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西汉司马迁著。记述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50多万字。将历史书写的主体由“记事”转向“写人”，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写史模式，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和历史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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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大增，国家一统，政权稳固。思想文化建设也出现兴盛局面，功业、制度、艺文，被汉代人誉为后世莫及的盛世。总结历史经验，以此为大一统的王朝提供治国借鉴成为时代的需求。出自史官家庭的司马谈，时为太史令，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走势，有着强烈的著史愿望，希望写就一部为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立传的史书，歌颂汉兴海内一统的丰功伟绩，可惜岁不假人，夙愿未成便撒手人寰。临终之时，司马谈一再嘱托儿子司马迁要完成著史大业，司马迁含泪应诺。时代的呼唤与家世的影响，成为司马迁写就《史记》的重要动因。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成为太史令，他一方面侍从汉武帝参加封禅、巡游等活动，另一方面认真搜集资料、整理加工，为写史作准备，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撰写《史记》。
写作过程中，一桩意外改变了司马迁的命运，也改变了《史记》的撰著目的。天 汉三年（前98），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司马迁看不惯朝中之人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嘴脸，他认为李陵并非真投降，而是等待时机以回报大汉。司马迁只是就事论事，但是在汉武帝看来，这不仅是为李陵开脱，而且也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最为重要的是在讽刺自己用人不当，一怒之下将司马迁下狱。司马迁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接受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支撑他存于尘世的原因便是要完成《史记》的撰著。此次变故，给予司马迁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他对大汉王朝的兴盛繁荣也有了新的思考。于是，当初润色鸿业的著史目的，慢慢发生了改变，《史记》成为司马迁立名不朽的途径，借《史记》鸣不平。司马迁突破了对汉武帝的崇拜，视野更为广阔，眼光更为不俗，将著史的目的转变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归震川评点本）
中国的史官设置极早，并且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记事方法和尊重事实的优良传统。先秦时代就出现了一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历史著作，如以时间顺序叙事的编年体《左传》，以空间排列叙事的国别体《国语》《战国策》，开启了中国历史叙写的繁荣局面。司马迁的《史记》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适应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创造。他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的要求出发，吸收前人编撰历史的各种方法而加以综合运用，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补充而形成严谨完整的体系，完成了纪传体这一新型历史著作体制的创造。
主要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军国大事。十二本纪写从黄帝到汉武帝之时历朝、历代帝王的兴废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其中《秦本纪》《项羽本纪》稍有不同）。司马迁是把历代帝王作为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来加以论述的，同时又以他们的前后继承关系来显示历史的发展，用以统率整个历史的论述。
有“世表”“年表”“月表”三种。按朝代的顺序，把历史分成若干阶段，再分别按世代、年、月写成简明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
对当时社会重要典章制度的专门论述，由《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组成，分别叙述礼仪、音乐、军事、历法、星象、宗教、水利、经济等方面的现状和发展。它们与后世的专门学科发展史有相似之处。
主要记载贵族之家的事迹。除《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外，所记叙的是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侯国和汉代所封的诸侯、勋贵的历史。用意与本纪有相近之处。
不同阶层、不同人物的传记。司马迁作列传的宗旨是使那些品行高洁和有功于天下的人能得以传名于后世。司马迁所记之人与事，都不限于人臣。除《匈奴列传》《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是叙述当时中国境内非汉族君主和外国君主统治的历史外，大多数列传记叙的人物是非常广泛的。其中有贵族、官吏、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刺客、游侠、商人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列传根据叙述人物的方式又可分成四种类型：专传，即一个人一篇传记，如《魏公子列传》；合传，即两个人以上合写成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附传，在一个人传记之后，附带叙述与之有关或事迹相近的人的传记，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主要是叙述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的事迹，中间插入了灌夫的传记；类传，把同类的人物写入同一传记中，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
《大宛列传》书影
