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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言论

本章是孔子直接言“性”的唯一言论,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八个字,却引来后人无数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何理解“性”。宋儒认为,孔子言“性”主要有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两方面的内容,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程子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他对《公冶长篇》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又注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按照朱熹等人的观点,本章和《公冶长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章的“性”有所不同,前者为气质之性,后者为义理之性,至于两者有何不同? 他们只着重强调了一个“理”字,其他则语焉不详。
应当承认,朱熹等人把《论语》中的“性”理解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这是具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他们在具体解说中又往往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甚至与孔子其他言论产生矛盾,反而让人不得要领。换言之,宋儒提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的概念是可行的,但是具体内涵则需要认真梳理,重新归类。
仔细研读《论语》,大致可以把孔子言“性”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道德之性,即宋儒所说的义理之性,孔子曾明确说“天生德于予”,说明“德”具有形而上属性,人人天生而具,没有差等,这是人性中的共性部分,也是儒家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依据;二是心智之性,即所谓“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智力天赋,虽然人有差等,但是可以通过后天教化实现改变;三是生理之性,即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主要包括性格、气质、心理、性情、欲望以及各种生理需求等,这是人性中的个性部分,显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具体内容将在下面结合相关言论进行评析。
“性相近也”一句,着重强调的是人性中的共性(天性),这种共性是由“天”公平无私的义理所决定的,因此这里的“性”应该理解为道德之性(义理之性),即以“仁”“孝”“忠”等道德观念为核心的道德品质。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关于人性的来源问题,“天”有义理之天,“性”也有义理之性,而人性中的“仁”来源于天,顺天而成,是天道和人性义理的具体体现;二是关于人性的内容问题,人性的构成非常复杂,但是核心内容是“仁”,孔子反复强调:“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欲仁而得仁。”上述言论表明,“仁”是人性中固有的内容;三是关于人性的表现形式问题,“仁”体现了“天”的公正无私,因此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本质区别。
“习相远也”一句,着重强调的是人性中的个性(本性)。这里的“习”与上半句的“性”相对,因此应该理解为经过后天改造而形成的性格、习性、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性”是天使然者,“习”则是人为之者。后天的“习”可以改造先天的“性”,即所谓“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商王太甲继位三年,不遵成汤之法,残暴任性,伊尹训诫道:“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所谓“习与性成”,就是习惯改变天性。关于这个“习”字,孟子解释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皇疏》中也说:“习者,谓生而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他们都把“习”理解为后天形成的一种行为习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简单。也有人用《学而篇》中“学而时习之”的“习”来进行解释,认为“习”主要是指“习礼”,即一种不断重复的行为或动作,这种解释则未免过于牵强。综合孔子其他言论分析,“习”应该是在人为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有别于天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人们从“仁”这个“性相近”的起点共同出发,然而在修身求仁的过程中,人生修养和道德境界却逐渐出现“习相远”的分化,有的人成为有德君子,有的人则沦为失德小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仁”的本性保全或丧失,比如同为孔门弟子,“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具体分析,人们出现道德分化的原因主要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许多人在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下,缺乏求仁欲望,放弃后天努力,他们见利忘义,道德沦丧,最终导致人性发生变化,所以孔子深有感触地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客观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有聚族而居的传统,氏族组织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改造力,生活地域、居住环境以及人际交往等诸多因素也能对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人性逐渐出现分化,因此就“习相远”了。
孔子关于性近习远的论述,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的:第一,他把“仁”等伦理道德观念植入人性之中,宣扬“仁”的天然属性,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断激发“仁”的正能量,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久而久之,习惯成性,人性中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就可以不断强化,发扬光大。第二,由于“仁”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想要修身成仁,就必须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所以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第三,他非常重视后天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等人为因素对于人性的改造力量,他反复强调:“里仁为美。”“无友不如己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春秋时期,氏族组织仍然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人们习惯于聚族而居,轻易不愿意迁徙流动,然而孔子却鼓励人们破除传统的氏族观念,择善而处,里仁为美,这种意识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第四,强调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孔子在去鲁适卫的途中,与得意门生冉有讨论施政问题时提出“庶”“富”“教”分阶段实施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在解决国民的繁衍(“庶”)和温饱(“富”)问题之后,就应加强对国民实施道德教化(“教”),因为实施礼乐教化不仅是改善人性的最佳方法,也是维持统治秩序的最有效措施。
在先秦诸多思想派别中,儒家思想以加强自我反省和提高道德修养等内容为主要特点,而以“仁”为核心的人性论则是其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在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对于人性的主要来源、基本内容、表现形式以及完善途径等问题都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与探索,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许多问题没能真正展开。孔子之后,儒家后学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观点,对于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形成一些很有影响的思想观点,其中子思之儒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子思之儒的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孔子人性论的思想观点,因此研究子思其人其学,对于深入理解和分析孔子人性论思想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