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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孟棨《本事诗》书后
唐音质疑


晚唐人孟棨著《本事诗》一卷,胡震亨将这部书著录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唐人诗话”类中,并云:“《本事诗》,唐孟棨撰,纂词人缘情感事之诗,叙其本事,凡七类,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之入“集部诗文评”类,评云:“皆采历代词人缘情之作,叙其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唐代诗人佚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宋代的目录专著,却又将《本事诗》著录于“总集类”,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其实,三书都本之于《新唐书·艺文志》。
然而,自宋代以来,也有人认为《本事诗》是小说家言。王谠《唐语林原序目》:“右小说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编之,分为五十二门”。王氏把《本事诗》和《云溪友议》、《明皇杂录》等四十九种书籍并列。专载野史小说的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和曾慥的《类说》,都收录《本事诗》。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孟棨《本事诗》,小说家流也。”胡氏《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九流绪论”下:“小说,子书流也。他如孟棨《本事》、卢《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郭绍虞同志的《宋诗话辑佚序》评云:“只有孟棨的《本事诗》,范攄的《云溪友议》之属,用说部的笔调,述作诗之本事,差与宋人诗话为近。”“《本事诗》一类之书,其内容尽管考核有据,然而仅备茶余酒后的消遣,其态度却又是游戏的。”详究《本事诗》的文字,探溯《本事诗》的来源出处,不难看出:这部书既不是诗歌选集,也不是诗文评,它当是属于“稗说”一类的著作,王、胡、郭诸氏,确是道出《本事诗》的实质。
胡震亨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唐人作诗本事,诸稗说所载,解颐多矣。其间出自傅会,借盾可攻者,盖亦有焉。”(见《唐音癸签》卷二十九“谈丛”五)胡氏是就总的方面而言的,《本事诗》该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但是,《本事诗》中的某些记载,来源于唐人诗的序言和史料笔记,却又并非尽出自“傅会”。因此,对《本事诗》记述作诗本事的内容,要作具体分析,逐条考察它们的来历,从而采取正确的取舍态度,轻信它的记载,或弃置不顾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本文想通过条分缕析,对《本事诗》及前人对《本事诗》的评骘,略抒己见。


《本事诗》中有一些根据唐诗人自己的文字,“独掇其要”(《本事诗序》语)而写成的条目,是《本事诗》中比较可靠的部分。笔者取唐人诗别集与《本事诗》相对照,录出以见概貌。
《本事诗·事感第二》记刘禹锡两游玄都观作观花诗事,显然是从刘禹锡《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序》两诗及序文概括出来的。此条文字的后半部分,与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的序文,略有出入,亦似传钞之讹误,并非别有所本。
《本事诗·事感第二》记元稹奉使东川作《题黄明府》序和诗,具见于今存之《元氏长庆集》卷十中。不过,这个条目并非“独掇其要”,却是全文钞录。文字互有异同。而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的文字,却又大体接近《本事诗》的面貌,可能《唐诗纪事》即从《本事诗》来,并不是从元稹集中来。因此,《本事诗》和《唐诗纪事》可以成为对校《元氏长庆集》“黄明府诗”的重要依据。
《本事诗·高逸第三》记贺知章称誉李白诗作,号之“谪仙人”,其事原出李白《对酒忆贺监序》:“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又,诗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更有李白同时代人的记载,作为佐证。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阳冰《草堂集序》:“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
