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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已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挽歌是送葬时唱的歌。这首歌辞是陶渊明活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写的挽歌,共有三首,此是第三首,写的是死后被埋葬的情景。此诗写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作者时年六十三岁。诗是九月所作,十一月作者就死去了。
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活得正在兴头上的人是无须也无暇多想此事的。在诗人生活的晋宋时代,虽然时人名士多好在活着时就给自己写挽诗,但一当认真给自己写一首挽歌时,想必一定是别有滋味在心的。在挽歌中,诗人对死是想得很旷达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生的运动过程中来客观地对待,意识到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有限的,死带有不可避免的永远性,故而在“将辞逆旅之馆”时,用活着的我,对拟想中但却又必然会变致的死去的我,进行一番理性的审视,却也不无意义。
诗人想象,在一个地上是严霜荒草,路畔有白杨萧萧的九月高秋,他已经死了的形体,被送往四面不近生人的远郊。他还看到,自身正被人送进高大的坟封,他感到这是人生最后得见光明的时候,送葬的马为他仰天长啸,西风也为他倍感萧条。他愿在这“死后”还有“知”的最后一刻,想到生时更多的事,但这已经来不及了,最近目前的恨事是坟墓一闭,自己就永堕黑夜,长隔三光,这真是贤士达人也无可奈何的无情规律。对死都想开了,因而诗人对于亲戚的余悲有多少,他人事后忘怀得多么干净,都视为自然,无复计较。如果对照他同时写的《自祭文》里的思想安慰死后的肉体的话,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则更可看出诗人对生死的旷达而现实的态度。陶渊明早在《形影神》诗中就说,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对于这“与我而相违”的屈处乱世的生命,是不想“以心为形役”,而是“委心任去留”。他生时遇有屈心违志,便敢于高唱“归去来”,死后也要在幽室被封闭的最后一刻,唱出达观的挽歌。
死是什么?本来自有其自身的实质意义,但不同的人对它想的却完全不同。古希腊的怀疑派皮罗说: “死与生之间并无区别。”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说: “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古罗马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说: “死对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死后将没有知觉,正象生前没有知觉一样。”生死不分是不现实的。死对于活着的个人还是相关的事情,至少作为个人生命之终结,还是发生心理作用的。马克思说: “死亡显现为物种对具体个人的严酷的胜利。”这里寓有个人死去但人类社会却是生生不息地在发展前进的意思。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仅不怕死,而且在必要时竟可以舍生忘死,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不是避俗养素的陶渊明所可能做到的。但他把死看得那么开通,与慧远和尚当时宣传“形尽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还是针锋相对的,从哲学上也不无一点战斗批判意义。
这首诗里的幻想是现实的,现实是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