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一百二十回。早期抄本题名《石头记》。前八十回作者为曹雪芹，后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红楼梦》由于创作中迭经修改，且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故版本问题极为复杂，几成专学。乾隆时代流传的《红楼梦》抄本很多带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今存这类抄本又多不完整，各本回目、文字亦有差异。其中重要的抄本有以下十种：
一、今仅存十六回者，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其第一回中有“至脂砚斋甲戌（1754）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字样，故世称“甲戌本”。此本虽系后来之过录本，但因脂评系统批语特多且详，且独有“凡例”五则和大段异文而受到重视。刘铨福旧藏，后归胡适，今暂存美国。有香港友联公司套色线装影印本（1962），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以平装重印本（1973）。
二、今存四十三回又两个半回者，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脂评系统批语，因其有“己卯（1759）冬月”，“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等字样，故世称为“己卯本”。董康旧藏，后归陶洙，再归文化部。今由北京图书馆藏四十回，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三回又两个半回。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1）。
三、今存七十八回者，题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脂评系统批语，亦题“脂砚斋凡四阅评过”，但因第五册起加题“庚辰（1760）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字样，故世称“庚辰本”。该本以其在脂评系统抄本中较早而又较为完整而受重视。徐郙旧藏，后归燕京大学图书馆，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5），其中所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据己卯本配补，1962年重印线装。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出线装、平装影印本（1974），以蒙古王府本第六十四、六十七及六十八回一段配补。
四、今存八十回者，题名《红楼梦》，有少量脂评系统批语，因其卷首有乾隆甲辰（1784）菊月梦觉主人序，故世称“甲辰本”或“梦觉主人序本”。山西省文化局旧藏，现归北京图书馆。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9）。
五、今存四十回者，题名《红楼梦》，无批语，其卷首有乾隆己酉（1789）舒元炜序，故世称“己酉本”或“舒序本”。因其确为乾隆时代抄本而有独特价值。吴晓铃藏。影印本辑入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1988）第一辑。
六、今存八十回者，题“原本红楼梦”，有脂评系统批语及其他批语，首有戚蓼生《石头记序》，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曾出石印本，故世称为“戚序本”或“有正本”。俞明震旧藏，后归狄葆贤，前四十回现存上海书店。又南京图书馆亦藏同类抄本。有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1912），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以影印本（1975）。
七、今存七十八回者，题《石头记》，但回目间有题《红楼梦》者，有少量脂评系统批语及其他批语。此本为俄国传教士Л.库尔梁德采夫于道光十二年（1832）由北京携回俄国，原藏俄国外交部图书馆，后藏前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故世称“列藏本”。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八、今存一百二十回者，题《石头记》，有少量脂评系统批语，前八十回出脂评系统本，第七十一回末背面有“柒爷王爷”字样，后四十回抄配程甲本。传出于清代某蒙古王府所藏，故世称“蒙古王府本”。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九、今仅存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回者，题《红楼梦》，原本回数不详。无批语。郑振铎旧藏，后捐赠北京图书馆，故世称“郑藏本”。
十、今存一百二十回者，题《红楼梦稿》，其中前八十回主要属于脂批系统抄集校改。卷首有“兰墅太史手定红楼梦稿百廿卷”字样。杨继振旧藏，现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世称“梦稿本”，亦称“杨继振藏本”。有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
此外，还有一种题名、存回不详之抄本，六十年代初出现于南京，旋即“迷失”。但有部分批语抄出，可为脂评系统各本批语订讹，亦有各本不载之数条，因受重视。原为靖应鲲所藏，故世称“靖本”。
