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
1991-06

1. 《史记》 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是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刚刚开始加强时期的产物。 秦汉以来,封建生产关系作为主导倾向而逐步统驭全社会。这种发展趋势, 决定了《史记》和当时地主阶级其他意识形态相同的一般属性。专制的政 治和经济,要求文化的统一; 由兼并取得一统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要 求生产维护其现实利益以至长远利益的理论体系。它决定了汉初统治者的 基本思想倾向。就《史记》考察的重点而论,也只不过是当时地主阶级共 同关心的问题。但司马迁对本阶级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的回答却和许 多人不同。这是他努力从客观的历史过程中去把握历史的实际联系的结 果。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得以形成并取得了一尊的地位。它的 成立给其它思想领域带来了严重影响。然而,由于它刚刚确立,还不能立 即截止其他思想派别的发展。先秦以来各派思想家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的进步思想,尽管受到正确思想这种反向的外力,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运 动的强大惯性。这就是《史记》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也是司马迁一方面 接受了正宗哲学的影响,而主要方面却包含着更多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发展 观的基本原因。
时代为司马迁提供了充分的前提,司马迁“隐忍苟活”,锲而不舍,终 于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完整意义的历史学,开创了我国史 学史的新时代。从整体上看,他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真话,敢于从实际 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去寻求自己的道路,更多地保留了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思 想的锐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先秦诸子独立思考的作风。
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文的论述,对于《史记》及其作者,我们可 以说:
《史记》是一部闪烁着进步思想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历史学,是 地主阶级的先进史学。它在为自己阶级提供新的思想体系的时候,虽在弥 漫的神学气氛中,仍然能够基本上遵循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我国上古迄 于汉武的历史作了第一次系统的大整理,首先作了“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 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并企图给历史一些辩证的说明,是先秦以来我国 历史记载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总结和发展。司马迁的历史学是我国封建 时代进步史学的卓越代表,《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瑰宝。后代史家毫 无例外地从中吸取了营养,特别是启迪和滋养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进步史 家。
《史记》是我国封建时代最早的历史巨著。在它的成熟之中还包含着有 待发育的部分。它重视史事的时间顺序,但又有时舍置不顾而以类传人;它 注意典章制度沿革和文化、地理的叙述,但缺乏象以后出现的刑法、艺文、 地理诸志那样集中系统的记录;它主张“考信”并且有了处理史料的相应 方法,但还很粗略,其中遗有失实或抵牾之处。
司马迁的历史学,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史学。它企图把神排除于人类史 之外,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残留着神的影子;它企图把人类史当作一个完整 的客观过程来理解,但还不能完全跳出历史循环论的泥坑;它企图把经济 当作社会运动的轴心,但还不能坚持把它贯彻到底。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史记》是我国古代史学凛然屹立的一 座高峰,它奠定了我国封建史学的基础。司马迁所做的“为历史编纂学提 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迈出了我国历史学走向科学的第一步,为我 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开辟了道路。
2. 《史记》 的影响
《史记》著成之后,未及流行。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布于 世。从此,《史记》对我国史学、文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远的影 响。
一种思想或一部著作对后代的影响,由于时变人异,情况极为复杂。近 世者怵于触政之嫌,远隔者肆而无忌讳之虑;无名时有不“经”之毁,待 声蜚或得从“圣”之誉; 恶者未必不窃取其里,而爱者亦有仅及其表,这 须有细致的区分和阐述。《史记》对后代的影响有一个大致的分野:正统史 家取其貌而易其神,进步史家则神貌并重,甚至申其神而轻其貌。
