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文本操控,是指出版社或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等。毛泽东一直以来十分注重对思想理论的宣传与掌控,诚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继续阅读]

    1949—1976年间汉译日文图书的书目统计源自作者主编的《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第2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而第2卷中建国初及“文革”时期的汉译日文图书的原始书目主要来源于《全国总书目》(1949—1976)及《全国内部发行...[继续阅读]

    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国人日本观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不仅逆转了自古以来中强日弱的不均衡关系,而且也给日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及社会影响。在这场战争之前,国内舆论几乎千篇一律地认...[继续阅读]

    利用SPSS系统,我们依照翻译出版图书种类的多少,对1851—1911年间的作者进行了排序,并且确定了前十位的作者排名(详见表1-4)。然而,让人惊喜的是,这种作者的排序与学科板块分析中位列前五的文化教育、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文学语...[继续阅读]

    毫无疑问,就在这汉译日文图书繁荣的背后,确实也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此前,文学研究者泠辰就已提出过自己的担心:“在过去的一年里,日本文学相关书籍的出版达到了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高峰期(拉美文学也是如此)。对这种...[继续阅读]

    说起国内对京都学派学者作品的引进就不得不提桑原骘藏。因为,桑原骘藏不仅是作品引进最早的京都学派学者(《东洋史要》,1899),也是引进作品最多的京都学派学者之一(不过,1899—1900年间所出版的10部作品实际上都是《东洋史要》...[继续阅读]

    对于汉译日文图书事业来说,清末民初的确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代。就在短短的数年间,狂飙突进般涌现出数以千计的汉译作品,并且形成了数以百计之众的译者群体。且不说那些留存有雪泥鸿爪般经历的翻译新人们,最让人惊讶的是那...[继续阅读]

    《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第1卷所留存的书目记录,最早由国人翻译的日文图书,应该是陈建生翻译的《新编理化示教》(直隶学务处,1851)与张云阁翻译的《物理学初步》(直隶学务处,1851)。[1]这可以算是近代中国汉译日文图书事...[继续阅读]

    如果说“东亚出版人会议”及“阅读日本书系”代表着新世纪出版人为日文图书的汉译出版所做的努力的话,那么,京都学派图书的再度现身则代表了日本学术界为进入中国所做的一种努力。虽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京都学派学者的...[继续阅读]

    说起“冰点”,《山东商报》曾在2014年的一篇报道中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中日关系十年三陷‘冰点’”,报道中说2005—2014年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过三次“冰点”,即出现在2005—2006年教科书等问题为第一次“冰点”;发生于2010年9月的中...[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