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2003-01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以清朝末年人武训为原型的一部历史故事片。1948年夏,国民党国防部中国电影制片厂开始摄制,因经费困难后于当年1 1月停拍。1949年2月,上海昆仑影片公司将该片的摄制权及已拍好的底片、拷贝全部买定,准备继续摄制。后来昆仑公司编导委员会、上海文化局及上海电影事业管理处等经过讨论研究,认为武训事迹与今天的现实生活隔离太远,“兴学”也不能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地位,但是对于迎接明天的文化高潮还可能有些鼓励作用,同时考虑到昆仑公司的经济困难,决定把《武训传》由“正剧”改为悲剧,用今天的观点加以批判,因而继续于1950年2月开始拍摄,1950年底完成。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城市陆续上映。
《武训传》剧本是从1944年开始编写的,从编剧到拍摄完成,历时7年之久。在这7年中,中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胜利,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种复杂的背景,对影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致于使影片显得先天不足,使其主观上想配合时代宣传而客观上却又显得勉强而不尽人意。
《武训传》分上下两集,系统描绘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武训(1838—1896年),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少年家境贫寒,给地主扛活,因为不识字而遭受比别人更多的欺侮。17岁时到馆陶一地主李老辫家扛活,因抛洒了一些猪食,倒贴了对联,地主不准他吃饭,还罚在雪地里站了一夜,由此他产生了对识字人的羡慕。他在李家扛活工钱是每年16吊,但在扛了3年活之后,地主李老辫欺他不识字,用假账骗他,不但不付3年的工钱,还将其姐带给他的钱全部吞没,并且反诬他讹诈,把他痛打一顿推出门去。武训无家可归,又气又饿,在一座破庙中昏睡了三天三夜,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不识字,后来他就决心用行乞的办法来筹集创办义学的经费。这一年他21岁。
此后,他到处疯疯癫癫地向人要钱要饭,口里不停地说要办“义学”,当地人都说他患了义学症,因他在家排行第七,又糊涂,人们又称他为“傻七”或“武豆沫”。武训为筹集兴办义学的银两,让穷人的孩子都能上学识字,而不再受地主欺压,他到处行乞,甘愿受辱。他到处磕头,吃瓦片,喝脏水,学驴叫,甚至吃牲口粪。一次,武训碰到一位富翁牵着一匹好骡子,这人对武训说,如果他能吃下一颗骡粪蛋,这匹骡子就捐给他,结果武训将骡粪蛋塞入口中吃下,牵上骡子就走。除了行乞以外,武训也做些推磨、推碾、割麦、拉车、挑担、轧花、纺线等零活来维持生活。到30岁时,武训与哥哥分家,得到3亩地,变卖了120吊钱,加上自己的积蓄90吊,共210吊钱,交由武进士娄峻岭、进士杨树芳替他放债生息。到1888年武训50岁时,他自己已有土地230多亩,现钱2800多吊。他50岁时在家乡柳林镇创办了义学——“崇贤义塾”,让穷人的孩子进入了学校。接着,武训又为兴办第二所、第三所义学继续行乞。1890年,在馆陶县与了证和尚合办义学——“馆陶杨二庄义学”,1896年办起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苍义学”。
《武训传》即基本上是按武训生活原型编导拍摄的。当《武训传》拍成上映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农村大张旗鼓地兴起“冬学”运动之际。编导者的主观意图在用武训求知若迷、行乞兴学的精神来激励广大农民在文化上翻身的要求,以配合当时面向工农的教育运动的开展。但是,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思想水平的影响,对武训的批判是很牵强的,特别是把武训的苦行附会为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比作“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这就混淆了民族传统中落后与进步,消极与积极,进步与反动的东西。
电影《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发出一片赞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有的文章认为,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①,热爱他可以热爱我们民族,提高民族的自信和自豪。还有的认为,武训坚忍不拔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也有的直接赞扬编导的功绩,认为编导正是通过了武训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和事迹,说明了中国人民斗争的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据反映,《武训传》在北京公映时观众超过10万人,不少学校组织师生观看,不少教师产生了崇拜或同情武训的思想。1951年还出版了3本有关武训的书:即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柏水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和李士钊、孙之隽合作的《武训画传》(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此书题了封面,写了序言)。一时间,在全国兴起了一股武训热。
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引起的混乱,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以教育干部和群众。3月底报刊上逐渐出现不同意见,如《文艺报》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认为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颂扬的。他指出:“以武训精神来教育劳动人民,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是完全不应该的”,因此“影片《武训传》是一部缺乏思想性,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②同时,贾霁批判了《大众电影》对人民群众的错误引导,指出上海《大众电影》这种旨在政治思想以及艺术作风上指导人民怎样学习鉴赏电影的群众性刊物,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它发表了片面宣扬《武训传》的文章,而没有同时发表应有的对《武训传》正确批评以便帮助人民认识的任何文字与意见,这已经失去了该刊物的指导意义,更为严重的是它发表了“《武训传》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的结论”。这一结论虽然是群众推选的结果,但它反映了群众思想中的错误部分及其盲目性,不加任何意见的发表这一结论就是对观众的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针对该片的编导孙瑜在回忆其最初的编导动机时所说的,陶行知于1944年夏天在重庆最早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感动了他,于是才改编了这部影片,贾霁给了这样的评价:“至于说到陶行知先生为什么表扬过武训,那是因为武训处在当时的环境中,与“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等等条件下,而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为谋取穷孩子识字的坚持的精神是很好的。而这种精神“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处的环境与条件有着极其有意义的关系。那时候,国民党万恶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与条件,对于人民教育家的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是百般的破坏阻挠,这样提出武训精神来,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还说‘昨天’的话就不可理解了。”③接着,《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又发表了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对上述贾霁的观点予以驳斥,指出“认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至少是完全可怀疑的。”“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 ‘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④