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题《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伟元在卷首述其来源称：“原目一百二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二十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高鹗序则云：“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谬于名教，欣然拜诺，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遂襄其役。”世称“程甲本”。次年春，程、高因“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程乙本《红楼梦引言》），复对此本再加刷印，世称“程乙本”。夏月又略加修订再版，称“程丙本”。其后由于行市颇捷，翻刻者夥，如程甲本系统之东观阁本（约1795）、抱青阁本（1799）、藤花榭本（1818）、王希廉评本（1832）以及五四以后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等，书坊间有别立《大观琐录》《金玉缘》等异名者。1927年亚东图书馆接受胡适意见，改以程乙本重新标点，由是排印诸本渐为程乙本之一统。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俞平伯校订之《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以庚辰本为底本，参诸各重要脂评系统抄本汇校，并以程乙本之后四十回作为附录，是为脂评汇校本之始。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前八十回底本，以程甲本为后四十回底本，参酌各抄本重新校点，并重加注释之版本。
《红楼梦》是一部内容异常丰富、思想极其深刻的杰作。它出现在18世纪的中国文坛，绝非偶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诸朝曾被称作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它在政治集中、经济发达和文化昌盛方面，达到清王朝的顶点。但从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角度看，它又是行将衰败的封建时代的回光返照，在稳固强盛的表象之下，已隐伏和积聚着种种严重危机及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楼梦》描写贾府这样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世家大族盛衰兴亡的过程，在客观上全面揭示出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内在原因、根本趋势和必然规律，于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务琐事及其矛盾冲突之中，产生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使人从“昌明隆盛之邦，花柳繁华之地”中嗅出阵阵腐败没落的气息，并且看到它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命运。书中描写的荣国府和宁国府，是一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华阀世族，是维系封建社会的骨干和中坚。曹雪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解剖这个家族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描绘生活于其中的形形色色人物以及他们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面临的种种矛盾危机，从而使读者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本面貌获得整体、形象的感受。作为“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实际上充满着形式和内容的多重深刻矛盾：“生齿日繁”，人丁众多，却缺乏筹划运谋、关心生计之人；号称“最是教育有方”，却“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自以为是“敦厚和睦”的“一家子亲骨肉”，却勾心斗角，“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方面“素以宽柔以待下人”，一方面却接二连三地赶走逼死无辜的丫环奴婢；自居为“诗礼簪缨”之家，暗中却勾通官府，巧取豪夺；已经在寅吃卯粮，入不敷出了，还穷奢极侈，“不肯将就俭省”；一边“临潼斗宝”似的狂赌滥淫，一边对庄户农民敲骨吸髓地剥削压榨……如此等等。随着它腐朽的内容逐渐否定了它那“虚体面，假排场”的外在形式，“树倒猢狲散”的家族悲剧，附着在这个蛀空了的躯干上的各种人物的悲剧，以及由此引出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悲剧，自然都是无可避免的了。嘉庆时期的一位评论家曾说：“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万千世家，假语村言，不啻晨钟暮鼓”（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实际上指出了贾府一家的兴盛衰亡对整个封建时代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意义。