自 《史记》传布之后,补修(仿著)者、注释者、评论者,摩肩继踵。 据《历代名家评史记》搜罗的评论资料,迄于建国之前,就达四百余种。可 以说,在“正史”之中,后人对《史记》是最为重视的。从这些资料中,可 以梳理出 《史记》影响的轮廓。
我国封建正宗史学的成立,就是对《史记》取貌遗神的产物。我国正 宗哲学滞后于地主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近百年。而正宗史学的产生,又 滞后于正宗哲学百年。这原因,主要是正宗哲学取得事实上的统治地位需 要时间,在其它文化领域要取得指导地位并渗透它们的血肉更需要时间。 《史记》面世后不久,刘向、扬雄即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 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同时,扬雄又指出司马 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稍后,班彪、班固 发挥扬雄的论点,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 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崇势利而羞贱贫” ( 《汉书·司马迁 传》)。班固更指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 之末,厕于秦项之列” (《汉书·序传》)。他重整史料而著《汉书》。《汉 书》完成,我国封建正宗史学得以建立。它继承了纪、表、书、传的体例, 利用了它的史料、写作技巧和个别观点上的成就,却从根本上攻击和抽掉 了《史记》的精髓。《汉书》把经刘向有所发展的正宗神学观点全面引入历 史学,把史学变成了本朝庙堂里的礼赞,成为正宗哲学的应声虫。班固对 司马迁史学所采取的态度,就是基于这种立场的后代史家对《史记》所采 取的基本态度。王允继班固之后,直接司马迁“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 书·蔡邕列传》),代表了这派人的根本看法。《史记》留给他们的,当然就 只有一个躯壳了。站在这方面的评论家,大多注重《史记》的形式、文章, 对《史记》的思想,不是非难,就是歪曲。
自东汉到唐中叶,900年间,《史记》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史 记索隐序》说: “汉晋名贤未知见重”,《隋书·经籍志》说: “《史记》传 者甚微”。其实质原因,就是因为许多人赞同班固对《史记》的评论,所谓 “世称其当” ( 《史记集解序》)。
歪曲 《史记》思想自张守节发难,他在《史记正义·论史例》 中说:
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也。作表十,象天之刚柔十日,以纪封建 世代终始也。作书八,象一岁八节,以纪天地日月山川礼乐也。作世 家三十,象一月三十日,三十辐共一毂,以纪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 忠孝得失也。作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 二日象闰余也,以记王侯将相英贤略立功名于天下,可序列也。合百 三十篇,象一岁十二月及闰余也。
两宋学者,多数以司马迁的文章为重,对他“不与圣人同是非”深表惋惜, 或者把司马迁干脆说成是圣人之徒。例如《资治通鉴序》称扬了《史记》的 体例后说:“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朱熹 赞“司马迁才高识亦高”,然又指出“迁皆宗孔学” (《语类》卷134,卷 122),就是这派人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这种趋势大约延续到明、清之际。宋 人王若虚以正统思想曾对《史记》进行过最激烈的攻击:“《货殖列传》云: ‘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贫贱而羞,固已甚。谬 而好语仁义者,又可羞乎?迁之罪不容诛矣。”(《史记辨惑四》,《滹南遗 老集》卷十二)这只是特例。就大多数说,还是宋人的办法,更倾向于 “驱天下之文尽归于孔孟”。如王鸣盛辩“先黄老后六经,非子长本意” (《十七史商榷》卷六),钱大昕“寻其(司马迁)微旨,厥有三端: 一曰 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潜研堂文集》卷34),冯班“司马迁之书 继《春秋》而作,子长盖儒者也”(《钝吟杂录》卷8《遗言》)。表面看是 与班固有异,实际上都是从正统思想的角度来看待《史记》的。
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总是更重视《史记》从实在的历史联系中去探 寻“成败兴坏之理”和“通古今之变”的特点。范晔追求“自得于胸怀”的 “通解”(《宋书·范晔传》),遂使《后汉书》的写作,第一在史事的“整 理”上,第二在史事的“评论”上,都贯彻一个“自得”之学。这种“自 得”的要求,不同于世俗之人之炫文彩、尚清谈的作风。也不同于正宗的 历史学者之传声筒式地宣扬皇朝“功德”和 “名教”,而是继承了司马迁 “成一家之言”的传统。刘知几反对命定的历史观,甚至对《史记》这方面 的残余也有激烈的批驳。他反对复古主义、强调历史进化;反对史学中的 讳饰,主张直书,这种“一家独断”之学和司马迁的史学都有或明或暗的 联系。杜佑创作“统括史志”的《通典》,其体滥觞于《史记》八书而有所 发展,“采群言”而“征诸人事” (《通典序》),认为“足衣食”为“教化 之本”(《通典总序》),批判“非今是古”,断然削去《五行志》而不述,都 包含着司马迁史学的特质。郑樵尤盛赞司马迁,并与其相比较而指责班固。 他肯定《史记》的创始之功但并不视为后代不可变异之法,着重申张司马 迁史学的真义“会通”,公然把正宗思想称为“欺人”、“欺天”之学,否认 褒贬在历史著作中的地位。马端临史学思想直接承继郑樵和杜佑,而他抑 班扬马又透露出了其渊源踪迹。章学诚《答客问上》盛赞司马迁作史宗旨, 《申郑》篇更称“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提出“创例发凡,早 见卓识”八个字,肯定司马迁之功一是体例,一是思想。另外,章学诚最 主“会通”、“独断”。以上诸家都有共同特点:强调“自得”、“独断”之学; 重人事而反鬼神; 尚“会通”而反“间隔”;重视经济对社会的作用。一言 以蔽之,反对正宗思想臆造的历史联系,倾向于从历史的实际联系中去考 察研究社会变化。这正是《史记》最可贵的地方。司马迁《史记》的精神 实质滋养了整整封建一代的进步史学家,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史学。