《本事诗·征异第五》记轩辕弥明作诗一事,乃是檃括韩愈《石鼎联句诗》的序文和联句诗中的部分诗句而成。孟棨云:“韩吏部作《轩辕弥明传》”,李颀《古今诗话》亦云:“韩退之《弥明传》云”,均误。韩愈仅作《石鼎联句诗序》,别无《轩辕弥明传》。《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引《列仙传拾遗》之《弥明传》,也是好事者附会韩愈《石鼎联句诗序》,或即据了《本事诗》的记载,杜撰出来的。除此之外,《本事诗》关于轩辕弥明作诗的其他记述是言之有据的。
尽管《本事诗》中象上述这种言之有据的记事并不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指出来,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本事诗》云:“唐代诗人佚事,颇赖以存,亦谈艺者所不废也。”但该书的编者未加细考,不知《本事诗》的记事大抵本于唐人之记述,并非孟棨首创;其中部分纪事源出于小说家言,或虚设其事,或缘事夸饰,不可轻信。笔者因稽证诸书,溯其源流。
《本事诗·情感第一》记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破镜重圆事,早见之于李冗《独异志》卷下。(《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李亢《独异志》十卷”。李冗,李亢,未知孰是?)《独异志》记录世次最晚的人事,乃是唐文宗朝宰相路随的事迹,可知李冗约当文宗、武宗时人,略早于孟棨。
《本事诗·情感第一》记武延嗣(刘��《隋唐嘉话》和张鷟《朝野佥载》均作“武承嗣”)夺乔知之婢窈娘事,早见之于张鷟《朝野佥载》卷二。(在张鷟之前,已由刘��《隋唐嘉话》记其事,极简略。)张鷟,字文成,泽州陆泽人,生活于唐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和玄宗前期。他的书,孟棨当然能见到。详考张、孟两氏的文字,故事情节大体相同,异处是:(一)乔知之官职名,已由《朝野佥载》之“补阙”,改为“左司郎中”;(二)婢名原为碧玉,已改为“窈娘”;(三)《朝野佥载》未记此事发生之年代,《本事诗》已明确记为武后“载初中”、“时载初元年三月也”;(四)两书所记乔知之诗,文字基本相同,个别词汇有异文。尽管如此,然比勘故事之大端,则《本事诗》记武延嗣夺乔知之婢一事,源出于《朝野佥载》,是很明显的事。
《本事诗·情感第一》“朱滔括兵”条,有士子作寄内诗和代妻作诗的记载,其实,这是孟棨捏合流传的两诗写成的。(详见《<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案语补》)
《本事诗·情感第一》记顾况题诗红叶事,在唐五代类似的记载很多,不过略换姓氏而已。在孟棨前,范攄《云溪友议》卷十记此条;在孟棨后,孙光宪《北梦琐言》、刘斧《青琐高议》前集、李颀《古今诗话》均载此事。诸书所记,大同而小异。范攄《云溪友议》卷十与《本事诗》所记之事大体相同,得题叶诗的人,都是顾况,和诗亦复相似。范攄《云溪友议》于顾况得题叶诗后,又记卢渥也得一题叶诗,这和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进士李茵游苑得御沟流叶诗,又相雷同。到了宋代,刘斧《青琐高议》也载御沟流红叶诗,则又取前数书之记事,更易得诗人姓名为于祐。(此采赵翼和郭绍虞的说法。《陔余丛考》卷三十九:“刘斧青琐集有御沟流红叶记,则又取前数则而易其名为于祐云。”《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五所载《红叶记》,即本顾况、卢渥二人之事而合窜为传者。”)
《本事诗·情感第一》“章台柳”条早见之于许尧佐的传奇《柳氏传》中。《新唐书·许康佐传》:“许康佐贞元中举进士,……其诸弟皆擢进士第,而尧佐最先进。又举宏辞,为太子校书郎。八年,康佐继之,尧佐位谏议大夫。”可知许尧佐乃是中唐时人,比孟棨早八、九十年,《柳氏传》一文盛行于唐代,孟氏所记出处有源,自不容怀疑。详考《柳氏传》和《本事诗》的异同,很能看出问题。
许尧佐《柳氏传》 孟��《本事诗》
1.“有李生者,与翊友善。” 1.“邻有李将”。
2.“柳氏以艳独异,且惧不免,乃剪发毁形,寄迹法灵寺。” 2.“柳以色异,独居恐不自免,乃欲落发为尼,居佛寺。”
3.韩翊赠诗与柳氏答诗作于剪发后。 3.韩诗与柳诗作于落发前。(两书记两诗,文字同。)
4.“希逸除左仆射入觐,翊得从行。……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駮牛驾辎軿。” 4.“会入中书,至子城东南角,逢犊牛。”
5.“献状曰:‘检校尚书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翊,久列参佐,累彰勋效。” 5.无
6.无 6.“后事罢闲居,将十年,李相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以下至结尾。