曹雪芹并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事件叙述和情景描绘上面，他还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极为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展示出一个个各具特点的性格和灵魂，使卫道者的冷漠，叛逆者的抗争，理想者的憧憬，遁世者的孤寂……历历如在眼前。至于贾府诸人的精神世界，如祭祀喜丧的繁文缛节，大观园中的宴游嬉戏，房族长幼间的明争暗斗，仆妇丫环中的纷争口角，纨袴子弟里的争风斗殴，求情谋事者的奔走钻营，无不毕现，连一向为文学作品忽视的经济生活的细节也纤毫不遗。书中有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它反映的内容就像这座园林一样的丰富多彩，蔚为大观。清代有人评论这部书是“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爱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明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廉贪、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件，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而在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上，今人亦誉之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是封建时代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文学艺术的传统题材。《红楼梦》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这一问题，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全书真切细致地描述了贾、林由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捕捉到青年男女在恋爱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又要好，又要恼”，越是“冤家”，越要“聚头”那样一种微妙复杂的心态，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宝、黛爱情悲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在爱情萌生的最初阶段，贾宝玉用情还不够专一，“爱博而心劳”，而林黛玉却执着而深沉，以至求全责备，“小性儿爱恼”，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曾引出一系列误会风波，甚至“剪穗”“砸玉”，不可开交。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行为背离了那个时代的正统道德观念和规范，只要看看贾母对戏文中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发出那样“义正辞严”的声讨，却对贾赦、贾琏等人讨妾、淫滥的行为采取那样宽纵的态度，就可知道他们建立在思想志趣相投基础上的真挚爱情如何为礼教所不容了。他们苦于无法表白，只得以“囫囵不解语”相互试探，“一个在潇湘馆迎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一旦宝玉倾吐肺腑，剖白心曲，种种误会随之冰释，他们的性格冲突就让位于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冲突，即他们的爱情与环境、社会的尖锐冲突了。这时黛玉深感“虽素日和睦，终有嫌疑”，沉重抑郁之情反而日甚一日。紫鹃对宝玉的试探，是为促成他们的婚姻作出的一次重大努力，宝玉为此激成的“痴迷”更是闹的阖府皆知，但在主宰他们命运的家长中却没有得到任何呼应。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发展了黛玉忧郁清怨的性格，最后终于在贾母等一手包办的“金玉良缘”的鼓乐声中含恨焚稿，一病而亡。他们爱情悲剧就是这样在性格和环境的双重冲突中完成的，并且在这样的双重冲突中扩大和深化了它的内容和意义，成为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的绝唱。
贾宝玉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他是荣国府贾政的次子，“衔玉而生”，最为贾母钟爱。他的思想行为是难以用惯常的封建尺度衡量的，性格内涵丰富复杂。构成他思想性格的内容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他厌恶读圣贤经典，拒绝走“仕途经济”这条封建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甚至把那一时代视为典范的“忠臣良将”非难为“须眉浊物”，宁愿逃遁到相对纯真的女孩子的王国中去，以至有“女儿是水做的，男子是泥做的”一类奇论；二是他不愿结交那些“为官作宦”的人，鄙视热衷功名的“禄蠹”，却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身份低贱的艺人蒋玉菡等称兄道弟，声言“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在家族内部，他也从不讲究长幼嫡庶，尊卑主奴这些严格的名份，对处在下层，备受欺凌的奴婢抱着深切的同情；三是他能在追求共同思想志趣的基础上逐渐悟出应当“情有所专”，并与林黛玉建立真挚的爱情。这一切都与家族以及当时的社会对他的要求、期望格格不入。贾宝玉莫可名状的种种苦恼、忧愤和乖僻，应是他思考、探索和追求的一种表现。他因晴雯屈死而撰写的《芙蓉诔》就是与一度被他看作“富贵温柔之乡”的理想境界——大观园世界决裂的标志。他的反抗自然是软弱消极的，最后他的只身离家，遁入空门，也是当时社会所能接受容忍的一种折衷的方式。庚辰本第十九回一则批语评论贾宝玉时，认为他“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是“古今未有之一人”。这不但说明了贾宝玉的思想行为难以用任何封建伦理道德尺度去衡量，而且指出了这一形象的创新特点正在于它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