以上主要从思想方面勾画出了《史记》对后代影响的基本轨迹。这并 不是说,正统史家就完全没有受司马迁历史观点的影响。自班固以下许多 正统史家的著作,在不少具体问题上都受到了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启发,他 们也重视经济、地理等社会重要因素的记载,甚至也从社会实际的因果中 去说明社会问题。但这只不过跟神学相斥于科学,在客观上又不得不求助 于科学并享受着科学的一切成果差不多。正统史家和进步史家终究有个基 本立足点的差异。他们从司马迁的《史记》吸取养料,犹如不同的植物可 以植根于同种土壤,非但取舍不一,而且受其基因决定,到底结不出相同 的果实。
《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发 起古文运动,把《史记》当作古文的典范加以提倡。古文家往往喜欢摹仿 《史记》叙写的方法。《史记》描写的众多事件和人物,更成为后代小说和 戏剧取之不竭的宝库。《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采取了《史记》中不 少材料。《司马相如列传》描写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似乎是后来爱 情小说的先驱。《聊斋志异》 中的 “异史氏曰”,很明显是仿效“太史公 曰”。据不完全统计,从《史记》取材的杂剧,约达120种以上;传奇达30 余种;地方戏达125出以上;小说、变文达30种以上。这些都是比较明显 和可以统计的。至于写作技巧和文章风格等方面受惠于 《史记》的,就不 可计量了。
3. 关于 《史记》 和司马迁的研究资料
自唐以后,研究《史记》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唐以前对《史记》发表 过看法的,不过约40人而已。两宋至清即有300多家研究者。清以后至建 国前,约近百家。建国之后,特别是80年代后,《史记》研究出现了空前 的盛况,每年都有数十篇论文,而且有不少专著出版。
从东汉至民国之前,可以看成是《史记》研究的第一个大的阶段。在 这一阶段中,从总的情况看,班彪在《前史得失论》(《后汉书·班彪传》) 中所提出的看法和刘知几在《史通》有关篇章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 们对《史记》思想和编纂方面所提出的看法,几乎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时 代评论《史记》争驳的中心。其中,争论最大的就是《史记》和司马迁的 思想倾向问题;到底是崇儒还是尚道?有清一代涉足《史记》的学者最多, 达200余家,他们多是从事史事的考论,在其他方面建树不大。但章学诚 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论评还是很有见地的。例如他指出:“迁书体圆用神, 班氏体方用智” (《文史通义·书教下》) 等,就是非常之论。
这一时期补续、注释《史记》者最多。东汉时期的卫宏首先提出了 《史记》有缺,后来班彪、班固亦谓“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 迁传》)。三国魏张晏指出了所缺10篇的篇目,其事见《汉书·司马迁传》 颜师古注中: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 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 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 《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张晏指出了有“亡”有“补”。自颜师古起,就不完全同意张晏的说法。后 来又出现了刘知几 “十篇草创未就说”,吕祖谦的10篇佚而复出、仅亡 《武纪》说 ( 《大事记解题》卷10),梁玉绳的仅亡7篇说 (《史记志疑》 卷七),等等。对此,后人多有论争。一般认为,所谓10篇,并非全佚;褚 少孙为第一个补续《史记》者,但所补文字,均冠以“褚先生曰”,而且不 止张晏所指出的4篇。后来刘向、刘歆、冯商、卫衡等十余人,也增补过 《史记》。(参见《史通·古今正史》)所以,现在很难分清原作和续补之间 的界限,但今本大体上还未失原著的精神风貌。此外,还有不少注释《史 记》者,如延笃《音义》、张昶《龙山史记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宋裴 骃的 《集解》,唐司马贞的 《索隐》、唐张守节的 《正义》,后人统称其为 《史记》三家注。“三家注”从文字考订,注音释辞,到人、事、天文、地 理、鸟兽、虫木、制度、名物均有注释。三家各有所长。《集解》征引广博, 《索隐》 阐幽发微,《正义》长于地理。三家对《史记》的宗旨、体例、方 法等也时有阐发。他们的注释,对《史记》读者都很有帮助。但三家注文 有时失之过简,语焉不详,甚至有穿凿附会、曲解舛误之处。
