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乐志》的整理类批评
乐府诗批评史

《乐志》的另外三卷,主要从辑佚学的角度,录存了大量的歌诗乐 章,而在历代史书的“乐志”(乐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先唐史书而言, 以“乐志”的形式录载乐府诗之全篇者,司马迁《史记》乃肇其始,班固 《汉书·礼乐志》继其后^①,而沈约《宋书·乐志》则以数百篇之量,雄 踞各史书《乐志》之首。《宋书·乐志》这一实况的存在,既与沈约对歌 诗等音乐文学的雅好密不可分,又为保存汉、魏以至于刘宋时期的乐府 诗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多为后人所称道。所以,《宋书》中这三卷《乐 志》的存在,无论是从史学抑或文学的角度以论,都是极具文献学价 值的。
据笔者的手工统计可知,在《宋书》卷第二○至卷二十二的三卷《乐 志》中,沈约共辑录了各类乐府诗300余首(篇),而成为先唐时期史书 “乐志”辑录乐府诗之最多者。这一数量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其 所辑录之乐府诗,依序为:
(一)卷二十《乐二》: 《晋郊祀歌》5篇(傅玄)、《天地郊明堂歌》5 篇(傅玄)、《宋南郊雅乐登歌》3篇(颜延之)、《宋明堂歌》14篇(谢 庄)、《晋宣武舞歌》4篇(傅玄)、《晋宣文舞歌》2篇(傅玄)、《晋宗庙 歌》11篇(傅玄)、《晋江左宗庙歌》13篇(曹毗、王珣)、《宋宗庙登歌》 8篇(王韶之)、《世祖孝武皇帝歌》1篇(谢庄)、《宣皇太后庙歌》1篇 (谢庄)、《晋四箱乐歌》3篇(傅玄)、《晋正德舞歌》1篇(傅玄)、《晋大 豫舞歌》1篇(傅玄)、《晋四箱乐歌》17篇(荀勖)、《晋正德舞歌》1篇 (荀勖)、《晋大豫舞歌》1篇(荀勖)^②、《晋四箱乐歌》16篇(张华)、 《晋正德舞歌》1篇(张华)、《晋大豫舞歌》1篇(张华)、《晋四箱歌》16 篇(成公绥)、《宋四箱乐歌》5篇(王韶之)、《宋前舞歌》1篇(王韶之)、 《宋后舞歌》1篇(王韶之)、《章庙乐舞歌词》8篇(殷淡)、《乐舞歌词》5 篇(明帝)。凡作者11人,26题145篇(首)。
(二)卷二十一《乐三》: 《相和》15篇(曹操、曹丕、无名氏)、《清 商三调歌诗》19篇(原署为: 荀勖撰旧词施用者)、《大曲》16篇(排在 《清商歌诗》19篇之后,未署作者名,就其内容言,似亦当为“荀勖撰 旧词施用”者,故系之以俟淹贯者)。凡作者4人,3题50篇(首)。
(三)卷二十二《乐四》:《鼙舞歌》5篇(曹植)、《晋鼙鼓歌》5篇(无 名氏)、《铎舞歌行》2篇(无名氏)、《拂舞行》5篇(无名氏)、《杯槃舞 歌行》1篇(无名氏)、《公莫巾舞歌行》1篇(无名氏)、《白纻舞》歌诗3 篇(无名氏)、《宋泰始歌舞曲词》12篇(明帝、虞和)、《汉鼓吹铙歌》18 篇(无名氏)、《魏鼓吹曲》12篇(缪袭)、《晋鼓吹歌曲》22篇(傅玄)、 《吴鼓吹曲》12篇(韦昭)、《鼓吹铙歌》15篇(何承天)。凡作者8人(诸 无名氏均以1人计),13题113篇(首)。
三卷合计,包括宋明帝等帝王在内共有作者23人,乐府诗则为42 题308篇(首),这一具体数量,不仅独领风骚于先唐各类乐府诗著述 之中,而且在现存的《文苑英华》之前的各种诗歌总集中,也是无以与 之相比的。沈约对于乐府诗辑录所作出的贡献之大,仅此即可见其一 斑。不独如此,沈约在辑录这些乐府诗时,还对其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笺 注,使其既具文学总集的特性,又兼“整理类批评”之优长,且笺注的 内容与形式亦多种多样。要而言之,其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对每一组诗均标列了具体篇名,并注明其之句式、曲名等, 且以一个“当”字表明二者之间的音乐关系。《乐志》三卷所辑录之乐府 诗,除少许注明为“一篇”外,其余则全部为以连章体的组诗形式结撰, 如卷二十《乐二》开篇之傅玄“《晋郊祀歌》五篇”,其篇名依序为: 《祠 天地五郊夕牲歌》1篇、《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1篇、《飨天地五郊歌》3 篇。又如同卷荀勖“《晋四箱乐》十七篇”,在对每篇之篇名标列的同时, 还进行了句式与音乐方面的注释。