《史记》五种体裁的名目，不完全出自司马迁的创造。但把这五种体裁加以改造，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确是司马迁的独创，是他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也正因如此，《史记》成为封建时代各朝编纂历史的范本。宋代郑樵说，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通志》）。此评价颇为公允。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由于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面貌，故从流传以来，一直被誉为“实录”，称赞作者“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司马迁的“实录”，并非完全复制历史，而是理性地书写历史的真精神。此外，《史记》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在历史的写作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表达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爱憎。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气氛影响下，司马迁接受了儒家思想。他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认同董仲舒对《春秋》的一些看法，把《春秋》看成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是王道之体现，对治国理政有救偏补废的作用，现实功用很强。对于写就《春秋》的孔子极为向往，称其为至圣。认为孔子一介布衣，却能传承文化十余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莫不遵从孔子，故把孔子列入世家，与历代侯王等同。为了说明孔子学派的传授，又作《仲尼弟子列传》。这说明司马迁十分钦佩孔子的为人，他把自己写作的《史记》，看成是第二部《春秋》，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但司马迁与董仲舒并不一样，他没有过分神化孔子，不完全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在其父司马谈的影响下，他同时接受了先秦其他诸子的思想，特别是道家。他的思想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尤其是他本人因李陵事件的牵累，受到汉武帝的迫害，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统治的残暴，增加了他思想的反抗性和同情人民的因素。这正是构成《史记》进步思想内容的根源，也是使《史记》在众多的史书中独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史记·孔子世家》中宋人伐木的故事
《史记》进步的思想内容，首先表现在对汉代最高统治集团的讽刺和揭露上。作者在《高祖本纪》中不仅突出了有关刘邦的许多神异的传说，正面描写了刘邦作为创业之君的豁达大度、坚韧不拔、善于用人等诸多长处，而且也正面点明了刘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通过表面上颂扬而实际上讽刺的手法来揭露刘邦虚伪狡诈的一面。如对使他免去对太公行家人父子礼的太公家令，刘邦私心是感激的，故“赐金五百斤”。后来在未央宫建成的宴会上，在诸侯大臣们面前，刘邦戏问其父自己与哥哥相比谁的功业大，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这样描写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但限于本纪体例要求，以及为避免遭受迫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对刘邦的揭露，只能采用较为含蓄的方式，而在其他人物传记的叙述中，对刘邦的揭露则是相当显露。在《项羽本纪》中，通过项羽与刘邦对比的描写，着重揭露了刘邦在秦末群雄角逐中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更通过具体事实着重揭露了刘邦猜忌臣下的心理和功业成就之后诛杀功臣的罪行。
对于汉武帝，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写有《今上本纪》，而现传本《史记》的《孝武本纪》非司马迁原作，因此不能确知他是如何写汉武帝的。但《封禅书》中汉武帝为求长生不老而迷信方士，虽屡次被骗，但始终不觉悟，是汉武帝迷信神仙的实录。《平准书》写汉武帝对外用兵和奢侈浪费，消耗了汉兴以来大量积累，而又把这负担转嫁于百姓。司马迁还通过《循吏列传》和《酷吏列传》的对比，表达了他对汉武帝暴力统治的悲愤和厌恶。《循吏列传》即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酷吏列传》中他又充分肯定老子“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断，表示了他反对“以恶为治”的作法。而在这两篇传记的具体安排上，《循吏列传》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酷吏列传》所写的则全是汉代人，其中除郅都是景帝时人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此外，《吕后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都是写汉代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他们凶残暴虐的本性。
《酷吏列传》在叙述了这群酷吏的“以恶为治”之后，作者描写了各地民变蜂起的形势，无疑是肯定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同情被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把陈涉、项羽分别置于世家、本纪中，使之与诸侯、帝王地位等同。在《陈涉世家》中，作者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吴广发动起义的经过和他们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情形，并称赞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充分肯定了陈涉起义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在《项羽本纪》中，作者虽然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全篇的基调仍然是歌颂，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表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是非观念。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下层人物，并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史记》选择人物入史，有独特的原则，看重的并非全是人物的政治地位，而是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选取巷闾之人入传便是史书的重大突破。