孟棨所记与《柳氏传》相比,文虽异而事却同,说明《本事诗》此则的故事梗概,来自《柳氏传》。独独“后事罢闲居”以下一段文字为孟棨增出,这显系孟氏借大梁夙将赵唯之口述以求获信于人,而所记韩翃在汴州的经历,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本事诗·事感第二》记玄宗听唱李峤诗一事,累见于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据《六帖》卷六十一、《碧鸡漫志》诸书)、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按:郑处诲太和八年登进士第,“是书成于大中九年,有处诲自序”(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皇杂录提要”)。可见,郑处诲是文宗、武宗时代的人,比孟棨生活的时代要早。李德裕自述《次柳氏旧闻》成书于“太和八年秋”(见《次柳氏旧闻》序言),远比孟棨《本事诗》成书的年代要早出五十余年。因此,《本事诗》此则源出上述两书,确切无疑。
《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李白作戏杜诗一事,就目前存留的资料所及,当以段成式《酉阳杂俎》为最早。《酉阳杂俎·语资》云:“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杜考功诗。”段氏所记,仅为传闻,况且并未记下“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的全诗。孟棨的戏杜诗,当另据传闻,并非出自段氏的《酉阳杂俎》。此事此诗,颇为失实,前贤论述已极详备,这里不再赘述。
《本事诗·怨愤第四》记李適之罢相后作怨愤诗一事,早见之于刘肃《大唐新语》卷七“识量”、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二,事同诗亦同。刘肃、宪宗、穆宗时代人,其《大唐新语》写成于元和二年(见《大唐世说新语原序》)。刘、郑二氏所记李適之罢相后作诗抒愤之事,即为孟棨所本。
《本事诗·征咎第六》记刘希夷作诗成谶一事,早见于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刘氏记云:“刘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词旨悲苦,不为时所重。善琵琶,尝为《白头翁咏》,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似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乃两存之。诗成未周,为奸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对照《本事诗》,则孟文简略得多,然而诗句和故事梗概相同,这是约取刘肃《大唐新语》的明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亦载此条,略有异同。(见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
《本事诗·嘲戏第七》记长孙太尉与欧阳询作诗互嘲一事,诸书载及其事的甚多。刘��《隋唐嘉话》卷中,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谐谑”、温庭筠《乾��子》,这都是在孟棨《本事诗》之前的记载;孟氏之后记及此事的,有王谠《唐语林》、阮阅《诗话总龟》。其实,这些记载,大多源出于刘��的《隋唐嘉话》。刘氏云:“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无忌嘲欧阳率更曰:‘耸髆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弥猴?’询应声云:‘缩头连背暖,��裆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改容曰:‘欧阳询岂不畏皇后闻?’赵公,后之兄也。”后代诸书,包括孟棨《本事诗》在内,记事记诗,未有超出刘��《隋唐嘉话》的,仅仅个别文字略有差异。
《本事诗·嘲戏第七》记张元一嘲武懿宗诗,事出张鷟《朝野佥载》卷四,然张氏所记较详:“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窜。’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辞。’上曰:‘尔叶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与《本事诗》的文字相对望,可见孟氏据《朝野佥载》钞略,又稍加改窜,以之录入《本事诗》中。实则,诗也罢,事也罢,都是从张鷟的记载中来。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者的评骘失当。失当之处有两点:其一,《本事诗》所载之唐代诗人“佚事”,不可尽信。凡源出史料笔记,如刘��《隋唐嘉话》、张鷟《朝野佥载》等书的关于唐代诗人佚事的记载,尽管也时见差舛,但尚可作为考证唐代诗人行实的参考资料。那些源出于稗说的文字,如郑处诲《明皇杂录》、范攄《云溪友议》等书所载的唐诗人“佚事”,其真实性有问题,有些甚至是虚构出来的,未经考索,不可轻信。这些记载,只能看作是文坛趣闻,作为后代文人写作诗文时使用的典故,不能视作真实的记载,当成文学史的原始资料。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不明《本事诗》一书的性质,不加分辨地采用其材料,以致造成许多错谬。近人络绎撰文,发明其幽奥,辨证其舛误,这是大好事。其二,“颇赖以存”一语,很容易滋生误解,使人以为唐代诗人的“佚事”,幸赖《本事诗》而存留。《本事诗序》明言:“抒情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孟氏自己说明《本事诗》源于群书;况且,书中的许多作诗本事,在今存的唐人笔记中,大抵可以找到。因此,不独《本事诗》存留唐诗人佚事,而其他唐人典籍,同样存留许多唐诗人“佚事”。这些资料,固然可以供我们研究唐诗、唐代诗人、唐代诗歌史时参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它们真假杂陈、信疑参半,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必须做一番谨慎细致的考索工作。


