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说文解字》的重要著作,清代朱骏声撰。他在上呈该书的奏折中说:“若不明六书,则字无由识;不识古韵,则六书亦无由通。专辑此书,以辑《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题曰“说文”,表所宗也;曰“通训”,发明转注假借之例也;曰“定声”,证《广韵》今韵之非古而导其源也。”
该书收单字17420个,除《说文》所收9353个以外,还收了大小徐本所补者,见于经史者,见于诸子史记者,见于《文言》、证《广雅》者,共七千余字。该书打破部首体制,按十八韵部、1137声符(朱氏原称声母)排列,把包含共同声符的字排在一起,使同音通假、声同义通的现象集中在一起,便于人们查证研究。
该书对单字的解释分为“说文”、“通训”、“定声”三部分。所谓“说文”,是以许慎《说文解字》的说解为基础而加以补充,讲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分析字的本义。所谓“通训”,讲转注、假借,分析字的引申义、假借义。他所说的转注与假借,与许慎的定义有很大不同。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朱骏声则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这样,不仅使原来纠缠不清的转注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使许慎的定义与举例不统一的假借问题也得以解决。所谓“定声”,就是把字按古韵分类,“以著文字声音之原”,《广韵》今韵之非古。”其中,“说文”是转注的基础,“定声”是假借的基础。
一词多义,是语言中常见的事实;一字多义,是汉字中普遍的现象。《说文解字》只讲本义,《说文解字注》讲了一些引申义和假借义,但很不完善,虽然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但毕竟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朱骏声说:“夫数重万字,发明本训,而转注假借则难言;《尔雅》一经,诠释全《诗》,而转注假借亦终晦。欲显厥旨,贵有专书。”《说文通训定声》就是朱氏阐明转注假借的专书,表现了他高度重视引申义假借义的远见卓识。今人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曾评价说:“朱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全面地解释词义。朱氏突破了许氏专讲本义的旧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说桂馥是述而不作,段玉裁是寓作于述,那么,朱骏声则是似因而实创。表面上,他是遵循《说文》的道路;他是要做许慎所没有做的,而又应该做的事情。”
《说文通训定声》的不足之处是,假借讲得太滥,把许多古今字都判为假借,对《说文解字》的修正,也有不妥之处。
《说文通训定声》现在通用的版本是武汉市古籍出版社根据清临啸阁版本影印的,影印时还把《说文通训定声补遗》一书合并印出,比较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