林黛玉是全书另一位主要人物。她是贾宝玉的姑舅表妹，虽然出身侯门，但父母早逝，寄居贾府的处境，形成她孤傲清高而又敏感多疑的性格特色，加上体羸多病，愈加多愁善感，终日“以泪洗面”。但在她纤弱的外表和忧郁的性格中，也时时洋溢着对朴素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她是贾宝玉的知己，从不劝他“立身扬名”，走“仕途经济”之路，这是他们感情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他们历尽波折却从不“生分”的主要原因。她与宝玉互相爱慕却又碍于礼教之大防，不能作任何明显的表露，“五衷内便郁结着一股缠绵不尽之意”，写诗就成为她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在《葬花词》中，她把对于春尽花落这种自然现象的感喟，上升到对“红颜薄命”这种社会现实的感慨，文字新警，词意深切，和当时大观园花柳繁华的热闹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全书中具有某种点题作用。《秋窗风雨夕词》是她在与宝五无由互通情愫，加之病势日笃，忧虑日深，对自己寄人篱下，伶仃孤苦身世命运的慨叹之作。“冷月葬花魂”一句则是她全部诗作的精华所凝，也是她悲剧性格和命运的集中反映。林黛玉是大观园中最富有诗人气质的，她对环境氛围的敏锐感受，思想情绪的丰富变化，大多通过诗作细致含蓄地表达出来。她的结局“焚稿断痴情”与其说是失恋所致，不如说这是她对无法掌握的命运的最后抗争。林黛玉的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出色的女性之一，她的悲剧在封建时代有着深刻的代表意义。
薛宝钗是全书重要人物之一，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艺术形象。她是贾宝玉的两姨表姊，出身于皇商家庭，因入京备选宫中才人赞善而借居贾府。她是封建淑女的典范，不仅“德言工貌”样样俱全，而且知识广博，谈吐不凡，尤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因而博得贾府上下的赞誉。《红楼梦曲》中曾以“雪”“薛”谐音暗喻她的冷漠超然，书中多次以“冷香丸”“冷美人”和“任是无情也动人”等隐喻来强调她性格的这一特点。这在金钏投井、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尤其是抄检大观园等一系列牵动人物感情命运的场合里，唯独她始终保持着超乎常人的冷静漠然。虚伪并非她的特点，相反她是非常真诚地信奉封建礼教，还不止一次现身说法，规劝他人。正是礼教的虚伪性使她变得矫情。薛宝钗与贾宝玉的所谓“金玉良缘”实则反映出贾府这样的封建世族为了迫使宝玉尽心“正务”，读书做官，以便继承祖业而在婚姻上作出的抉择。她对宝玉并非没有感情，但由于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上大相径庭，因此“金玉良缘”仍然只是一杯没有爱情的苦酒，薛宝钗也在孤单冷落中抱恨终生。她的悲剧结局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王熙凤是全书刻画最成功的形象之一。她是贾宝玉、薛宝钗的姑舅表姊，又是荣国府的管家媳妇，还一度协理宁国府，集贾府家政大权于一身。她“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在管理家政上精明强干，不怕辛劳，既威重令行，又巧于应酬，因而获得贾府“老祖宗”贾母的宠爱信任。她费尽心机维护着这个华阀世家的“虚体面”，“假排场”，但也因此成为贾府各种矛盾的绾结点，难免四面树敌，力拙心劳。另一方面她又冷酷贪婪，为了积敛私蓄，保住自己的地位，她既不顾“旧家规矩”，又不信“阴司报应”，“弄权铁槛寺”，“大闹宁国府”，逼死尤二姐，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她处在一种颇为奇特的矛盾地位上：一方面她在竭力支撑贾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一方面又挖空心思动摇它的基础，最终不免众叛亲离，与整个腐朽家族同归于尽，“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红楼梦》还描绘了贾府其他一些不同气质性格、不同身份地位、不同遭际命运的贵族青年女性。贾宝玉的胞姊元春妙龄入宫，后被晋封为贵妃，这曾为业已衰微的贾府带来“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短暂繁盛，但当她奉旨省亲，衣锦荣归之际，却屡为“默默叹息”，“满眼垂泪”之态，并把皇宫深苑称作“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又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终无意趣”。流露出对深宫禁苑的满腹幽怨和对朴素自然生活的向往。她的荣衰生死牵动着整个家族的命运。宝玉的堂姊迎春绰号“二木头”，她生性懦弱，柔顺文静，遇事畏缩，惟求清静自保，后来被其父贾赦嫁予残暴淫狠的孙绍祖，“准折”了五千两借银，饱受折磨，“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宝玉的庶妹探春则有“玫瑰花”之称，她性格刚毅，行动果敢，又因庶出身份格外敏感自尊，在诸姊妹中最关心家族命运前途。在代理荣国府家政时她曾开源节流，兴利除弊，大刀阔斧地进行过一些改革，失望后又对家族关系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抄检大观园时，她也敢于表明厌恶态度，并且打了生事作耗之徒。但最终她对这个家族的衰落无能为力，只身远嫁。惜春是宁国府的小姐，与府内卑污糜烂的种种形同水火，因而养成了乖僻畸形的心态个性，最终遁入空门，在青灯黄卷中度过一生。史湘云是贾母娘家的侄孙女，豁达开朗，豪爽脱俗，但亦有自幼丧亲、寄人篱下之隐痛，后来不幸早寡。李纨是宝玉的寡嫂，出身书香门第，青春丧偶，唯知奉亲养子，恪守“三从四德”，“竟如槁木死灰一般”，尽管抚孤成立，可堪旌表，但却在禁锢心灵的生活中耗去一生。妙玉是为“舍身消灾”而自幼出家，被贾府迎人大观园尼庵修行的，她冷艳聪颖，孤标傲世，却不能为世所容，被肮脏浊世吞噬。秦可卿是宁国府的管家孙媳，出身贫寒，但美貌聪慧，大有人缘，却死于暴亡。书中暗示她实死于公公贾珍与她乱伦之事。巧姐是王熙凤之独女，在贾府败亡，熙凤病死后为其亲属拐卖，幸而得到远亲刘姥姥的援救，流入农家。这些人物与前述黛玉、宝钗、熙凤等合称为“金陵十二钗”，在全书的总体构思中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在她们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寄寓着作者的同情或惋惜。