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不少。宋倪思《班马异同》(有明刻本,收入《四 库全书》) 较细致地对马、班进行了比较研究; 宋王若虚《史记辨惑》(见 《滹南遗老集》,有四部丛刊本)对《史记》记事的辨正间有可取之处; 明 柯维骐《史记考要》 (有明刊本) 力纠 “三家注”之失; 清方苞《读史记》 (见《望溪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以春秋义法评论《史记》; 清 汪越《读史记十表》(有《二十五史补编》本)会本纪、世表、列传而深究 十表;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史记》、钱 大昕《廿二史考异·史记》对体例、宗旨、史事的阐发辨证; 清梁玉绳 《史记志疑》(有1981年中华书局贺次君点校本)对《史记》的精细校勘考 订; 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1977年中华书局本)对 《史记》及“三家注”的校刊,都有益于对《史记》原本的恢复和理解。
民国开始至建国前,可视为《史记》研究的第二个大阶段。刘咸炘发 挥章学诚的“史德”的观点,研究古代史学,尤其强调“知意”,由此出发, 他在 《太史公书知意·序论》 中,总结 《史记》研究状况说:
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曰考证, 曰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 论其事,论其文者为评点。独说 其义者阙焉。盖史法之不明者久矣。《太史公书》人所共读,而前人用 功最深者,莫如方苞、梁玉绳。方则籍以明其古文义法,梁则借以考 秦汉前事迹。二人之说义例者较多于他人。然梁氏业知整齐,方则每 失凿幻。盖考据家本不明史体,而古文家又多求之过深。二人之外皆 视此矣。
切中了有清一代 《史记》研究的弊病。但是他自己也未能跳出前人巢臼。 《知意》讨论的中心问题,仍然局限于班彪、刘知几所论。因此,他也看不 到 《史记》研究中,已经出现了新因素。这新因素的代表,是梁启超。他 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要籍介绍及其读法》等著作中,结合“历史上之 大势”,阐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思想和作用,以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 冲破了封建史学的壁垒,得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结论,足资启发后学。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专著还有魏元旷的《史记达旨》(见《潜园类编· 述古录》)、崔适的 《史记探源》 (有198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齐树楷的 《史记意》(有四存中学排印本)、王国维的 《太史公行年考》(见 《观堂集 林》)、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有1986年岳麓书社点校本)、余家 锡的 《太史公书亡篇考》(见 《余嘉锡论学杂著》)、朱东润的 《史记考索》 (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初版)、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有1984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本)等。以上著作各有侧重,也各有收获。其 中朱东润和李长之2人的著作很有启发意义。
《史记考索》以司马迁自己的阐述为依据,用《史记》的赞文和序传与 本文相较,对其断限、体例、伪窜、史实抵牾诸问题进行辩证。作者反对 论古书 “强人之救我”、“强前人以救后人”、“强古人之阔略以就今人之文 网”三病,努力寻求司马迁组织史书形式的 “本意”。此书还对 “三家注” 的例义进行了条理,对已亡佚的邹诞生和刘伯庄的 《史记音义》分别作了 辑佚。作者以 《史记》考 《史记》,往往发前人之未发。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具有评传性质的专著。作者主要从文学、亦 从史学的角度,对 《史记》产生的时代特点,司马迁的学术渊源、历史观 点、政治思想,到《史记》各篇的具体作者、著作年代及其风格等问题,进 行了广泛的探讨。作者认为楚、齐文化“丛集于司马迁之身”,使他成为了 “自然主义的浪漫派”,根本思想是“道家”。作者着重从文学方面分析了 《史记》的成就。对《史记》进行如此广泛的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 时有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1949年之后,对 《史记》的研究逐步走上了科学道路。尤其是80年 代以后,著作云蒸,创获最多。无疑从资料的整理或是对 《史记》的研究 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1959年中华书局集中专家而重新点校出版了《史 记》。它以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对 《史记》原文和 “三家注”作 了断句、标点和分段。民国以来曾出过不少 《史记》印本,如涵芬楼影印 五州同文书局二十四史本、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世界书局影印殿版 四史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等等,都没有标点、分段。1930年顾颉 刚、徐文珊整理出版《史记》,第1次作了标点、分段,由北平研究院出版。 中华书局新的点校本较顾、徐本更加准确、精善。年表部分,在书眉上标 注了西历纪年,阅读和考证都十分方便。对于已断定的增删文字,也作了 特别标志。删去的字用圆括小号字排,增添的字用方括标排。“三家注”则 用小号字分条排列于各段正文之后,标注号码与原文对应。中华书局新点 校本无疑给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较完善的版本。