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道德范畴的“中庸”已在《德》中做出评析,这里主要结合《论语》《礼记》中的相关言论,对政治范畴的“中庸”再作深入研究和评析。
“中庸”二字,历来有多种解说。关于“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说最为精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所谓“不偏不倚”,就是使处于矛盾对立的事物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为人处世的最高法则。关于“庸”,郑玄的解说比较具有代表性:“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②由此可见,“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综合各种解说,“中庸”就是把“尚中”“执中”“中和”等观念作为一种普遍规律或通用法则在现实政治和人生修养中加以广泛运用。
孔子中庸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春秋末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各种利益集团争斗不已,历史正处在一个由旧秩序向新体制过渡的重要转折期。面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形势,孔子清醒地意识到,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难以根本解决,但是他又不愿意看到矛盾不断加深,局势持续恶化,他希望寻找一种相对温和的方法来化解各种矛盾冲突,于是就从传统的“执中”观念中汲取养分,提出了采取折中调和的方式来化解各种纷争的中庸之道,并以此作为当政者进行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为了说服各国当政者放弃极端对立,遵从中庸之道,他甚至强调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①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之道从开始提出,就是着眼于解决现实政治中的矛盾冲突问题,因此具有明确的功利色彩和政治动机。
孔子不仅是中庸之道的理论创建者,也是积极践行者。在现实政治中,孔子反对激烈对抗、残酷斗争,主张采取富有智慧的温和态度和富有弹性的灵活方法来调和矛盾,折中对立,避免冲突,他要求当事各方都要努力寻求和尽力维持“中”的最佳状态,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化解现实危机,让社会恢复应有的礼制秩序,最终回归于“天下有道”。所以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他回答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这里的“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秉持中正的原则立场,做到“不偏不倚”。此外,他还建议当政者在施政手段和策略上,力求在“政”“刑”等强制措施与“礼”“德”等柔性约束之间寻求“无过不及”的平衡,做到恩威并重,软硬兼施③。弟子子夏出任莒父宰时,他又告诫子夏不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要妥善处理好“速”与“达”、“小利”与“大事”之间的平衡关系,力求在对立关系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④。孔子把中庸之道广泛运用于施政实践中,尽管不能解决社会的本质问题,但是对于缓解矛盾冲突多少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进程中,有人坚持斗争哲学,有人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无论动态的“斗”还是静态的“和”,“中”始终是维持对立统一的最佳平衡点。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庸之道是具有特殊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中”和“中庸”的言论并不多,相比较而言,他更注重中庸原则的实际运用,相关内容将结合《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进行具体评析。
在孔子中庸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中,真正使之理论化、体系化的是思孟学派,而子思则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司马迁说他尝困于宋而作《中庸》①。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曾有著述二十三篇,但是现今大多佚失,根据汉儒分析,《礼记》中的《中庸》《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均为子思著述,因此历来为学人所重。《中庸》为《四书》第二部,是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绍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林语堂则认为《中庸》是儒家思想纲领性的文献,他说:“我之所以把《中庸》这部书置诸儒家典籍之首,即因为研究儒家哲学自此书入手,最为得法。研究儒家哲学时,《中庸》一书本身,可说就是相当适宜而完整的基础。”②可见子思在儒家思想发展中居于前承孔子、后续孟子的重要地位。
子思对于传承和发展孔子中庸思想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把孔子有关中庸的言论集中整理出来,并以《中庸》为题而独立成篇,从而使孔子中庸思想理论化、系统化;二是他在阐述孔子中庸思想的过程中又提出了“时中”“中立”“执中”(相关内容将在《尧曰篇》的“允执其中”中另作评析)以及“至诚”“尽心”等新命题,从而在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孔子中庸思想。
关于“时中”。就思辨形式而言,中庸思想是以讲求在平列的对立双方取其中点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表现为二维空间;而“时中”则是在二维空间之上又加入了时间维度,思维空间由二维变成三维,因此“时中”是中庸思想的一种重要发展形态。在现实生活中,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旧时的“中”随着时间推移和条件变化,很有可能成为现在的“偏”或“倚”,而昨天的“偏”或“倚”在新形势下也有可能变成今天的“中”。对于执中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时时而“中”,处处而“中”呢? 这就要求人们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的“中”,要在空间范围坚持“中”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处于不断变化的“时”的因素,也就是说,要在流动变化之中把握“中”。
