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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杜甫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客旅漂泊中度过的,旅途的见闻给了他的诗作以无尽的源泉,他这方面的诗很多。杜甫这方面题材的诗,写到这一首,在年岁上,已近“晚节”,在艺术上,可谓是“诗律细”了。
杜甫晚年流落四川,先在成都,继在梓州,又回成都,后又到了夔州,据注家考订,此诗写于最后离开成都到夔州云安(现四川云阳)的途中,时在七五六年春天。杜甫在成都时依托老朋友严武,他是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可是严武在七五六年四月忽然死去,杜甫感到在成都再无凭依,五月他就率领家人乘舟东下,想往江南或家乡一带移动。诗中写的是月夜江中行舟的所见所感。
诗先写江岸夜舟。诗人坐在顺江东下的船中,凭月色可以依稀看到岸边细草在微风中摇动,望一望船上的桅杆正高耸夜空,船正顺水流下,眼下的环境里,除了细草微风,危樯夜舟,什么都感受不到了,夜氛孤寂得令人难以忍受。人对环境存在的感受,与人的心绪情致特点有直接关系。他不仅易于发现与内心情绪相适应的各种存在物,也更能以情观物,移情入物,使空间中的一切存在都变成自身情绪的对象物,以确证自身的存在特点。此夜置身舟中的杜甫,心情是十分凄楚的。他年轻时即满怀壮志,意凌东岳;走入仕途后,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期望,谨言慎行,等待朝廷的重用,可结果却被挤出了长安。在成都依附严武的幕府,本应因知心而惬意,但又受到幕僚们的嫉妒,更不料严武遽死,失却凭依,只好顺水漂流东去了。他早在登上去蜀孤舟之日,就写诗诉说过当时的心境: “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去蜀》)心感万事俱老,料到残生将在漂泊中消逝,这种心情是非常痛苦的。心头萦绕着这种痛苦,危樯下独夜不眠,船行周围的夜色存在,几乎无不是这种心境的确证对象。在诗的头两句中,我们可以从诗人对细草微风的感知中看到他夜愁不寐,从危樯独夜的意境中察知他漂泊中的危难感和孤寂心,这就是融情入景的自然体现。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开襟旷远,又是一番景象。江流宛转,流入平原,不管感受者心境如何,自然景象的特点是突出的:船在江中,江在平野,人的视线可以伸至有星光闪烁的天边远处,平视则可见星点如垂,光脚近地,夜幕下也有平野的空阔性。由于平野地上的江道宽直,水流无阻,月色又把江水与天色连成一片,满江则月逐潮涌。这种自然景象进入现实主义诗人的笔下,便成为一联精致而生动的诗句: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 “涌”二字极富于个性化,把平野星夜和江流朗月,表现得极为活化而又逼真,没有“垂”就不能表现“阔”,没有“涌”就不能显示滚滚江流中随浪起伏波动的月色。在写景上,从首联到此联,都达到了神妙的地步。但此联中的写景,与整个诗的情韵是很一致的。诗中说平野广阔,正表明天地之大,然而自己的归宿所在,尚不可知;原来在成都幕府中是“已忍伶俜十年事,强为栖息一枝安”,今日又成为天地间飘无定所的“沙鸥”,心中不能不感到空寂、茫远,愁涌心底。在把握杜甫的这联诗中的意蕴时,我们不应忘记,这是杜甫在作《旅夜书怀》, “星垂”、 “月涌”如果不关诗人情境,又何以谈到是“书怀”之作?因此,说诗句对象化了诗人的前路渺远、流荡江中的惆怅情绪,还是合乎实际的,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高不可接、远不可就、深不可测的寥阔天地中游荡,也无法解释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触的即近由来。
杜甫这次顺流东下,是他结束一生政治追求、寻找生活归宿的一次无可奈何的行动,他对于这样的境遇,满怀离怨牢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就是一联愤懑之语。杜甫七四六年进长安,在那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七五一年借皇帝祭祀盛典之机,进献三篇《大礼赋》,玄宗读后很加赏识,一时名声大噪,当时虽因“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作祟,杜甫并未见用于当朝,但是杜甫以文著名还是事实。后来又诗名大振,载誉文坛,时人也把杜甫视为知名文人。他后来回忆这时的情景,对于自己“一日声烜赫”, “文彩动人主” (《莫相疑行》)的往事,虽颇感自豪,但这并不是他生平之所求。唐代时俗,读书人在文章与功名二者间,并不以文运通达为幸事,温庭筠有诗云: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蔡中郎坟》)杜甫自负有匡世济民之才,曾“窃比稷与契”,立有造福于民的大志。他希望在这个志向下建立万世功名,可是一生追求却始终无就,他为此遗恨无穷。抱着这种心理,他好象特别轻视文章之名,他可怜自己以文章声望了此终生,他是借诗向世人表明,有谁知我的志愿并不在文章之上呢?而“官应老病休”,就更含激愤了。在成都幕府时,杜甫就身多疾病,他以五十多岁的白头老人的身躯,穿着狭窄的军衣,与那些对他“当面输心背面笑”(《莫相疑行》)的少年幕僚们周旋,其势与赤霄玄圃中的孔雀到笨牛牴角下“渴饮寒泉” (《赤霄行》)没有什么两样。杜甫是不服老的,也是不辞病的,但他却不能忍受人们以“老”、 “病”为由,排斥他,轻贱他。他想到此异常愤慨,用了一个“应”字,但语气是反问式的,意谓: “我的官职想必该是因老病而休罢!”言外之意是:排斥我辞官而去的那些人心里是明白真正原因何在的。真正追溯这激愤之情的生活基础,不能不看到他当年从长安被罢削左拾遗的不平往事。写《旅夜书怀》时的杜甫,确实是已经“老病”了;他在诗中对于“老病”休官的激愤,无疑是说给“身当要路津”, “掌握有权柄”的执政人物,是他们使自己久陷穷途坎坷之中,销尽了本可有为的青春,到了进无路退亦无路的境地。
杜甫一生处于流离漂泊之中,他对于自己的身遇深有感触,特别是到了晚年,到处越多,竟更觉寄身无地,他从飘飞不定的沙鸥身上看到了自己,又用悲愤心情描写了空阔天地间竟无一处可为归宿的沙鸥。白居易在李白墓前写诗悲悼李白说: “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李白墓》)杜甫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