这里还应提到的,是 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 《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是日本 学者泷川资言于1934年根据日本所藏 《史记》旧抄本,并搜辑 “三家注” 以后的其他有关资料编成的。我国北宋以后刊行的《史记》的“三家注”本, 把注释部分删去了不少。流传到日本的旧抄本 《史记》卷子,许多还保存 着北宋以前的 《史记》和 “三家注”原文。其中仅据 《正义》而言,即超 出宋以来刻本约有千条之多。《考证》附于 《史记》原文句后,以 “考证” 二字标明。旁征博引、解疑辩难,很有参考价值,是研究《史记》及先秦、 秦汉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各种普及性的注译选本和通俗的小册子。郑权 中的 《史记选讲》、王伯祥的 《史记选》、韩兆琦的 《史记选注集说》、季镇 淮的 《司马迁》、胡佩韦的 《司马迁和史记》、谢介民的 《司马迁》,都是雅 俗共赏的读物。一些专家的研究著作也竞相问世。
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是关于《史记》研究的一部文献学著述。作 者把 《史记》所依据的典籍和司马迁对这些典籍所作的评论,加以申述阐 发,考证了司马迁所见书籍名目种数,阐发了司马迁对各种书籍所作的撮 其要旨的评论,论列了某些书籍历代的流传情况。此书以论、说、证、考、 推测、解释等多种方式,集目录、勘误、辨伪、疏释于一身,成绩卓异。
贺次君 《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10月)从版本的角度,“广 集众本,详细比勘”,“澄波导源,恢复原著真相”。作者以亲见为限,著录 了由六朝至民国时期《史记》的各种抄本、刻本、排印本60余种,介绍了 各本的基本面目,进行了相互比较,并尽可能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此书 汇集 《史记》版本最富,考较亦甚详密,对 《史记》研究者尤其是校勘者 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直 《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是利用考古材料尽 可能全面证明《史记》史料价值的著作。作者印证《史记》,殷代用甲骨文, 两周用铜器铭文、秦汉用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诸铭文,“使文献 与考古合为一家”,同时亦征引其它文献,对《史记》文句脱误以及“三家 注”、《史记会注考证》等各家注释的正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 《史记》和司马迁思想的研究,逐步得到了加强,无论深度或广度 都是以前不可比拟的。
50年代中期出版的侯外庐先生等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四章 《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史学》 (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自觉努力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崭露出了科学地研究 《史记》的良好开端。作者密切联系 《史记》产生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分析《史记》的思想特质和学术成就, 提出司马迁正处于古代思想到了划时代灭绝的时候,他和统治阶级的支配 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是异端 “邪说”的学派; 他有 “宝贵的唯物主义的 思想”; 其 “成一家之言”的内容,“多针对现实的黑暗而批判,并对社会 制度提出他的积极愿望与理想,这实在是他史学的战斗精神;他充满了感 概、深叹、愤恨、悲愍、伸诉与讽刺,更富有人民性的思想,西洋中世纪 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全新的角度、全新的标准、全新的看法,使以 前的许多研究都黯然失色,为后来的《史记》研究拓展了思路。到1964年 为止,这种势头的推进是健康的。可惜十年浩劫中断了它的发展。直到80 年代初,才又重新勃兴起来。
白寿彝先生的 《史记新论》 (求实出版社1981年8月),是根据作者 1963年5、6月间给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员讲课记录整理出版的。它 对司马迁编著 《史记》的宗旨、历史背景、写作方法以及在我国史学史上 的重要地位和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史记》是长期以来 我国古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观、历史编纂学发展的结果。全书 紧紧抓住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十五个字,分别进 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 “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 《史记》时的目的要求,也 概括了 《史记》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对 《史记》这部书的最好评 价”。
施丁、陈可青编著的 《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8月),收录了4位研究者的12篇论文。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历史观、政 治观、经济观、社会观、学术观等)、历史编纂、历史文学,以及 《史记》 和《汉书》的异同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论。不少论文中提出来的新观点, 代表了当时 《史记》研究的思想倾向。书前有白寿彝先生 《司马迁和班 固》 (代序),书后有30种古今研究著作提要。