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主要写朱家、郭解等人“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的侠义行为和“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寄托了封建社会中人民期望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人（高渐离附荆轲传后，不计在内），他们的行为动机虽杂有狭隘的个人恩怨，但主线仍是反抗暴政。特别是荆轲，作者着重表现了他反抗强秦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滑稽列传》所写的是专替君主侯王消愁解闷为人所贱视的人物。司马迁不仅为他们立传，而且肯定了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别致的方式对统治者荒淫奢侈、不恤人力、不爱惜人才所起的力所能及的抑制作用。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对屈原为了维护楚国而联齐抗秦所作的努力，对屈原犯颜直谏、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品格，对屈原虽身遭放逐仍不忘怀楚国安危、至死也不肯离开故国的爱国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颂扬，说屈原的行为和品格，可“与日月争光”。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事件的生动描写，既塑造了蔺相如这样“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在强暴者面前勇敢机智地维护国家安全和荣誉的爱国英雄形象，又塑造了廉颇这样率直豪迈、勇于改过、深明大义的爱国老将形象。他们的事迹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李将军列传》是《史记》的名篇。“飞将军”李广，是司马迁同时代人，他曾亲见过李广，说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以敬佩的感情为这位勇敢机智、体恤士兵的爱国英雄立传。作者还以沉痛的心情写了李广虽“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屡立战功，却一再受到压抑和排挤，最后被迫“引刀自刭”的具体经过。这既有对李广深厚的同情，也寄托了作者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
《史记·夏本纪》中载述了大禹治水的功绩
《史记》中的表和书，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本纪、世家和列传却是主要构成部分。司马迁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创造《史记》这部伟大著作的，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典范。作者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再现了一幅幅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塑造了一个个富于时代特征、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是对上下三千年历史的生动概括，同时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强烈的爱憎感情。顾炎武曾评价道：“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司马迁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写出众多形象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司马迁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的梗概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以突出人物的鲜明特点，塑造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传》，围绕信陵君救赵存魏这一主要事件，亲切地在一篇传记中使用了147次“公子”一词，生动地叙述了信陵君怎样不顾当时的等级观念，与夷门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通过这样的叙述，突出了他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也展现了信陵君在游士、门客的帮助下，在抵制秦国侵略、救赵存魏、使诸侯振奋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在描写人物活动时，司马迁还着力描写人物的行动，通过不同人物的形体动作来显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如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信陵君亲自迎接侯生的情景，交替出现“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公子色终不变”的神情，侯生始终审视公子的目光，以及市人、从骑者、宾客的反应，仿佛置人们于剧场观看戏剧演出。
司马迁还通过描写人物的生活琐事，表现人物的性格。虽然着墨不多，却给人以深刻印象。《酷吏列传》中以张汤幼年时审盗肉之鼠的一段琐事作为传记的开头，生动形象，对张汤冷酷暴虐的性格有极强的渲染作用。《万石张叔列传》连用了石建奏事误书马字、石庆以策数马等细节描写，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万石君一家父子五人的拘谨性格和惶恐心理。《陈丞相世家》写陈平为里宰分肉甚均，《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仓鼠的感叹，《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受胯下之辱，《留侯世家》写下邳圯上老父屡坠其鞋，让张良去桥下取鞋，张良皆一一听从，都是以琐事写人物性格特征的生动例子。
《史记》还善于通过展现人物心理来塑造人物形象。①靠人物的独白予以揭示。《李斯列传》“狱中悲叹”即为典型代表。李斯因个人私心做了很多有违原则的事情，为赵高与秦二世利用，最后被谗入狱，即将丧命。他幡然悔悟，痛斥秦二世，痛惜自己，并将自己比作关龙 逄、比干、伍子胥，直言秦二世必将被推翻，以此自我宽慰，恰是为人所害之后的真实心理写照。这些人物独白，基本上由司马迁根据情景虚构而成，文学意味更强。②用表示心理活动的词汇直接揭示。《高祖本纪》刘邦醉斩白蛇之后，听闻此为赤帝子斩白帝子之应，于是“心独喜”“自负”，将刘邦对皇权的渴望与自信简单直接地表现出来。③靠人物言行予以揭示。《项羽本纪》“樊哙闯宴”即是此种方式。项羽乍见怒目而视的樊哙，立即警觉起来，按剑而跽；得知樊哙的身份后，对其以“壮士”相称，赐酒赐肉，爱才之心溢于言表；樊哙言辞激烈指责项羽如暴秦无异，项羽竟无言以对，心觉理亏，只能用一个“坐”字来应对。“樊哙闯宴”是展现樊哙勇猛护主的重要片段，项羽在与樊哙的应对往来中，心理的波澜起伏跃然纸上。
