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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遂关”句作“独有千古”。“差足”作“差堪”。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太白”作“太白词”;“差足继武”作“差堪继武”。
气象,是宋人论诗的一个重要范畴,如严羽《沧浪诗话》标举“诗之法有五”,其中之一为“气象”;又论建安诗歌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严羽还提出“盛唐人气象”。气象,一般是指建立在诗人豪迈恢宏、高拔超远的主体胸襟基础上的雄浑深厚的作品风格,在审美风格上属于壮美,因此以之论词者较少。但是随着苏轼、辛弃疾等豪放词的出现,“气象”也被移来论述豪放词的风格特征,如清人徐引王世贞的话说:“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词苑丛谈》卷一)但是,因为婉约词占据词坛主流,“气象”并没有成为词论的基本范畴。王国维论词,并不强调词体的独特性,而是从更广阔的艺术的角度立论的。这一则就是以“气象”论李白词。
“西风残照”二句,出自传为李白作的《忆秦娥》。《忆秦娥》和另一首词《菩萨蛮》,并不见于古本李太白集,然北宋时已传为李白所作,黄升《花庵词选》尊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然其真伪,历来有不同说法。
这首《忆秦娥》的主旨,有的认为是“闺怨”,如沈际飞说:“太白《忆秦娥》词,故是闺房之秀。”(《草堂诗余正集》卷一)有的解释为吊古,如周珽说:“由伤别寄情吊古。”(《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有人看出是在闺怨中寓感慨,如俞陛云说:“此词自抒积感,借闺怨以写之。”(《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王国维说:“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实际上对此词是别有会心的。这首词上片的意旨落在“灞陵伤别”,下片的意旨落在“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主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由个人的“伤别”提升到对整个人类历史悲剧性的沉思。国势强盛、疆域辽阔之大汉,是初盛唐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帝国。然而这首词却能够穿透表面的浮华,揭示出人类历史的本相: 人类,与个人一样,摆脱不了“意志”的无限巨手,在时间的沧海中最终都归于虚无寂灭。在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中,透过表象而直观地呈现世界之本相,让被现象蒙蔽了的真理敞开,是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说:“夫哲学与美术之所至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这种对真理的直观,要远高于聊寓一己穷愁的怀古,故而王国维说:“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
李白此词的风格,后人常称曰“慷慨沉雄”、“声情悲壮”,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纯以气象胜”。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犯境,侵扰中原,范仲淹被授予陕西经略副使(边防军事的副长官)兼知延州(今延安),有过长达四年的边防艰苦生活。《渔家傲》(塞上秋来风景异)就是这时期的作品。与当时朝中晏殊等词人歌儿舞女、浅斟低唱不同,范仲淹将塞外疆场的苍茫辽阔景象带入词中,扩大了词的意境。然就这首《渔家傲》来说,“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服泪”云云,还是局限于抒发“羁旅行役之感”,还是常人之境界,唯诗人写之而已,当时欧阳修就呼此词为“穷塞主之词”。王国维也认为,从词人主体精神境界和词作本身的境界而言,有气象,然尚不足以和李白《忆秦娥》媲美。
至于与范仲淹同时的夏竦作的《喜迁莺》,那是在真宗景德年间应制即兴而作的。在婉约妩媚词风笼罩词坛时,他能写出“夜凉银汉截天流”、“三千珠翠拥宸游”的宏壮景象,的确卓荦特立,然而从思想意旨看,又在李白、范仲淹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从“词为艳品”、限于写闺阁风月的晚唐北宋词坛上拣选出李白、范仲淹、夏竦这三首风格豪壮的词,并以“气象”品之,体现出王国维对词之审美风格的独特认识,与清代崇尚南宋词的浙派、常州派都是有明显差异的,与晚清的刘熙载倒是比较接近,可能受到了他的启发。刘熙载《艺概·词概》云: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唯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