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序
2003-01

或曰: “赋者, 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①,王泽^②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 日不暇给^③。至于武、宣^④之世, 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⑤,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⑥。《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⑦,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 以为年纪^⑧。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⑨,朝夕论思, 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⑩, 时时闻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论,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⑾,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⑿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且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且夫道有夷隆⁽¹³⁾,学有粗密, 因时而建德者, 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⒁,奚斯颂鲁⁽¹⁵⁾,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文一也。稽⒃之上古则如彼, 考之汉氏又如此。斯事虽细, 然先臣之旧式, 国家之遗美,不可阙⁽¹⁷⁾也。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 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而起苑囿^⒅, 以备制度。西土耆老^⒆,咸怀怨思, 冀上之睠顾^⒇, 而盛称长安旧制, 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 以极众人之所眩曜⁽²¹⁾, 折以今之法度。

(选自萧统《文选》, 中华书局1977年版)

注释 ①“昔成、康”句——成、康,周初二国君。成王名诵,武王子。康王名制,成王子。成、康之世,是周朝初期强盛时代。没,去世。颂声寝,即颂声不作之意。颂声,颂诗。寝,息。②王泽——先王的恩泽。③日不暇给——《汉书·高帝纪》:“汉兴,拨乱反正, 日不暇给。”《六臣注文选》李周翰注:“日不暇给,言不暇崇文化。” ④武、宣——武帝刘彻和宣帝刘询。⑤金马石渠之署——金门,官署名,门前傍有铜马,故又称金马门,是西汉时文士、儒生校理典籍的地方。石渠, 阁名, 为朝廷藏书之处。⑥“是以”二句——众庶, 百姓。悦豫,快乐。福应,吉祥的瑞兆。⑦“《白麟》、《赤雁》”句——《汉书·武帝纪》言武帝行事各地,获白麟,因作《白麟之歌》;获赤雁,因作《朱雁之歌》;得宝鼎,因作《宝鼎之歌》。又说,甘泉宫内生芝兰九茎,其叶相连,因作《芝房之歌》。⑧“神雀”二句——我国古代从汉武帝始建年号。汉宣帝时,因神雀集、五凤至、甘露降、黄龙现,以为祥瑞,故分别以之作为年号。⑨“若司马相如”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都是西汉时代的辞赋家。尤其司马相如,“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古辙, 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⑩ “而公卿”句——公卿,三公九卿,是朝廷高级行政长官职衔,属大臣之列。此句谓倪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萧望之等公卿大夫虽政务繁忙,但有空也常作文章。(11)雍容揄扬——雍容,仪态文雅温和大方。揄扬,赞美宣扬。(12)孝成——指汉成帝。西汉时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皇帝谥号都冠以“孝”字。(13)夷隆——衰落和兴起。(14)皋陶歌虞——皋陶(gao yao),舜臣。歌虞,歌颂虞舜的德政。(15)奚斯颂鲁——奚斯,春秋时鲁国公子,名鱼,字奚斯。颂鲁,作诗赞颂鲁僖公重修祖庙。见《诗·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16)稽——考察。(17)阙——缺,缺少。(18)“浚城隍”句——浚(jun),深挖。城隍,城池。苑囿(yuan you),帝王花园,苑以植花木,囿以养禽兽,以供其游猎娱乐。(19)西土耆老——西土,指长安。耆(qi)老, 长老。(20)冀上之睠顾——希望皇帝怀念故旧。(21)眩曜——迷惑,惑乱。
赏析 班固的《西都赋》与《东都赋》,在形式上虽分为两篇,但实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合称为《两都赋》。在《两都赋》之前,都市赋中虽已有扬雄的《蜀都赋》,但它只是单纯的写物赋, 《两都赋》则第一次将人物对话引入都市赋,开创了都市赋写人、写物兼叙事的先河。《两都赋》以其在赋这一文体中所作的创新及其完整的结构、高超的笔力、多姿的笔调影响了其后的许多赋家,像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在其直接影响下写成的。
《两都赋》序揭示了班固作《两都赋》的直接动机:东汉迁都洛阳之后,“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与此动机相应,反对奢侈、提倡法度就成为《两都赋》的中心主题。
班固以赋的形式表达这一主题,是与他对赋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分不开的。这一点在序文中有鲜明的表述。汉人对赋是否起讽谏作用,是有争议的。比如扬雄就对此持否定态度。班固对扬雄的看法是持有异议的,在序文中指出:“赋者,古诗之流也。”把赋与《诗》直接挂起钩来,认为赋是古诗的流变。按汉人的观点, 《诗》就是表现美刺两方面的内容。因此,赋也很自然地就是臣下对君上的颂扬或讽谕:“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论,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这说明,班固对赋的社会作用是十分重视的。
在《序》中,班固还对赋为什么在武帝、宣帝时兴起作出解释。班固认为,汉赋与古诗一样,是时代的载记;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去取是随时代的兴废而定的。汉初国家多事,社会不安定,人们无暇顾及文艺。武帝、宣帝时,四海升平,社会繁荣,汉朝的声威达到鼎盛。与此相应,拥有博大气象的汉赋也就应运而生了。另外,班固还注意到了汉赋的兴起与统治者的倡导也有密切的关系。武帝、宣帝都雅好辞章,经常要求文人写诗作赋。在帝王的提倡下,文人赋家都争先恐后地以自己的笔墨去颂扬大汉的声威,以满足帝王“润色鸿业”的需求。应当说,班固的这些分析都是极有见地的。
正因为《两都赋》序不仅有对《两都赋》动机、宗旨的说明,而且有对赋这一文体的起源、流变及其作用的思考。所以,后世论赋,罕有不征引此序者,足见其已经超出了一般单篇作品序言的价值,而具有了文体论方面的重要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