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和贾霁的文章,以及《文艺报》第四卷第一、二期发表的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鲁迅的《难答的问题》等文章,并加了编者按。《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义学。还指出,杨耳的文章虽然只接触了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见解却比较深刻。我们希望能借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江华在《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一文中指出,电影《武训传》上演后,有很多人作了盲目的赞扬,也引起了争论。从一些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有人竟推崇之为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从一些对武训苦行兴学事迹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很多人竟认为这样的苦行“是应当肯定而值得学习的”,⑤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和武训一生事迹紧紧地联系着的,对于教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建议高级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机关,教育史与教育理论专家,各级教育报刊,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宣传部门,师范学校,以及大、中、小学教师的各种业余团体,应当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研究,使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经过毛泽东修改并增加了新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毛泽东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毛泽东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之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以“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⑥。社论内容深刻,措词激烈,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同一天,《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目发表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指出《武训传》放映及其所引起的争论,不但证明了我国文化界思想混乱的严重情况,而且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严重事实。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评论要求,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结论。通过这一场原则性的讨论,使每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者与封建统治拥护者的原则区别,人民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区别,民族传统中落后的、消极的、反动的东西和进步的、积极的、革命的东西的区别。
评论要求,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讨论中,要足够估计《武训传》、武训以及有关武训的传记画册、评论在某些同志中可能产生的错误影响。要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毛泽东理论著作中所发挥的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武训、《武训传》以及有关武训各种赞扬文字的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⑦
《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拉开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序幕。中央和地方的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文联及其所属各个协会、教育工会、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都有组织地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从5月20日到8月底,《人民日报》刊登了70余篇批判文章和各种讨论及座谈会情况报道,刊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文章40余篇。上海《文汇报》共发表批判文章80余篇,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报道20余篇。《光明日报》发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30余篇,读者来信20多篇。其他各省市的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思想批判高潮。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联合组成“武训历史调查团”到武训家乡山东堂邑和临清、馆陶等地进行调查,写出《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连载于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通过这场讨论和批判,基本上澄清了文化界思想的混乱,使人们对武训和《武训传》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综合批判者的观点大致认为:首先,武训不是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而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背离了劳动人民的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在其义学中读书的是商人、地主的子弟,教书的是封建士大夫,而教学内容是封建的文化道德,这是在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爪牙和奴仆。其次,电影《武训传》的思想内容是反历史的,艺术手法是反现实主义的。把武训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当作“伟大”“崇高”的英雄人物来宣扬,歪曲了历史,美化了武训。影片以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来代替群众斗争。宣传用卑鄙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其次, “武训精神”即行乞兴学,迎合了反动派的需要。在“武训精神”被反动派青睐宣扬时,无数的爱国志士和工农大众正在惨遭反动派的镇压和屠杀。因而所谓“武训精神”,实际上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对付人民革命的一种工具。最后,对武训和《武训传》的赞扬,反映了一些文艺工作者没有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这些人抽象地颂扬武训的“奇操异行”、“清风亮节”,却混淆了革命同妥协投降的根本区别。这也正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是他们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
通过批判,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贫苦农民要想争取文化上的翻身,首先要争得政治经济上的翻身,如果不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单凭读书识字来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那只能是一种幻想。要推翻反动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对反动统治者的妥协屈从上,而乞求他们的恩赐。
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澄清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有着一定的作用。新的政权建立后,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知识分子,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和文艺观都继续存在着,通过这场大张旗鼓地讨论批判,使人们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使新中国的新的文艺标准得以确立。但是,这次批判由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发端,并对40多名赞扬过武训的和《武训传》的人点名批评,并使这些人不得不作公开检讨,这就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而且,在整个批判过程中,有很多观点是错误的。有人给武训冠之以“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帽子,说武训是“反革命”,是出卖劳动人民以求荣的叛徒,是农民起义的死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等,这些政治帽子是不符合实际的。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讲到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说,当时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