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带领读者用另一种视角来省思、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问:民国中医所处的社会背景中,有什么因素导致其仍对传统的经典或治疗方式充满信心?在西医看来既传统又守旧的疾病观,在日常生活中有何价值,又如何实践?基于“重层医史...[继续阅读]

    虽然中医界有如此多反对细菌论述的言论,但需要说明,反对并不代表完全无法汇通。读者可能会觉得:中医谈好气论就好,根本不用去理会细菌学的发展。其实正好相反,中医界拼命围绕着这个议题反复申论,正代表着他们对这类议题之...[继续阅读]

    晚清官民对西医的防疫制度,屡有关注。1902年,身为中医的维新派知识分子陈虬(1851—1904)就已指出:西医的防疫法已趋于完善,而且西人“平时饮居均已尽合卫生之道”,但中国却事事不上医疗轨道,若突然施行防疫,“实非独无益,且于平...[继续阅读]

    在食养、食禁之外,我们也不可忽略药物的作用。历史学者多不具备专业的医药知识,但是却能够在浩瀚的史料中嗅出特定时代中社会文化、身体观上的重点来加以论述,这是历史论述的价值。对热病而言,各种复症是必须注意的,还有一...[继续阅读]

    民国时期的卫生观,就算是从细菌论的视角来谈,也必须注意细菌学进入中国后的两个“异化”趋势:第一,“个人”防病与卫生的重要性总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压过“公共”的视角;第二,虽然细菌学的权威被建立了,但在一般日常生...[继续阅读]

    回顾了民国中医在抗疫问题上的反思与困境后,举例说明当时中医界“防疫”的集体研究。1917年8月到1918年初,山西爆发了严重的肺鼠疫,1918年春到1919年,又爆发流感疫情[1],但似乎山西省的处理状况都还算得宜。[2]尽管当时阎锡山所领...[继续阅读]

    在中国古代,关于病人日常生活调养的知识,实相当丰富。养生益寿之法,纯为一种日常生活之参考,无论贵庶,都乐于追求不怠。[1]但对于古典养生学的内涵在近代转型的面向,或是和疾病史、病人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结合,则较少谈及。前...[继续阅读]

    期与世界各国卫生学说相较,以谋东西学说之沟通。盖欧美卫生学术虽灿然大备,列为专科,然多言物质上及起居上之摄养,较吾国固有之养生学说兼重精神之休养,则吾国似较美备也。[1]——沈宗元《中国养生说辑览》(1930)沈宗元对中医...[继续阅读]

    中医如何看待细菌学?在整个民国时期,中医未有对待细菌学的“一种态度”,大体对其说一开始是采取接受的态度,如何廉臣言:“吾绍之病家,一病之安危,多有责之于医,不知侍疾者对于病患,往往居处不合理,身体不清洁,寒温不适宜,卧...[继续阅读]

    毫无疑问,中医当然能够治疗瘟疫。但是能不能治疗具近代意义的、经过细菌学洗礼的传染病,则莫衷一是。民国以来,通过中医与西方细菌学不断的对话,重新诠释、肯定古典医书中的经验与治法,建立起治疗的信心,并赋予外感热病学...[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