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本章重点讨论的是选人用人问题,这是孔子为政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春秋时期各国当政者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晋大夫士匄曾说:“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②左氏君子在总结郑相子产从政经验时也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③可见,知能善任是古代当政者的第一要务。
比较中西方政治制度,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西方政治主要是通过完善制度来选人用人,而中国古代政治则主要是通过君主贤明来选人用人,因此政治文明程度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开明程度。当然,这种人治主义的政治弊端与本章言论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孔子一贯倡导的人治思想确实对现实政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鲁哀公是《春秋》纪年的最后一任鲁国国君,他继位时(公元前494年),孔子已经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生活。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应召返鲁,被奉为“国老”,经常为当政者提供决策咨询。根据各类史料记载,孔子与鲁哀公之间有过多次对话,选人用人是他们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鲁哀公曾问孔子道:“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按照道德修养和才智能力把人分为五种类型:“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他对各种类型的人又做出具体分析,为鲁哀公选人用人提供参考。鲁哀公又问:“请问取人。”孔子回答道:“无取健,无取
,无取口哼。健,贪也;
,乱也;口哼,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①这些都是关于选人用人的方法问题,孔子回答得非常明确具体。本章则是关于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问题,因此更具有指导意义。
鲁哀公为什么对“取人”问题如此重视? 这与鲁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鲁国公室与卿家之争由来已久,总体态势是“三桓”势力占据上风。鲁哀公继位以后,名为国君,实为傀儡,鲁国国人听命于“三桓”,公室则大权旁落,政令不行,长此以往,国君失政将有可能演变为失国,所以鲁哀公不得不向孔子请教应对之策。孔子对此提出的应对方案是“举直错诸枉”。弟子樊迟“问知”时,孔子也有类似表述,《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比较两段言论可以看出,孔子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举直错诸枉”。“错”是放置、安置之义,“直”与“枉”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直者为人正直善良,爱憎分明,不讲情面,容易得罪人,因此他们往往四处碰壁,屡遭罢黜,得不到重用;枉者为人刁钻邪恶,趋炎附势,谄媚巴结,所以他们总是八面玲珑,顺风顺水,受到重用。《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公族大夫,鲁僖公在位期间出任士师,主掌刑狱,他为人贤良正直,坚持直道事人,结果三仕三黜,这是“举枉错诸直”的反面事例。而虞舜任用皋陶,商汤任用伊尹,贤者闻风而动,不贤者销声匿迹,结果实现天下大治,这就是“举直错诸枉”的成功案例。所以孔子认为,为政之道重在知人用人,如果把正直的人选拔出来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那么邪枉之人就会自行消退,民众也会听从政令,服从指挥;如果把邪枉之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正直的人就会受到排挤,民众也会离心离德,不服从管理。
此外,“举直错诸枉”的积极意义还在于树立了一个正确的选人标准和用人导向。选人用人如同历法,必须先确立一个“正”,这样民众才不会心生疑惑,无所适从。《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古人通过“始”“中”“终”三个环节来校正时间,确立标准,民众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概念。同样,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不仅可以选拔出优秀人才,为民众树立榜样,还可以形成人才集聚效应。虞舜举皋陶,天下英才便闻风而动,趋之若鹜;商汤举伊尹,奸邪之人就无机可乘,自行销声匿迹。
孔子此番言论显然是有所指的,他所针对的就是当时把持鲁国朝政的“三桓”集团,他们擅权专政,僭越礼制,为所欲为,如果鲁哀公对他们不严加防范,“斗鸡之变”的悲剧极有可能重演。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限制,孔子言论并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后来韩非子把一切都挑明了:
仲尼曰:“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①
所谓“大臣三人”,是指鲁国季孙、孟孙、叔孙“三桓”之家,他们相互勾结,弄权专政,鲁国政坛被他们搅得乌烟瘴气,宗庙社稷也危在旦夕,因此孔子建议鲁哀公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一定要打破氏族贵族的垄断局面,扩大选人用人的范围,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大力培植和任用得力的心腹之臣,通过组建效忠于自己的执政团队来与“三桓”势力相抗衡。
在《礼记·中庸》中,孔子又进一步向鲁哀公阐述了为政之道与用人之道的关系: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可见人才问题是为政者的第一要务。为政者不仅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还要把优秀人才选拔出来,把他们安排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之道。
根据《论语》以及《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鲁哀公接受了孔子“举直错诸枉”的用人建议,他从士人阶层中选拔出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委以重任,孔门弟子子贡、有若等人亦在其列,他们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鲁哀公曾就“年饥,用不足”的问题向有若征询应对之策,有若提出改“二”为“彻”的税制改革方案,为有效缓解鲁国君民矛盾提供了最佳方案①。再比如子贡在鲁、吴槖皋之会时临危受命,代表鲁哀公和吴太宰嚭进行交涉,他充分发挥自己能言善辩的特长,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吴王放弃了“征百牢”的无理要求②。子贡后来又代表鲁国出使齐、吴、越、晋等国,利用诸侯各国之间的矛盾,成功化解了鲁国的政治和外交危机,太史公对此评论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③
孔子重视选人用人问题,反复强调选贤任能在施政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是他从尧、舜、文、武等上古帝王为政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他总结道:“才难,不其然乎?”④“才难”就是人才难得的意思,这种观点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