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先辈文话举是》 一卷

按:此书撰写于1894年,曾以《六斋论文》之名刊载于《瓯风杂志》。今有胡珠生整理本,载于中华书局1993年版《宋恕集》中。
此书为诗文合话,论文为主,论诗为辅。文与诗合论,正是宋恕所称的“词章学”。宋恕曾撰《天津育才馆赤县文字第一级正课书目》,为“文理已能清通者”开具书目,其中“词章类”所列书目如下:
《文心雕龙》,曾文正《经史百家杂钞》(小字:胜姚惜抱选本),《昭明文选》,姚氏《唐文粹》,张茗柯《七十家赋钞》,彭芸楣《宋四六选》(小字:别杼极精),沈归愚唐诗、明诗《别裁集》(小字:沈选《国朝诗别裁集》多牵世故,不可读。坊行《宋元别裁集》,去取尤陋)、章实斋《文史通义》(小字:此书虽非专论词章,然其论词章,最为有心得,不可不授初学),包慎伯《艺舟双楫》(小字:此书半论词章,极精极通,非方、姚、阮文达、李申耆两派中人所能梦见。亦宜使初学先入其言,免为两派中人私法所误)。^[1]
《书目》所举为历代“词章学”之著者,其中多有清代著作。《国朝先辈文话举是》则全部为清代文论、诗论的选录,其理念多与《书目》相合。如《书目》极为推崇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极精极通,非方、姚、阮文达、李申耆两派中人所能梦见”,在《国朝先辈文话举是》中,宋恕引用包世臣文论达二十八则之多,包世臣为全书入选文论条数最多者。此书作为辑录体文话,亦偶在引文之后,以“礼曰”的方式(宋恕原名宋存礼)加上自己的看法,更能直观见出其文章学理念。
全书共一百六十三则,主要依据来源集中编排。第1-5则,录恽敬文论。第6-16则引翁方纲诗论。第17-20则引洪亮吉文论、诗论。第21-48则引包世臣文论、诗论。第49则引钱大昕文论。第50则引王芑孙论碑版文。第51、52则引袁枚文论。第53-66则引李光地文论、诗论。第67-79则引刘熙载文论、诗论、赋论(其中第77则虽为明代谭元春语,实则为宋恕转引自刘熙载《艺概·赋概》)。第80-100则引曾国藩文论、诗论。第101-103则为李兆洛论骈体文源流。第104则引龚自珍文论。第105-108则引熊伯龙文论。第109则引顾炎武文论。第110-115则引黄宗羲文论。第116则引侯方域文论。第117则引彭士望文论。第118则引魏禧文论。第119则引施闰章诗论、文论。第120则引王士禛文论。第121则引郑日奎文论。第122则引邵长蘅文论。第123则引黄宗羲文论。第124则引全祖望文论。第125则引刘大櫆文论。第126则引钱大昕文论。第127则引姚鼐文论。第128-132则引纪昀文论。第133则引汪缙文论。第134则引罗有高文论。第135-137则引彭绍升文论。第138则引谢振定文论。第139-143则引顾景星文论。第144则引计东文论。第145则引徐世溥文论。第146则引赵执信文论。第147、148则方婺如文论。第149则引沈德潜文论。第150则引罗有高文论。第151-153则引朱仕琇文论。第154则引段玉裁文论。第155则引焦循文论。第156则引陈寿祺文论。第157、158则引方苞文论。第159-163则引沈德潜诗论。
从所引内容的时代来看,从清初至清末的重要文论家皆有引述。从构成来看,尊古文者、尊骈文者、不拘派分者、汉学家等各种文论皆有入选。入选条目明显多于他人者有四位,即包世臣二十八则、李光地十四则、刘熙载十三则、曾国藩二十一则。而对方苞、刘大櫆、姚鼐这桐城派三位主要人物则辑录甚少,方苞仅有两则,姚鼐、刘大櫆则各自只有一则入选,这与宋恕不满桐城派的理论与创作有重要关系。他曾在《六字课斋津谈》中介绍此书的编选情况:“余撰《国朝先辈文话举是》四卷,采至百余家,而不及方、姚只字。或讥疾之已甚,乃勉采数条。然余虽疾方、姚之庸妄,与今之疾方、姚,尊徐、庾者,尤不合焉。”^[2]据此可知,书中仅有的数条方、姚的文论,也是碍于风评而勉强加入的。宋恕虽不喜方、姚为代表的桐城文派,却对能改革桐城者加以赞赏,如书中选录桐城派后期改革者曾国藩文论即达二十一则之多。再比如全书首五则皆与恽敬有关,或是引述其文论,或是直接评论其古文,将其与方、姚作比:“恽子居之文雄深雅健,远胜方、姚,其论文颇多影响之谈。”对与恽敬齐名的张惠言则评价不高,宋恕在援引《张茗柯文集自序》中张惠言的古文学习经历后,评论说:“茗柯于古文未能自立,亦未尝自信。尊之为古文家,而与恽子居并称,妄庸人所为也。今观其文,尚在方、姚下,惟《七十家赋钞序》为佳笔焉。”书中还援引了恽敬对桐城派的批评之语,同时又以“礼曰”的形式阐述自己的看法云:“论方是矣。然其本原之病未能举焉。方氏本原之病在读书太少,识太陋,而所从入者,茅鹿门八家选本也。论刘是矣,然识卑、边幅未化,非但刘病此,方、姚何独不病此乎?”恽敬只是称方苞不长于叙事,称刘大櫆识卑、边幅未化,且对姚鼐并无贬词。宋恕则将“识卑、边幅未化”视为桐城三祖共有之病,且称方苞读书太少,从《唐宋八大家文钞》入手,根柢不深等等,实则是将桐城派视为“以时文为古文”的代表。宋恕曾比较东亚文坛,称:“近世文章,日本、朝鲜皆右我国,则岂非以我有八股之毒而彼无之之故耶!夫惟无八股之毒也,故学文易入妙境。庄也、马也、贾也、韩也、柳也、苏也,皆非出于八股之世者也。”^[3]他感慨“国朝佳文不少,而未有佳选本。豪杰之作,多为妄庸所摈,可悲实甚。”^[4]这些评论未必符合事实,却能见出桐城派在晚清的境遇以及晚清以宋恕为代表的批评家视野之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