《史记》擅长用衬托法来展现人物形象。衬托分正衬与反衬，正衬犹如众星拱月，是用相近或相似的人物去衬托；反衬犹如绿叶衬红花，是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物去衬托，为的都是让主体形象突出鲜明。 巨鹿之战，楚国将士无一不是一以当十；鸿门宴，项羽欣赏勇闯军门不避死的樊哙；汉之善骑射者楼烦，项羽斥退之。此为正衬，以此烘托项羽之英勇。写项羽之勇猛，司马迁还用他人的怯懦来反衬。项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杀宋义，诸将慑伏，莫敢 枝捂；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侯莫敢仰视，如此多次衬托，项羽勇猛可以想见。写汲黯之憨直犯颜，则是借武安侯、庄助、张汤、公孙弘、淮南王等人衬托出来，此皆为反衬，效果强于只写一人。
《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从不同方面呈现了历史的真实，让人们了解了三千年的风云变幻，当得力于其杰出的叙事成就。
善于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剪裁和集中。《留侯世家》中提到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即在写一个人物传记时，不是把一切事件都罗列上去，而是选择那些足以表现人物特点重要的、有代表意义的言和行。留侯张良是古人所谓兴汉三杰之一，刘邦说他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平时与刘邦谈论的事情是很多的，但写他的传记只能写与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才能突出张良的特点及其在开创汉王朝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项羽是摧毁秦朝暴力统治的中心人物，司马迁从本纪的要求出发，在《项羽本纪》中除了勾勒出秦末、楚汉之间历史发展的轮廓外，主要是集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突出了项羽的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形象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至于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他个人的缺点，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作者只在篇末评语中简要点明。正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史记》的人物传记既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又突出了他们思想和性格的主要特征，塑造了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
善于把握事件的来龙去脉，注意事件的因果关系。《史记》的情节一般都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通过设置一系列相关联的情节，展现出波澜起伏的故事变化。如《孟尝君列传》“ 冯驩客孟尝君”一段，先后设置了“弹铗而歌”“主动请缨”“ 冯驩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情节，一开始自答“无好”“无能”而寄食于他人的门客，却三次弹铗而歌，要求优厚待遇，引起读者兴趣。之后为孟尝君的苦心经营，不断制造悬念，显示了冯驩的敢作敢当与深谋远虑。再如荆轲刺秦的故事，荆轲的出场，可谓曲曲折折，波澜层生。先由太傅引出田光，又由田光引出荆轲，其间又有樊於期，层层铺垫，层层设疑，显示了荆轲的不俗。《史记》有时也会使用补叙、插叙、预叙、追叙等手法，使事件的叙述完整而丰富。《刺客列传》开头写了两件事情：一是荆轲与盖聂论剑，盖聂怒目视之；一是鲁勾践怒斥荆轲，荆轲嘿然离去。此两事看似闲笔，实则为伏笔，为后面荆轲刺秦之事张本。盖聂鄙视荆轲的剑术，预示了刺秦的失败；荆轲逃离，则显示了荆轲忍尤含垢、谋划大业的气度。
场景描写，绘声绘色。《刺客列传》写易水送别，秋风萧瑟，易水生寒。燕太子丹及门客皆身穿白衣，头戴白冠，以孝服的样子为荆轲送行，气氛悲壮萧瑟，因为此即生离死别。白衣白冠的颜色冲击之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惨烈悲壮，引人泪下。既而转为慷慨激越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众多英雄怒目圆睁，怒发冲冠。荆轲明知此去必死无疑，仍从容镇定，在生与死的搏斗中，怎能不让侠肝义胆的勇士心生歆慕之情。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了苏秦的主张
《史记》的语言也极具特色。①作者善于运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和性格。项羽、刘邦都曾见过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并都为此慨叹。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作者正是通过二人感叹的不同语气表现了人物不同性格：前者咄咄逼人，表现了项羽的强悍和豪爽；后者委婉曲折，突出了刘邦的老练和深沉。《张丞相列传》中，作者用“期期”二字，表现了周昌在口吃和盛怒的情况下犯颜直谏的神情。利用人物间的对话，也能很好地突出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一节，都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表现人物的精彩篇章，确有“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五《史记渊妙处》）的强烈效果。②《史记》的叙述语言有口语化的特点。它与贾谊、晁错的政论文不同，很少用排偶的句式，也不以文字整齐富赡见长，而是一种简洁精练、流畅生动的语言风格，具备极强的表现力。司马迁在人物传记的叙述和评论中常采用民歌、谣谚和俗语，从而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生动性。如《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揭露与讽刺骨肉相残的现实。《李将军列传》引俗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此赞扬李广的品格和人们对他的敬仰。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了“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远大的抱负，丰富的学识，特殊的遭遇，使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异乎寻常的深刻体验和准确把握，对于人物的评价经常烙上个人身世之感，蕴含着爱憎分明的感情倾向。在人物传记叙述中也经常出现发表议论、抒写感慨的文字，但都不脱离人物生平的叙述，加之笔端饱含深挚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不仅有助于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它们或写人物的传闻轶事，或订正史实的讹误，或抒写作者的感想，夹叙夹议，不拘一格。有的含蓄蕴藉，有的流畅明快，是人物传记的延伸和补充，是人物传记的有机构成部分。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传统，以人物为中心，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科学历史著作和优美传记文学的巧妙结合。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全集》第9册《汉文学史纲要》），成为后代史传文学的典范，对后代影响深远。
