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规大全》是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一部日本法律规范图书集成。全书共80册,多达400万字。其内容涵盖了宪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法、监狱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出版法、著作权法、商标...[继续阅读]

    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这一时期译者的署名情况显得较为复杂。首先是外国转译版的存在,这一时期,有相当多的外国名著是通过日译之后再转译至中文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法]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法]艾克·多马洛...[继续阅读]

    对于汉译日文图书事业来说,清末民初的确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代。就在短短的数年间,狂飙突进般涌现出数以千计的汉译作品,并且形成了数以百计之众的译者群体。且不说那些留存有雪泥鸿爪般经历的翻译新人们,最让人惊讶的是那...[继续阅读]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并参与戊戌变法而得到政治上的认可;其次因为推崇“新民”说而获有思想家之誉,尤其是他的“少年中国说”至今仍在被人传唱。然而,真正令梁启超得到沉淀的是他在学术研究...[继续阅读]

    与梁启超一样,王国维也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师级人物。不同的是,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更多地体现在文学、哲学、史学以及古文字学方面。之所以将王国维列为清末民初汉译日文图书的大师,同样是基于四个方面的因素考量:首先因...[继续阅读]

    显然,晚清末年的汉译日文图书,受惠于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推动,渐次占据了图书翻译的主流地位。对于汉译日文图书活动兴起的动因,国内学界早已有所定论。首先,应该是甲午战争之后,社会所表现出的向日本学习的意愿以及戊戌维...[继续阅读]

    1911年的武昌起义,揭开了清王朝灭亡的序幕。在内忧外患之下初建的民国政府,一开始就遭遇到立宪党人、北洋军阀以及旧官僚的联手狙击。在南北议和中失势的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作为立宪党人、北洋军阀以及旧官僚代表...[继续阅读]

    在1930年代,随着日本在军事上的步步紧逼,中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随即占领了东三省。之后,日军又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长城、山海关告急。在这危急时刻,国内民众...[继续阅读]

    民国时期汉译日文图书的研究材料,主要源自作者主编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的第1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从汉译日文图书的书目来源分析,《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第1卷民国时期的书目主要由《中国译日本书...[继续阅读]

    纵观1912—1949年间汉译日文图书的历史走向,不难发现,它实际是一个由低到高再由高转低的波浪形过程。由此,可以将这一过程简单地概括为迷失(1912—1927)、高潮(1928—1937)及凋零(1938—1949)这三个阶段(见图2-1)。图2-1　1912—1949年间汉...[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