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是建国后第1部 个人的 《史记》研究论文专集,共收文23篇。文集涉及了较广阔的内容, 诸如成书条件、《史记》诸疑案、历史编纂法、政治观、历史观及建国以来 的研究状况,都有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看法。
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5月)重点从史学家、 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角度,对司马迁的思想进行研究。作者特别提出了 “文 学思想”、“美学思想”、“人才思想”等为论者不及的领域,进行了专题论 述,拓展了 《史记》研究的范围。
另外,程金造 《史记管窥》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 偏重于 有关《史记》和司马迁史实的考证;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 籍出版社1985年3月)紧密结合历史进行文学传记的研究;吴忠匡《史记 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广搜诸说以注 《自序》; 宋嗣廉 《史记艺术美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6 月)别开生面地从结构到文章风格研究 《史记》的艺术美; 吴汝煜 《史记 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从文史两方面对 《史记》有新的 阐发。以上诸专著,都是阅读或研究 《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值得单独提出来说的,还有新近出版的吉春的《司马迁年谱新编》(三 秦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个给司马迁作年谱的是王国维,题为 《太 史公系年考略》 (1916年收入 《广仓学麇丛书》,后编入 《观堂集林》,改 题为 《太史公行年考》),对司马迁行年进行了初步的疏理。后来陆续有人 辩证补遗。吉春的 《新编》不仅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还采用了一些辛勤搜 求来的传说材料,丰富了我们对司马迁家世和生平的认识。一些新见,对 深入研究也有启发意义。
关于阅读和研究 《史记》的工具书,民国以来才有编辑。因为流行本 业已变替,有些工具书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如今国内读 《史记》可资凭 借的工具书有4种,即 《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史记人名索引》、《历代 名家评史记》、《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
《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段书安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是以中华 书局标点本为依据,将 “三家注”引书一一辑出,不仅可见 “三家注”引 书之概貌,亦可供读考史事之导引。
《史记人名索引》,吴树平编,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亦以中华书局标 点本为依据,罗列 《史记》所及人名,将所在篇卷页码一一注明,给考读 人物事迹带来极大方便。
《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编,1986年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出版。是书摘编了自东汉始至1949年历代420位历史家、文学 家、思想家评论 《史记》的言论。选自近五百种资料,60万字。分上、下 两篇,上篇为通论和论 《史记》作者生平、学术思想、马班异同、流传和 影响等; 下编以 《史记》篇目为序,辑录了相应的专论。这是 《史记》面 世以来一部空前的研究资料汇集的巨篇。览阅集中在一起的这些言论,对 研究 《史记》和司马迁有很大帮助。
《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杨燕起、俞章华编,1989年5 月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的一部搜罗最全、范围最广的研究 资料索引。全书分3大部分。第1部分为 “史记研究资料索引”,下分11 个专题以序列目录,其中包括外文学术期刊中有关史记的论文及专著目 录。第2部分 “《史记》研究论文提要”,限每位作者提要1篇,共百篇; 第3部分 “六十种史记研究专著提要”,对68种专著作了专题评介。通过 本书不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所需资料,而且还能基本了解二千多年来 《史记》研究的成果和不足。
反映 《史记》研究最新成果的是大量的论文。1949年至1982年国内 共计发表论文260篇左右。之后,每年都有60篇左右的新作问世。其主要 倾向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对《史记》各方面的评价有程度和角度的差异。其 间,也不乏开拓新领域的佳作。但不少论文因袭故旧,鲜有建树。相信今 后在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下,会将 《史记》的研究推向新的阶 段,出现与 《史记》这一部伟大著作相称的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