全书还以相当笔墨刻画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丫环形象。如宝玉的丫环中，袭人以阴柔婉媚著称，晴雯以爽朗刚烈见长，小红伶俐而有机心，芳官真率而富天趣，都各有神采。其余如黛玉丫环紫鹃的体贴忠诚，宝钗身边香菱的热心好学，迎春丫环司棋的泼辣执拗，贾母丫环鸳鸯的精明干练，具有主见，熙风陪房平儿的善理家政，委屈两全，也都与其主人或相得益彰，或互为补充，同时又各具个性品格，各有典型意义。贾府其他人物亦复如是，贾母之善于享乐，贾赦之昏庸贪淫，贾政之迂执无能，王夫人之刚愎谙愚，邢夫人之尴尬妒忌，贾珍之肆行妄为，贾琏之滥淫无度，薛蟠之粗鲁横蛮，贾雨村之趋奉深心，尤二姐之柔弱委曲，尤三姐之胆识烈性，刘姥姥之世故凑趣，贾芸之钻营机变，等等，各具面目，生动逼肖。即使偶一出现的人物，如门子之心机世故，卜世仁之势利庸俗，王善保家的之借势生非，都令人过目难忘。《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丰富多彩而又自成系列，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也留给后人很多启迪。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既带有浓郁的传统风格和民族特色，又能突破前人窠臼，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作者在开篇即猛烈抨击了那些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陈陈相因的平庸滥造之作，声明不仅其题材内容“悉与前人传述不同”，艺术形式也“不借此套”，立意要“令世人换新眼目”。正如戚蓼生在序中指出的“敷华掞藻，立意遣辞，无一落前人窠臼”，梦觉主人序则云“清新不落小说俗套”，舒元炜序亦曰“穷力追新，只是陈言务去”，刘铨福跋说“非但为小说别开生面，直是另一种笔墨”。鲁迅评论它的艺术特色，也有“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看法。
《红楼梦》是以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务细事为题材的。在这类家庭中，每件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各有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彼此攀扯、交互影响、积微见著、曲折发展的过程，要理出头绪已极困难，结构布局就更不易了。曹雪芹却成功地将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生活素材井然有序地组织在他的笔下，显示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匠心。全书结构艺术的宏大精妙，令人叹为观止，有的研究者将它喻作层波迭涌的海浪，有的譬为壮丽伟奥的殿堂，有的比成经纬繁富的织锦，有的看作纵横交错的鱼网。总之，一部《红楼梦》，就是一个生动的艺术世界。
《红楼梦》以贾府盛衰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纠葛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在开始部分关于顽石通灵，随一干情孽下凡历世的神话，甄士隐小康之家的破败，“好了歌”及甄士隐的注解，在太虚幻境聆听的《红楼梦十二曲》等，都是以映照和隐喻的方式揭开全书悲剧序幕的。由于书中人物众多，复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及乱判葫芦案等节，对贾府主要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重点的介绍，以便读者能够了解全貌，把握人物关系和事件进程。又以刘姥姥“打抽丰”作引，始进入全书情节的主体部分。以后逐次写到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的赫赫威势，大观园的富丽景象和元春省亲的豪华排场，渲染出贾府“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一时盛况。与此同时，宝玉、黛玉的爱情也在曲折发展，历尽风波。宝玉倾诉肺腑结束了他们间的纠葛，紧接着却因背离封建正统而招致其父毒打。刘姥姥二进贾府带来大观园一系列游嬉宴筵的高潮。而从探春理家开始，则突出描写贾府矛盾迭出的境况，长幼主奴之争斗，兄弟房族之不和，嫡庶妯娌之猜忌，以至家反宅乱，危机四伏，终于导致抄检大观园之举。随着晴雯屈死，迎春误嫁，贾府没落之象已日益明显。接着是黛玉饱含悲愤离开人世，贾府诸人肆意妄为而导致抄家，就难避免分崩离析，“家亡人散各奔腾”的结局了。续书中虽然后来又写重沐皇恩，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但宝玉仍悬崖撒手，毅然出家。这些情节环环相扣，疏密相间，前后呼应，错综穿插，跌宕起伏，张弛得宜，既注重整体照应，又具有充分灵活的特点，人物事件虽如万骑冲阵，纷至沓来，曹雪芹叙来却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其中“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和“黛玉焚稿”是汇聚、牵动全书诸多情节线索的三个高潮，分布得当，扣人心弦。《红楼梦》结构艺术的严整缜密，显示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内在规律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种结构方式也使它具备了再现浑然繁富的生活场景的惊人能力。