郭绍虞评《本事诗》云:“其内容尽管考核有据,然而,仅备茶余酒后之消遣,其态度却又是游戏的。”笔者完全赞同郭氏后面两句话,但对“考核有据”一点,却持有不同意见。
大量事实证明:孟棨撰《本事诗》,对其所据材料未加考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指出过《本事诗》的失误之处,云:“蔷薇花落一诗,乃贾岛刺裴度作,棨所记不载缘起,疑传写脱误。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又,近代学者研究论证《本事诗》记事错误之处,有:《本事诗·情感第一》记刘禹锡席上赋诗事,岑仲勉先生已作辨证,指出其记事之错误,“司空见惯”一诗,“总为存疑而已”(说见《唐史余瀋》卷三),卞孝萱先生也为此而作过考订(见《刘禹锡年谱》)。《本事诗·事感第二》记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陈友琴先生引计有功《唐诗纪事》、清蔡立甫《红蕉诗话》、沈涛《匏庐诗话》等资料,已辨其误(说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本事诗·高逸第三》记唐玄宗召李白写《宫中行乐词》十首事,詹锳提出了四个疑点,谓《本事诗》与《唐摭言》“二书所记尚未可尽信也。”其中,宁王邀李白宴饮的记载,更为明显的错误(说见《李白诗文系年》)。《本事诗·情感第一》记韩翊事,其中描写韩翊随侯希逸入觐,侯为韩翊上表求情,代宗御批柳氏归韩翊一节情事,原出许尧佐传奇《柳氏传》,傅璇琮经过考订,认为:“这都是传奇作者的虚构之辞,为的使韩柳的不幸遭遇有一个团圆的结局,但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见《唐代诗人丛考·关于柳氏传和本事诗所载韩翃事迹考实》)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地方,孟氏记事记诗,失于考订,纠缪差误,违于事实。列举数例如下:
《本事诗·高逸第三》记杜牧于李司徒席间为紫云妓吟诗事,系好事者伪托,宋人田未加考订,误收入《樊川别集》中(详见本书《樊川诗甄辨柿札》(五)“《樊川别集》中亦有他人诗混入”条)。
《本事诗·征异第五》记骆宾王灵隐续诗事,误解宋之问原诗诗意,与骆宾王、宋之问两人行实均相悖谬,纯属傅会。后人转相引述、信以为真,如蔡居厚《诗史》、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子传》等,在文学史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首诗,本是宋之问游台州时写的作品,后人因孟棨《本事诗》的记载,而漫题此诗为《灵隐寺》。《全唐诗》把它收入宋之问集中,骆宾王集未载,这是正确的;而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竟将它编入骆宾王集中,毫无根据。按:唐人早已记录过宋之问这首游台州诗,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七“月桂子”条,云:“垂拱四年三月,月桂子降于台州临海县界,十余日乃止。司马盖铣、安抚使狄仁杰以闻,编之史策。……或者,台岭与岭南地接,山多桂树,桂子多因风而至,有若从天而来,时人不加详考,谓之月桂。宋之问台州作诗云:‘桂子月中下,天香云外飘’。文士尚奇,非事实也。”封演,天宝中举进士,德宗时官至御史中丞,是中唐前期时人,远比孟棨早出。况且,封演很实在地记下了许多唐代的掌故,足资后人参证,他的记事态度,又比较谨严。他的记载,自然要比小说家言的《本事诗》可靠些。宋之问诗云:“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都是描写台州所见景色,诗尾云:“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诗人仍以拟游台州名山作结穴,诗意前后贯通。因此,全诗写的是台州景色,却用《灵隐寺》作题,显然不妥当,这是后人凑泊孟棨《本事诗》骆宾王灵隐续诗故事而改动诗题的明证。孟氏记灵隐续诗事,与骆、宋行实悖谬处有四:一,骆、宋灵隐相遇时,宋之问是少年吗?孟氏云:“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按,宋之问遭贬谪,前后只有两次,一次在神龙元年,张易之败,之问因谄事易之,被贬为泷州(治所在今广东罗定县)参军,未几逃还,潜匿于洛阳张仲之家。一次在景龙中,以知贡举贿赂狼藉,迁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徙钦州,不久,赐死。