《史记》故事广为流传，后世的许多小说或戏剧直接把《史记》人物传记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作为创作素材而进行再创造，其中不少仍活跃在戏曲、曲艺的舞台上，为人们所喜爱。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故事。
司马迁对于那些有益于历史发展的人物，不吝赞词，大力赞扬，这些人物恰恰是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史记》提倡自强不息、忍辱负重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奉献精神，标榜圣贤，标举道德，给予后代文学创作者以思考与启迪。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体现的“实录”精神和“善序事理”的叙事才能，历代的史学家和散文家都十分推崇。从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起，历代古文家或散文家在反对繁缛或艰涩的文风时，无不以《史记》为目标与典范。而在具体写作方法、文章风格上，唐宋以后的许多作家大都从《史记》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史记》传记文对中国后世小说、戏剧创作也有明显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从魏晋的志怪、轶事小说，唐代的传奇，直到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的写鬼狐花妖，有的虽然写人却并非写实，但在体裁形式方面，均是直接或间接从《史记》形制中脱化而来。至于《史记》历史人物传记的表现手法，不仅为文言小说，也为宋元以后兴起的通俗白话小说所吸收和发展，对形成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起着积极作用。
“太史公曰”的史论方式，涵括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把握与对现实的体认，是史识、史才与史笔的重要体现，有助于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准确把握与正确认识。这种写作方式对后代的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均颇具影响，如《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便脱胎于此。
《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家，称之为《太史公》，又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这是《史记》的原名。西汉时也有“史记”一词，司马迁本人亦多次使用过，但在当时为史籍的通称，非专指司马迁所著之书。魏晋间始有以《史记》专指《太史公书》者，至《隋书·经籍志》立史部，以《史记》居首，遂成专名，相沿至今。
汉宣帝以后，《史记》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并很快得到当时文士的重视。许多人因为《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就继续搜集太初以后的史料，对《史记》进行增补，然大多亡佚，唯元帝、成帝之间的褚少孙所作的增补尚有一些保存于今本《史记》中，如《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皆于传末附有“褚先生曰”一大段文字，补充了不少史事，尤以《滑稽列传》中补西门豹惩治为河伯娶妇的女巫一段最为著名。
《史记》在流传中也有散失，到了班固作《汉书》时，已发现有十篇缺失，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缺的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兵书》（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对张晏的说法多不认同。今传本《史记》各篇均在，其中有一些篇章不是司马迁原作，当是事实，但除少数篇章或段落可以确切指出外，尚有一部分，历代研究者众说纷纭。
《史记》流传后，从东汉起就有人为之作注，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旧注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到北宋时，开始把三家注散列于正文之下，合成一编，成为最为通行的本子。《史记》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黄善夫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明代有嘉靖万历年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代有乾隆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通行本最完善的是清代张文虎刊本，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即以此本为底本。标点本对《史记》原文连同三家注一同标点，并作了校勘，流行甚广。后中华书局又组织学者进行修订，重新校勘，由赵生群领衔，于2014年出版修订版。
南宋刻本《史记》
关于《史记》的研究著作，有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对《史记》进行了详细的考异，对三家注的缺略进行补充，有中华书局1981年版；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对《史记》研究成果的大总结大梳理，并收集宋代以前的《史记》版本与日本学者的成果，对《史记》进行校勘、考证，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有收录，将校补分附于考证每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