《红楼梦》是依据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对各种人物作如实描写，在鲜明生动的个性中显示他们的复杂内涵和发展过程，善于通过精细的描绘和变化的角度表现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艺术地再现出生活中完整的、真实的人物形象，使读者感到熟悉亲切。全书涉及的人物据有些资料统计达七百五十二位，其中可以称为典型形象的即有百人之多，这是它的主要成就之一。书中重要的人物形象，都不是浓墨重彩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情节的进展和人物关系的组合变化，多次点染皴涂，逐步饱满、鲜明、完整起来的。例如贾探春初出现时只有几笔写意式的肖像描写，后来才写到她的志趣、抱负和自尊的特点，在受任理家一段，则着重显示出她的干练决断，不讲情面的一面，理家失败后，她的失望愤慨日甚，以至抄检大观园时能“秉烛而待”，凛然不可侵犯，又敢打生事作耗的管家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抄检之后她又对贾府内部“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关系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这样就使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完整起来。《红楼梦》在心理描写上也较传统手法有明显突破。它以“善写性骨”，“抉肺腑而肖化工”见长，以致取得了“镌刻人心，移易性情”（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读法〉》）的艺术效果。它的直接心理描写多采用不打断情节进展的内心独白方式，而且注意写出人物之间的心理交流。如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后宝玉、黛玉的一大段“心灵对话”，就将两人爱情从“未形猜妒”到“始露娇嗔”的心态历程真切细致地描画出来。同时，曹雪芹又善以梦境揭示人物隐秘的心理活动或潜意识，如小红的梦流露出她对贾芸的倾心，凤姐梦见“夺锦”表现出她对家事的忧虑等。但全书更多的是以间接心理描写方式来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这又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运用吟诗诵词来反映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尤以黛玉的《葬花词》《秋窗风雨夕词》等一系列诗词作品，将林黛玉这一人物对环境气氛的敏锐感受、思想情感深沉丰富的变化细致含蓄地传达出来，成为形象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把握理解这个形象的主要脉络线索。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大观园诸多结社吟咏的活动，也因此决非闲文泛笔。运用最广泛的另一种是间接心理描写手法，即是在对话及人物神态描写中蕴含丰富的“潜台词”，以调动读者的联想来感受、补充人物的心理内容。如第二十三回写宝玉听见贾政传唤，先是“扭的好似扭股糖儿”，在贾母面前耍赖不走；然后“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虽不情愿又无可奈何；“挨进门去”是硬着头皮，“躬身进去”则不失礼节；后来“慢慢地出去”犹不敢放肆，但一到门外，就“伸伸舌头”如释重负，“一溜烟去了”。这就把宝玉对贾政的畏惧心理和他孩子气十足的感情变化过程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又如小红属意，“下死眼把贾芸盯了两眼”；贾琏怕凤姐发现他在外放荡的证据，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椿龄对贾蔷的感情沉吟之久，是通过她“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泣”，“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字”这一无言的动作神情表现的；赵姨娘对凤姐的畏忌之深，则以“伸出俩指头来”，一经道破则“唬的忙摇手儿，走到门前掀起帘子向外看”显示无遗的。这些地方并不仅仅是叙述语言的精练，而且使读者联系书中特定情境、人物性格和相互关系去想象这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之间藏蕴着的丰富内涵和微妙心理。即所谓“和盘托出，不如使人想象于无穷也”（李渔《答同席诸子》）。这类描写和其他描述互为补充，达到有藏有露、虚实相生，既写“手挥五弦”，又状“目送飞鸿”，把人物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细腻复杂的心理熔为一体，完整展现出来的艺术效果。这是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宝贵经验从绘画、诗词、戏剧、园林建筑的艺术中提炼出来，在小说创作中的创造性运用。《红楼梦》还善于变换角度，用对比的方式区分出不同人物的个性，从而表现出人物复杂的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复杂特点。如薛宝钗和花袭人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维护者，也都关心宝玉的前程，但袭人是从日常生活细事入手，婉言规劝，宝钗却抓住时机，晓以大义；宝钗与探春理家都很精明，但探春勇于任事，锋芒毕露，宝钗却善于说理，不动声色；宝钗与湘云都曾劝宝玉读书上进，练达人情，但湘云是不假思索，冲口而出，宝钗却多婉转讽谏，旁敲侧击，这样一个薛宝钗就能区分出很多人物来。又如妙玉、晴雯、小红、龄官都与黛玉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妙玉的孤傲，晴雯的刚烈，小红的心机，龄官的执拗又各有其特点，更不必说地位、经历、教养等因素造成的差异了。再如以理家精明而论，秦可卿深谋远虑，王熙凤威重令行，平儿软硬兼备，探春大刀阔斧，宝钗擅长说服，都各有千秋。刘姥姥游大观园时插科打诨引起一场大笑，但在场诸人的音容笑貌却各不相同，显示作者能充分注意到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和彼此关系的照应。这样，既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创造出入物复杂丰富的性格，又能创造出系列性的多样化复杂人物。《红楼梦》塑造多样化人物的另一特点，是把以往小说中通常处于附庸地位的下层人物推到了重要位置，从公式化、概念化的程式中解脱出来，因而极大地增加了人物形象系列的容量和情节曲折变化的余地。书中描写了很多贾府的奴婢丫环，如晴雯、鸳鸯、芳官、龄官、司棋等，都可入于典型之列，其中袭人的忠顺阴柔和平儿的委曲求全写得尤为复杂深刻。即使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能以漫画式的寥寥数笔令读者掩卷不忘。
