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作者主编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第1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就具体书目来源而言,《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第1卷中晚清时期(1719—1911)的书目主要源自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继续阅读]

    从1851—1911年汉译日文图书的学科分类板块来看(表1-3),排名前5位的图书分别是文化教育(384种)、历史地理(363种)、政治法律(346种)、文学语言(174种)以及农业科学(143种),甚至占据了汉译日文图书总数的79.1%。这种板块构造的出现,也从另...[继续阅读]

    利用SPSS系统,我们依照翻译出版图书种类的多少,对1851—1911年间的作者进行了排序,并且确定了前十位的作者排名(详见表1-4)。然而,让人惊喜的是,这种作者的排序与学科板块分析中位列前五的文化教育、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文学语...[继续阅读]

    利用SPSS系统,我们对1851—1911年间的译者进行了排序,并且确定了前十位的译者排名(表1-5)。从译者的身份来看,其中,有个人译者六位,范迪吉、丁福保、沈纮、樊炳清、赵必振和华文祺,这六人全都有过留日的经历。此外,还有机构翻译...[继续阅读]

    利用SPSS系统,我们也对1851—1911年间的出版社进行了排序,并确定了前10位的出版社排名(表1-6)。从中可以看到,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和江南总农会位列前三。表1-6　汉译日文图书的出版社排序(1851—1911)排序 出版社 出版种数1 商务印...[继续阅读]

    其实,在作品引进渠道以及译者群像的介绍中,都涉及日本因素的存在。如对加藤弘之、梅谦次郎等人汉译作品的出版介绍,都言及了一个从东京出版再到国内出版的曲折。在图书的译者排序中,也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两位日本人译者。而...[继续阅读]

    这种由传教士主导的汉译西书事业的转变,发生于19世纪中期。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进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随后就将这种“师夷长技”的主张,演化成为...[继续阅读]

    所以将清末的1900—1911年专门列出,是因为在戊戌变法启动时,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为了推动变法,便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维新后的种种成就,援引为样本,向朝廷以及国人广为宣传。其中,康有为的“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继续阅读]

    东文学社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日文学堂(1898),是由蒋黼(伯斧)、狄葆贤、汪康年、邱宪、罗振玉等人合作创办的。其创设宗旨是:“日本同处一洲,而研习其语言文字者顾寥寥焉。彼都认识莅止中国,中国士大夫往往不能与通姓字,彼国...[继续阅读]

    如果说东文学社是国内最早翻译出版日文图书的社团,那么译书汇编社应该说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翻译出版日文图书的社团。成立于1900年的译书汇编社,是当时留日学生中最早成立的一个翻译出版社团。社长戢翼翚是1896年先期赴日的...[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