《本事诗》所谓“后放还,至江南”云云,只有唐中宗神龙元年被贬为泷州参军那一次。这时,已当宋之问一生的晚年,怎么能说是“少年”呢?《全唐诗话续编》(下)云:“昔宾王果为老僧,而之问后谪过杭,亦且老矣,不得呼为少年”。孙涛提出的问题,实在是揭穿《本事诗》“灵隐续诗”自相矛盾的佐证。二,骆、宋相遇而不相识吗?孟氏云:“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之者,曰:‘此骆宾王也’”骆、宋相遇而不相识,这是不可能的。骆宾王、宋之问的年岁,相差不多,而且早就熟识。骆宾王有《在江南赠宋五之问》:“秋江无绿芷,寒汀有白苹。采之将何遗,故人漳水滨。”又有《在兖州饯宋五之问》:“淮夷泗水地,梁甫汶阳东。何路青骊远,离尊绿蚁空。”还有《送宋五之问得凉字》:“欲谂离襟切,歧路在外乡。”从诗篇看,他们的情谊极深切,怎么会晚年在杭州相遇时,竟互不相识呢?这只能说明《本事诗》的记事,系出传闻,经不起推敲。至于宋人葛常之《韵语阳秋》卷一云:“盖是宾王逃难之时,之问不欲显其姓名尔。”这也不过是推测之词而已。宋吴坰《五总志》以为续诗一事,是骆宾王“未显时,庸作于杭州天梵寺”时的事情,作诗者是老僧,续诗者是骆宾王,与《本事诗》所记小异。其说乃自《本事诗》脱化而来,因为吴坰已经觉到《本事诗》的记载不合情理。但是,吴氏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它与唐人(封演)的记载相背。三,骆宾王隐于灵隐寺吗?骆宾王于唐武则天光宅元年,随徐敬业起兵于扬州,不久兵败。关于他的下落,有数说:甲,被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其卷首有鲁国郗云卿序,言:‘宾三光宅中广陵乱伏诛,莫有收拾其文者。后有敕搜访,云卿撰焉’。”郗氏序言,当是最早的记载。《旧唐书·文艺传》:“敬业伏诛。”《新唐书·徐敬业传》和《资治通鉴》卷二○三均载宾王被王那相斩杀。乙,投水而死。张鷟《朝野佥载》卷一云:“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宾王后与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通鉴考异》引《唐纪》云:“伪将王那相斩之(指敬业)来降,余党赴水死。”丙,不知所之。《新唐书·文苑传》:“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到有蜀本《骆宾王集》,上载郗云卿序,文字较详。很明显,这是宋人刊刻骆集时,据《新唐书·文苑传》增出的。)详细推勘,乙、丙两说,均系传闻,不足以匡正前史,仅备一说而已。骆宾王既已死于光宅元年,当然不会在二十余年后,重又到灵隐寺与宋之问相遇。退一步说,如果宾王真能亡命在外,逃避了这次重大政治祸难,他定会隐匿于穷乡僻壤,决不会到象灵隐寺这样的通都大邑的名刹中,去落发为僧。四,海门古墓是真的吗?骆宾王之古墓在海门,首见于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六,云:“正德九年,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少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曹惧,乃碎其石。”这则记载,有不少值得怀疑的地方,朱氏自己亦有疑窦:“然世所传,谓其落发,偏游诸名山,今章服俨然,何也?”海门古墓,真伪未可以立判。考胡应麟于万历丙戌(《涌幢小品》卷六“骆宾王冢祀”条作“丙戌”,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引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作“丙子”)请祀骆宾王于金华之乡贤祠,于上书中并未提到新发现“骆宾王之墓”的事,又考胡氏的《婺中三子诗序》、《侍御骆宾王诗》,均无这方面的消息。若干年后,崇川人邵于作《骆宾王遗墓诗》,有一篇不短的序言,文字大抵与朱国桢 《涌幢小品》的记载相类,结尾处说:“迄今多年,更无有表而出之者,可叹也。干因而以诗,且奉呈远近诸君子,属而和之。”又有自称为“英公三十七世孙”、“三十五世祖德慕公讳敬业者”的海门人李于涛,属而和之,有引,云:“三十四世祖尚庵公讳纲者,偕幕府骆宾王匿邗之白水荡。久之,宾王客死崇川,尚庵公具衣冠以敛。黄泥一穴,公实卜之,表其墓曰:‘唐文人骆某之墓’,载入家乘最详。”邵于、李于涛诗序(引)所记,或为《本事诗》之重述,或为《涌幢小品》之翻版,或为自制虚词,语多抵误,纰漏百出。马茂元说:“至海门古墓,真伪不可知。”(见《读两唐书·文艺传札记》,载《文史》第八辑)其言信然。综合以上数点而观之,骆宾王灵隐续诗的事,是不可信的,这是孟棨,或是孟氏以前的某个人,附会宋之问游台州诗而杜撰出来的。
考核至此,可以看出,《本事诗》中的许多记载,并不是“考核有据”的。因此,随意运用,甚至引为立论的根据,都是轻率的。我们应审慎地考证、鉴别他们的真实性,以决定去取,这是我们对待孟棨《本事诗》应有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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