《红楼梦》在环境描写上也有突出创新。书中描写的大观园既是全书主要人物活动的舞台，众多情节展开的场景，又是贾府盛衰的象征和见证。曹雪芹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它的格局布置、建筑式样、富丽景象和旖旎风光，使这座园林本身已具有独立的时代建筑文化特色和艺术审美价值，同时又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林黛玉所住的潇湘馆“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得幽静”，她也把潇湘馆之竹当作知己，向它倾诉心中的隐秘。竹子那临风玉立的神态，斑斑点点的泪痕，岁寒不改的忠贞，也宛如黛玉的化身。其余如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稻香村等处的陈设布置，也与居住其中的宝玉、探春、宝钗、李纨等形象的思想性格志趣契合。刘姥姥在园中闹出的种种笑话，则又透露出社会地位贫富悬殊造成的深刻隔膜。大观园作为“清静女儿地”曾一度是贾宝玉的理想乐土，但随着情节的进展，这里发生的形形色色悲剧粉碎了他的幻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唯宝玉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显示着这里依然是严酷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至他最终愤而离家，作为全书典型环境的基本部分，大观园还具有其独立的艺术典型意义。《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成就。它以简洁明快、准确生动、质朴自然、耐人寻味见长。人物语言则注重内在个性，不以用语俗雅、口头禅或方音土语等外部标志来区分人物，而又能做到“从说话中看出人来”。早在清代即已被当作“官话教科书”，并对近现代语体文的形成和规范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甲戌本第一回批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语，而脂评系统这个主要抄本的文字均未超出前八十回以外，故一般认为曹雪芹生前只完成了前八十回的基本定稿。复因脂评中屡屡提及八十回后故事、回目甚至个别具体描述文字，所以又认为曹雪芹很可能已经拟就后文回目、提纲，甚至完成了部分章节，但不知何故未能保存下来，流传开去。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系他人所补著。续作者一般据张问陶《赠高兰墅同年》诗题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为兰墅所补”，认为是高鹗（字兰墅）。续作基本上按照前八十回所预伏的情节线索和脂批的若干提示，完成了全书的悲剧构思和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个别章节如“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还取得了不错的艺术效果，较其他各类续书差胜一筹，故得以附骥流传。但细察则可以见出续作的悲剧精神与前八十回迥异，美学情趣亦有较大差别，人物事件也与伏笔提示多有不接榫处，如写惜春结局为在丫环随侍下于大观园内带发修行，就与第五回宝玉在“太虚幻境”所见判词中“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及脂批“缁衣乞食”的暗示明显不同，“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团圆收煞亦与《红楼梦曲》预示的“好一似飞鸟各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悲惨结局相反。
《红楼梦》在曹雪芹生前即以手抄本形式在其亲朋好友中流传，曹逝后又渐及一些宗室亲贵，已受到极高赞誉，宗室诗人永忠题诗赞誉说：“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姓曹）》）。睿亲王淳颖亦有“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读〈石头记〉偶成》）的诗句，但也偶有顾虑其中或有“碍语”而不欲一观者。以后又流入士大夫阶层，“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则又出现“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程甲本序）的现象。程甲本印行以后，很快达到“士大夫几乎家有《红楼梦》一书”（潘炤《从心录》卷首），“家弦户诵，妇竖皆知”（缪艮《文章游戏》初编卷六）的程度，嘉庆（1796～1820）年间甚至还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得舆《京都竹枝词·时尚门》）的说法。还有至少两则记载谈及当时青年男女读《红楼梦》“寝食并废”，“辍卷冥想，继之以泪”，以致得病而亡的事件，可知它在清代社会产生的强烈反响。同治（1862～1874）年间一些地方官员士绅有感于太平天国起义的震撼和封建纲常伦理的衰亡，遂有将《红楼梦》及续书以“淫词小说”查禁之议，但其时《红楼梦》业已流入宫阉，为孝钦皇太后叶赫那拉氏所珍，甚至命人在长春宫绘有《红楼梦》壁画多幅。