松花江北岸,自额尔古
讷河至松花江海口属于俄国,其南岸顺江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乌
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为两国共管。俄国不出一兵,不费一弹,而其
所得利益极为惊人,仅《瑷珲条约》 中就“向中国夺得面积等于法
德两国的领土和长度等于多瑙河的河流”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