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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愴然而涕下!
陈子昂(661—702)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县)人,出身于一个富有家庭,但他在少年时代并未认真读书,而是“任侠尚气弋博”,直到十八岁以后才入乡学,慨然立志,精穷幽典,数年的工夫,学通了经史百家之书,掌握了黄老易象之学。二十四岁时到洛阳第二次应试,举进士,被武则天任为麟台正字,累迁右拾遗,并两次从军,出入于西北、东北边塞地区。他是一个有见地、有谋略、有经历、有义愤的政治家兼诗人。长安二年,武三思买通射洪县令段简,将他诬以罪名,害死狱中。《登幽州台歌》是诗人叩动天地、撕裂心弦而发出的宏声巨响,成为传诵千载的志士悲歌。
陈子昂在这首诗中把积于心中的无限感慨,和呈于眼前的孤独寂寞,象泉涌洪发一样,猛然骤烈地喷洒开来。
陈子昂在朝中任麟台正字后,虽然官职很低,本职事务不过是整天整理国家书库的图书,“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多次上书批评朝政,反对任用“徇私苛虐”的官吏,提出富国强兵、安定边防的许多谋策,但是这些“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之言,并没有受到重视。他在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随左补阙乔知之北征突厥,两人王事同衾,诗作赠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由于乔知之有美妾碧玉,被武承嗣强占,乔亦因此被杀,陈是乔的好友,也被株连下狱。这件事对陈子昂是影响极深的。他在被释放时写了一篇《谢免罪表》,要求再到边庭,西讨“未宾之虏”,北伐“逆命之戎”, “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武则天万岁登封元年(696年),契丹头子孙万荣、李尽忠发动叛乱,他第二次随武氏族人建安王武攸宜出征讨叛,职任参谋。由于武攸宜指挥失当,先头部队被契丹大败,驻扎在渔阳(今河北蓟县)的大军,闻讯十分恐慌。这时陈子昂自告奋勇,要求分兵万人,充任前驱,武攸宜不但不接纳他的要求,反而因此把他贬为军曹。陈子昂怀着现实的激愤不平,思前想后, “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 (卢藏用: 《陈氏别传》) 《登幽州台歌》即其中之一。
陈子昂所登的蓟北楼就是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德胜门外。这是战国时代燕昭王礼贤下士、修筑黄金台的地方,在这个历史遗物面前,想想自身在仕途上的坎坷不遇,怎能不感慨万端,悲从中来?他想在这里能找到那位为国家大计而礼遇郭隗,重用乐毅的燕昭王,向他倾述自身的失意苦闷。 “前不见古人”的慨叹是从这个起点上发出的,呼唤的是沉埋地下的古人,燃烧的却是五内摧裂的诗人自身。这个“前不见”的思想感情,还有更多的概括,至少表明诗人入仕之后,从未遇有明主,自己的卿相之材不仅未曾见用,而身处下僚,却又屡屡无端获罪,朝廷的昏暗已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时代的执政者,他的历史崇尚,与他的现时施政都是一致的,所以不见前贤的时代,也必是不肯礼遇时贤的时代。陈子昂在同一时代中“前不见古人”,也就必然是“后不见来者”了。
陈子昂以满含情感的形象表明,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看不见希望的时代,它因为专制黑暗,而变得与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不相衔接、处于扼杀贤明的自我封闭时期,他感到这是极度可悲的;因而这时感到特别孤独,特别悲痛,放眼于天地,入目的天宇和田野,是孤寂心情的对象化的显现,也分外显得空旷和寂寥。这空间是在时间中变化的,先贤不可求,后来无可见,顿时感到天地悠悠,人生短促,功业难就,前途可悲。这是志士热望与失望交合的感情状态,他虽然是在孤独中洒泪悲哭, “独怆然而涕下”,但却饱含着社会历史内容,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这首诗用直陈感慨的方式,造成强健朴厚的气势,背景古远深沉,含有挖掘不尽的意蕴,笔势所及之处,便可片言而明百义。全诗四句,句句有大的变换,由于用“前”、 “后”、“念”、“独”几个字相联结,又感到是浑然一体,毫不散漫。北方的雄浑壮阔的原野,登临者的慷慨悲歌,以诗意交融在一起,把读者带进了特有的情境,不能不由他来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