戊戌维新前后，还出现了“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下册）的奇特现象，“红学”一语即在此时出现。清末民初反满主张盛行，苏曼殊等认为《红楼梦》为“愤满人之作”（《小说丛话》），蔡元培则以其本事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石头记索隐》），《红楼梦》再度受到注意，但对此书主旨歧见亦更甚，正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绛洞花主〉小引》）。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俞平伯等人提倡以文学眼光认识《红楼梦》的价值，考证作者家世生平，辨析原稿续作之别，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倡为“新红学”，始恢复《红楼梦》作为小说的本来面目。其后有关研究其思想艺术，版本流传、作者家世生平之论著层出不穷，八十年代以来且先后召开过两次国际研讨会和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现除多种影印、校注、汇辑本外，还有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文、朝鲜文、锡伯文等国内少数民族译本出版。它还被译成了世界上十几种主要文字的译本，计有日文十七种、英文十一种、法文六种，俄文五种、德文三种、朝鲜文二种、意大利文二种、荷兰文一种、希腊文一种、罗马尼亚文一种、捷克文一种、匈牙利文一种、越南文一种、泰国文一种。
《红楼梦》流传以后，很快又被改编为戏曲，搬上了戏台，仅嘉庆时的戏曲作品就有孔昭虔《葬花》、红豆村樵（仲振奎）《红楼梦传奇》、万荣恩《醒石缘》、荆石山民（吴镐）《红楼梦散套》、谭光祜《红楼梦曲》、花韵庵主（石韫玉）《红楼梦传奇》、朱凤森《十二钗传奇》、陈钟麟《红楼梦传奇》、严保庸《红楼新曲》等。而一班文人既不满足于它的悲剧结束，亦可借其名声而附骥获利，故续程高一百二十回本之书，亦成为一时风尚，仅在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间即有十余种续书问世，如逍遥子《后红楼梦》、秦子忱《续红楼梦》、兰皋居士《绮楼重梦》、小和山樵《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梦梦先生《红楼圆梦》、归锄子《红楼梦补》、螂擐山樵《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花月痴人《红楼幻梦》、张曜孙《续红楼梦》等。模仿之作亦相继出现，如李汝珍《镜花缘》、文康《儿女英雄传》、陈森《品花宝鉴》等。曲艺、说唱亦竞相改编演出，以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红楼梦》对近现代以及当代小说、戏剧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近年来又先后改编成连环画、广播剧、舞剧、电视连续剧、系列电影等，北京、上海、石家庄等地还相继仿照小说中的大观园和贾府建造了园林式游览场所，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对《红楼梦》的研究实际上肇端于脂砚斋等人的批语，这种与创作过程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是十分罕见的，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资料和有益借鉴。在清代及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是“评点”和“索隐”两派。评点派影响较大或较为系统者，有护花主人（王希廉）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太平闲人（张新之）的《妙复轩评石头记》、大某山民（姚燮）的《增评补图石头记》、陈其泰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王瀣以五色笔评《红楼梦》以及蒙古族人哈斯宝的蒙文《新译红楼梦》等。其特点是与作品内容结合得较为密切，颇能反映同时代人的感受体会，且能融赏析与评介为一体，唯零散琐碎，难得要领。索隐派又有前后两期之别，前期索隐派以勾稽故事人物的本事为目的，如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五所载“纳兰性德家事”说，《谭瀛室笔记》所载“刺和砷”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所持“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等。后期索隐派则以探究作者立意为目的，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全书主旨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认为“其主旨在于明之并于清故”等。其特点为每以只言片语为据，求索“微言大义”，而常有穿凿附会之论。鲁迅以为这类说法盖因忽略作者自叙，而“每别求深意，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中国小说史略》）。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首创以西方叔本华等人的悲剧理论进行探究，指出《红楼梦》大旨在于宣示“生活之欲之罪过”，开创现代方法论研究《红楼梦》之先河。五四以后，又有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等著作出现，倡为“新红学”，其后流派渐多，争论鹊起，探究范围亦渐扩大，现在的“红学”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以文学为主，但跨越文学、艺术学、史学、民俗学、档案学等多种学科的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