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夷、叔齐《采薇歌》
2018-10

伯夷和叔齐为商朝时候孤竹国国君之子,商亡之后隐居于首阳山,其事详见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文内容为:“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据考证,孤竹为古商族在辽西地区的一支,孤竹国在文献记载中又作孤竹氏、觚竹或竹氏,是商初至春秋时代存在于燕山北麓至辽西地区的一个小诸侯国。^[1]
另据《汉书·地理志》:“孤竹城在辽西令支县。应劭云伯夷之国也。其君姓墨胎氏。”孤竹为商的诸侯国,“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历史记载中又作墨胎氏、墨夷氏或目夷氏、明夷氏。传说自汤封墨台氏始,至商朝灭亡,孤竹国共传国九代,作《采薇歌》的伯夷和叔齐为孤竹国第八代国君亚微之子,史载亚微有子三人,伯夷即其长子,名久,字公启,三子名致,字公达,谥号齐,因此又称为叔齐,二子名凭,继承亚微之位为孤竹国国君,在殷王朝中任亚卿。
关于古孤竹国所在的地域范围,还可参看以下几条历史材料。《通典》:“营州柳城郡,古孤竹国也。”《辽史·地理志》:“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柳城所指为今辽宁省朝阳市。《锦州府志》:“宁远州、金汤、海阳,商孤竹国地。”“宁远”为今辽宁省兴城。《大清一统志》:“土默特二旗,本孤竹国。”土默特二旗,即今辽宁北票市和内蒙古敖汉旗南,属唐代柳城郡。《路史国名记》:“孤竹,今平云卢龙……营州皆其地。”《说文》:“首阳山在辽西。”以上所记皆可证古孤竹国部分疆域确在今东北境内。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殷朝后期青铜器五件,其中二号青铜器颈内铸铭文六字:“父丁,孤竹,亚微。”亚微指的是殷朝中期孤竹国国君。由此,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佐证来看,古孤竹国的大致区域为南起渤海北岸,北抵北票、敖汉旗南部,东自辽宁兴城,西至于滦河的下游,都城在今河北省卢龙县附近。
在古史中伯夷和叔齐被视为隐逸之士的代表,受到先秦诸子的推崇,其中又以儒道二家为主,儒家和道家都对伯夷叔齐的隐逸行为予以极高的评价。儒家注重个体的高洁品行,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遭逢乱世,君子有志难伸,选择颜回乐处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同流合污以求取功名,在儒家看来是高尚的行为。《孟子·万章》:“伯夷,目不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孟子·离娄上》亦有相似的议论:“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商亡周兴是合乎其政治理想的,因此孟子将伯夷叔齐故事改造为是避殷纣暴政而选择隐居,歪曲了“义不食周粟”的本意,但仍然肯定了伯夷叔齐权变避世的行为,退隐只是避祸,是为了审时而动,没有违背孔子“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宪问》)的生存原则,同时也是儒家守死善道的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
道家认为世俗社会损伤人性本真,而与之相对的,隐逸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而且在乱世之中,选择隐逸方能保全自身的安全和人格的独立,因此道家对于隐逸的行为至为推崇。《庄子·让王》引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故事:“昔周之兴,攸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歧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下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乱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伯夷叔齐认为以周代殷不过是“推乱以易暴”,若为权势玷污自己的品行,不如避世而居,这样的人生选择是符合道家理想的,正如庄周曾拒绝楚威王重利尊位,宁可效仿孤豚游戏于污渎之中而求自乐,也不愿意如郊祭之牺牛,为有国者所羁,庄子借伯夷叔齐故事,表明了道家对于危身而殉物行为的鄙弃。
伯夷和叔齐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重要的符号和形象,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文人士大夫都能从对其形象的阐释和解读中,汲取到影响自我人格塑造所需的精神力量。陶渊明诗《夷齐》:“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陶渊明作有专咏《史记》人物的组诗《读史述九章》,此为首章,其余所咏人物包括箕子、颜回、管仲、屈原等人,皆以名节为世人所重。陶渊明在诗中引伯夷叔齐二人为同道,颂赞其以行动对抗暴政和黑暗现实的勇气。白居易《访陶公旧宅》“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伯夷叔齐与陶渊明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古今并提互为衬托,以此表明诗人对不惧困顿坚守气节的隐士情怀的称颂。另有张祜的五绝《首阳竹》颇见意趣:“首阳山下路,孤竹节长存,为问无心草,如何庇本根。”诗中巧用伯夷叔齐的典故,“孤竹”既是代指孤竹君二子,以“节长存”称道其隐居首阳山的气节,又以竹子空心的生物特性与下文的无心草形成对比。以竹子喻君子,以弱草喻小人,将竹子的柔韧与小草的摇摆不定对立起来,凸显出孤竹意象的多重意蕴。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的极端行为方式,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逻辑,以及全身养性的生存原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和争议性,构成了中国古代直至近现代历久不衰的文学母题。实际上,在记载其事迹的《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痛惜伯夷叔齐的遭际,已经包含了对二人竟至饿死的否定:“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唐代诗人李白对伯夷叔齐饿死首阳的行为进一步提出了质疑,其诗《杂曲歌辞·行路难》写道:“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而更为典型的是近代鲁迅先生以此历史题材所做《故事新编·采薇》,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二人的不知变通。尽管伯夷叔齐的行为得到了褒贬不一致的历史评述,作为东北古代文学中独特的人物形象,其文学史意义仍然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