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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与上一则合并为一则。文字存在差异,作:“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
词本来是随着新兴俗乐——燕乐,而逐渐繁荣起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伶工对于词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唐以后,关于歌妓的记载不一而足,最著名的要算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旗亭赌唱。当时普遍的情况有二: 一是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一是文人依音乐赋新词,交付伶工歌唱,当筵遣兴,佐酒增欢。秦楼楚馆伶工所唱者,多为教坊乐工和市井文人所作。这只能算是“伶工之词”。既然这些词仅仅是为了适应歌馆楼台娱乐消遣而作的,且是通过伶工之口传唱传播开去的,那么消隐在背后的词人,就不必也不宜在词中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感,词作就不宜太个性化,因此这时的词,音乐性特征要高于文学性特征,它是流行音乐,是“急催弦管送年华”(韦庄《咸通》)的享乐生活的点缀。特别是这时的伶工,不是战国的秦青、汉代的李延年、盛唐的李龟年,而都是女性,“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①。歌伶的清一色女性化,也是导致词格调软媚婉艳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国维所举的《金荃》、《浣花》,分别是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集。晚唐词人温庭筠,《旧唐书》本传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恻艳之词”。他曾过着“远泛仙舟,高张妓席”(《上盐铁侍郎启》)的浮华生活。他的词,大多数都是付诸歌妓于筵席间伴舞歌唱的,因此词中的感情无外乎是闺情怨思,词之主题模式化了,虽然其中可能寄寓词人自己失意的情绪,但是词人的形象是模糊的。
韦庄与温庭筠还不太一样,他经历了唐末黄巢起义,在乱世中饱受流离飘零之苦,晚年仕蜀,又陷入无尽的乡思之中。因此他的现实感慨比温庭筠要深刻一些,他仰慕杜甫,结茅屋于成都浣花溪上,与杜甫诗魂为邻,就不无隐衷。韦庄的词,与温庭筠相比,抒情性增强了,既写男女爱情,也写思乡怀远,作为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在词里面更为明晰了。但不论是尚在作“伶工之词”的温庭筠,还是患上怀乡病的韦庄,就词的格调、气象、境界上看,与李煜词直透人生之本相相比,差异还是明晰的。
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确,如果说温庭筠等的词还是以音乐娱乐性为主、以文学抒情性为辅的话,那么,李煜的词则是真正的抒情文学,将自己的悲愁忧思真实感慨,甚至大彻大悟都倾诉于词中,词是李煜精神世界的敞开。在温庭筠等词中还常用“代言体”,在词中塑造一个多愁善感的美人,在咿呀低唱,代词人抒情;而李煜后期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他自己,所以说是“士大夫之词”。
当然,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也不乏抒情的词作,但是他们抒情,往往局限于抒写个人一己的穷通得失,但是,在王国维心目中,李煜是“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苕华词又序》)的真正大诗人。所举二句,正是对于人生悲剧性本质的感慨和彻悟,因此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王国维在早期词史的背景中论述李煜词,对于胡适有一定的影响。胡适《词选》中评李煜词,值得引出来相互参照:
词曲起于燕乐,往往流于纤艳轻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词来写他凄凉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词的意味。他的词不但集唐五代的大成,还替后代的词人开一个新的意境。
可能是穷苦之言,更易激起人们的审美同情,李煜词为历代读者所喜爱。但是,清代常州词派对李煜却略有微词。张惠言《词选序》说:“五代之际,孟氏、李氏(按指后蜀君主孟知祥、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受他的影响,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评李煜词说: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粗服乱头”四字,是美在神而不在貌,本出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容止》云:“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周济这里的比喻,揣其意是说,温庭筠词丽藻华饰,是浓丽的严妆;韦庄词清淡白描,是素雅的淡妆。而李煜词径直抒情,不拘词本该有的端庄雅洁。
王国维论词,较少专注于形貌技法,而是立足于人生论、境界说,因此驳斥周济此论为“颠倒黑白”。
〔注〕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引方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