“《晋四箱乐》十七篇”共由三组歌诗 组成,即《正旦大会行礼歌》4篇、《正旦大会王公上寿酒歌》1篇、《食 举乐东西箱歌》12篇,在这三组中,第一、第三两组均进行了注释。 《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篇依序为: “《于皇》一章,八句。当《于赫》”; “《明明》一章,八句。当《巍巍》”; “《邦国》一章,八句。当《洋洋》”; “《祖宗》一章,八句。当《鹿鸣》”。《食举乐东西箱歌》十二篇所注亦与 此同。《正旦大会行礼歌》四篇注释中的《于赫》《巍巍》《洋洋》《鹿鸣》,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三引《晋书·乐志》对《晋乐箱歌》之题解,知 其乃皆为“魏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之曲名^①,即是说,《正旦大会行礼 歌》四篇中的“《于皇》”等,乃相当于“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中的《于赫》 等,也即其可用《于赫》等雅乐之曲进行演奏。
其二,对某些乐曲(歌诗)的演奏形式详加笺解,以便于时人与后 人对其之演奏(表演)。如《乐二》有王韶之《宋四箱乐歌》5篇,其第1 篇为《肆夏》,凡四章,对于此四章的演奏之况,沈约乃以笺注的形式, 对其作了极详细之说明。其云: “客入,于四箱振作《于铄曲》。皇帝当 阳,四箱振作《将将曲》。皇帝入变服,四箱振作《于铄》《将将》二曲。 又黄钟、太族二箱作《法章》《九功》二曲。”《宋四箱乐歌》5篇的最后1 篇,为《食举歌》,凡10章,沈约亦以笺注的形式对其演奏形式进行了 说明: “黄钟、太族二箱更作。黄钟作《晨羲》《体至和》《王道》《开元 展》《礼有容》五曲。太族作《五玉》《怀荒裔》《皇犹缉》《唯水初》《五道 纯》五曲。”这两例注释表明,作为燕射之用的《宋四箱乐歌》的演奏,由 于参加者身份的不同,燕射所进行的时间不同,其演奏形式与所用乐曲 也是不相同的。
其三,将乐曲之名与乐府诗题同时辑录,并从音乐节奏的角度对其 进行了注释,极具专业性特点。此种注释,非深谙音乐之道者所不能 为,而沈约则正是一位精通音乐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如卷二十一《乐 三》为“荀勖撰旧词施用者”的《清商三调歌诗》之注,即属如此。《清商 三调歌诗》有《清调·晨上·秋胡行》一篇,沈约于其末有注云: “四解 又本: 晨上散关山, 此道当何难。有何三老 公, 卒来在傍。 我居我昆仑山, 所谓真人, 去不可追,长相牵攀。”这一注释, 显然是着眼于音乐的 角度而为。而较此注更甚者,则是直接于某乐府诗的正文中进行具有音 乐节奏特点的注释,如属于“清调”范畴的《北上·苦寒行》《愿登·秋胡 行》《蒲生·塘上行》《悠悠·苦寒行》,以及《大曲》16篇中的《西门·西 门行》等,即皆属此类。为便于认识,兹抄录《北上·苦寒行》一篇如 下,以供参考:
北上太行山, 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 车轮 为之催。 (一解)树木何萧瑟, 北风声正摧熊罴对 我蹲, 虎豹夹道啼。 (二解)溪谷少人民, 雪落何 菲菲延颈长叹息, 远行多所怀。 (三解)我心何拂郁, 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 中道正裴回。 (四解)迷惑 失径路, 瞑无所宿栖行行日以远, 人马同时饥。 (五解)担囊行取薪, 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 诗,悠悠使我哀。(六解)^①
其四,通过注释的形式,对若干乐曲的流变之况进行了真实记录, 并使之具有校勘方面的功能。如卷二十二《乐四》于傅玄《晋鼓吹歌曲》 22篇之中,就颇多此类之注,以第19篇至第22篇的4篇之注为例, 其依序为: “《唐尧·古〈务成行〉》”,题末有注云“古曲亡”; “《玄云· 古〈玄云行〉》”,题末有注云: “古曲亡”; “《伯益·古〈黄爵行〉》”, 题末有注云“古曲亡”; “《钓竿·古〈钓竿行〉》”,题末有注云“汉《铙 歌》二十二无《钓竿》”。这类注释,将古曲的存亡与汉、晋《铙歌》的变 化之况,均进行了言简意赅之揭示,对时人与后人于其流变史的把握与 认识,乃是颇具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