其实,“时中”这种思辨形式在《论语》中已经初具雏形,孔子在很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贯彻了“时中”的原则。例如在言行举止方面,孔子要求做到顺势而为,随时而变,“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①;在进退出处方面,孔子要求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③;在臧否人物方面,卫国大夫公叔文子能够恰当把握“言”“笑”“取”的时机,做到“时然后言”“乐然后笑”“义然后取”④,孔子对于他这种审时度势、谨言慎行的处世方法大加赞赏。孔子还试图引用《诗》中的诗句来阐述“时中”观念:“深则厉,浅则揭。”⑤意思就是,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时势发生变化,为人处世的方法也应随之而变。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⑥当然,在孔子思想中,“时中”观念尚处于萌发阶段,理论阐述还不够明晰,真正完成理论升华任务的是子思。
子思在《中庸》中解释孔子“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这两句话时首次提出了“时中”的概念:“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界普遍把上述两段言论笼统地归为孔子一人所言,进而认为“时中”思想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但是经过认真比较分析之后,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首先,从两段言论的关系来看,前者是立论,后者是阐述,如果均为一人所言,就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叠床架屋,反复赘言。其次,通过与《中庸》其他章节比对校验,也可以发现子思对于“时中”思想具有独到见解,他不仅明确提出了“时中”概念,而且还自觉地运用“时中”原则来处理人生问题。《礼记·中庸》: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这段言论的主旨是要求人们遵从礼制,安于现状,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要坚持中正,保持独立,既不要有所僭越,也不要有所懈怠。显然,子思这番议论是有感而发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旧制度和新秩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各国新兴势力在本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夺取政权的任务,并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社会改革;而贵族势力则在政治斗争中日趋衰落,集团内部分化迅速,有的改弦易张,变成新贵,有的则心灰意冷,避世隐居。凡此种种,在子思看来,都是不符合“时中”的原则要求的。因此他郑重地告诫人们,不要因为今天的得势而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也不要因为今天的失势而一蹶不振,无所作为。尽管随着“时”与“势”的变化,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是秉持“中”的原则不能变,每个人都必须在现有的地位和处境中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显然,子思已经在传统的“执中”观念中纳入了“时”与“势”的新因素。这种观点正是“时中”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时中”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做到时时而“中”,处处而“中”,这就要求人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判断力,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与“中庸”相比,践行“时中”的难度确实增大了许多,同时在思辨形式上也相应地深刻和丰富了许多。必须承认,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由“中庸”到“时中”的思辨深化过程,是由得“孔门传授心法”而又善解夫子之意的子思完成的。此后,经过孟子等人进一步充实与完善,“时中”思想在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凝聚与发展,成为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
关于“中立”。“中立”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最早也出自《中庸》: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 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 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立”是被当作衡量强弱的标准提出来的。如果说“时中”着重讲求的是中庸之道的灵活性,那么“中立”强调的则是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其基本内涵是坚持“仁”的立场,即坚持天下中正之道,虽与世俗同流,但立场至死不变。这种观念反映了子思等人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为此而不惜杀身成仁的斗争精神和大丈夫气概。
关于“至诚”“尽心”等内容,因为与中庸思想关系不大,这里就不作具体评析了。
关于中庸之道,许多人都认为中庸思想是以讲求调和折中、反对对立冲突为基本特征的,代表了愚昧保守、不思进取的处世原则和消极态度,因此千百年来遭受了各种严厉批判,甚至有人将其视为本民族劣根性之一。长期以来,中庸思想之所以被人视若糟粕,屡遭诟病,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中庸思想,而在于历史上那些失败者或失意者借此来自我解嘲,为己开脱,把中庸当作一种实用主义的工具。诚如鲁迅先生分析的那样:“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①事实上,在儒家先君子那里,中庸并不意味着失势或失意,也不同于庄子所谓“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②的混世哲学,中庸是儒家学派为人处世和治国理政的特有智慧,也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