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在公开出版物及皮书之外,还有“潜在译作”。对此,马士奎曾有明确说明:“人们习惯用‘一片空白’来描述‘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状况。实际上,在此期间文学翻译仍然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着。按当时主流意识...[继续阅读]

    在1960—1970年代,由于受“文革”的影响,“红色出版”(毛泽东著作和画像的出版)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色调,包括日文图书在内的外国图书的翻译出版陷入了严重的停滞状态。这种状态,直到1978年后才有所改观。这一转折的背景就是在后...[继续阅读]

    上海神州国光社成立于1901年,其创始人为黄宾虹、邓实,最初地址在河南路(今河南中路)136号。1930年改组后,迁至福州路384弄4号,由黄居素任经理,王礼锡任总编辑。神州国光社成立之初,主要“以编辑国学丛书和古典画册为主。新文化运...[继续阅读]

    对于戴季陶,是否将其列入民国时期汉译日文的代表人物,一直是令人犹豫的。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政治性,戴季陶早年虽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兼日语翻译,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他却渐次转为国民党右派,并成为蒋介石...[继续阅读]

    不过,这一时期国人所表现出的对日本及日本民众的“认同”,在力度上要远逊于“师日”阶段的清末民初。因为在1980年代,虽然说是中日友好,但在国家层面上,双方在历史认识、领土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留下了严重的...[继续阅读]

    至于出版社,在新世纪,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重新排序。在上一轮位居前十的出版社中,只有科学出版社一家得到了保留,其余9家均是新入选的(详见表5-9)。由此可见,汉译日文图书市场的变化与竞争之激烈。此外,就出版社的参与情况分析...[继续阅读]

    从桑原骘藏的《东洋史》(东文会社,1899)到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国医书社,1942)及铃木虎雄的《赋史大要》(正中书局,1942),这40多年间,可以说国内的出版界对京都学派作品的译介一直都在不断地持续着。从图书出版的角...[继续阅读]

    如果仔细分析汉译日文图书的这种学科特色的变化,可以发现,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与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城市化以及民生发展的休闲化进程密切相关的。所谓民生发展休闲化,表现在图书引进方面,就是养生、保健、美容以及编织、流行服...[继续阅读]

    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就民国时期汉译日文图书的历史进程做出了说明,但是,并没有能对汉译日文图书的历史地位予以整体的评价。事实上,在对任何事物进行评价的时候,都存在有正面或负面的意义。就正面意义而言,首先,民国时期的...[继续阅读]

    在1930年代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在鲁迅和梁实秋两大学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非常著名的论战。这场论战可以说是当时文坛的一个奇观,首先,双方对垒的时间长达8年之久,从1929年起一直延续到1936年鲁迅去世。其次,双方论战的内容十...[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