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草堂口说·论文》《南海师承记·论文》《万木草堂讲义·讲文源流》

按:康有为(1858—1927),清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因其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使其文章观念反而少受人关注。其实在康有为的讲学生涯中,文章讲授一直是重要内容。1896年前后,康氏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听讲弟子多有笔记传世,其中均有独立成篇的文章学内容,且不乏精警之论,目前可知的有三种。其一为佚名所记《万木草堂口说》,此书有抄本两种,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后者封面题“光绪丙申恭录”,则抄录时间在1896年。整理本则有中华书局1988年楼宇烈整理本,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万木草堂口说(外三种)》版等。《万木草堂口说》中有《文章源流》《文章》《文学》《论文》《骈文》《赋学》《八股源流》等篇目,除《赋学》外,均为讲授文章的授课笔记。其二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佚名抄本《万木草堂讲义》,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时据之整理。此书封面题:“大人丁酉在万木草堂之讲义抄录。”《康有为全集》编者据此将其称为《万木草堂讲义》。抄录时间应为光绪丁酉(1897),与《万木草堂口说》为同一时间的听讲记录,书中《讲文源流》便是由多条论文札记构成的文话。其三为康有为弟子张伯桢记于1896—1897年间的《南海师承记》,内有《讲骈体诗赋源流》《讲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讲制义》《讲文体》《讲文章源流》《讲文学》等篇,每篇由数目不等的论文条目构成。三书当是康有为三位弟子各自记录的听讲笔记,故而总体内容近似,但详略有些差异,是了解康有为文章学思想的第一手材料。
三书内容近似,以《万木草堂口说》为例,康有为认为《礼记》对后世文章有重要的影响:“《礼记》,开后来无限文章。”他认为“汉人文章,承孔子《礼记》之余”。康有为对于骈文非常重视,《万木草堂口说》中设有独立的《骈文》部分,说明他在讲学时曾专门花时间对骈文作了解说。他建议“学文者先学骈文,后学散文”,将骈文置于优先学习的位置。《万木草堂讲义》中称“孔子为文章之祖”,这是延续了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暨文章之祖的观点。在骈文史观上,他推崇《文选》与清朝骈文,认为“《选》宜全读,先书、次笺、次赋”,而认为“元明无人能骈文”。对于清代骈文,他较为推崇洪亮吉、胡天游、袁枚、汪中数人,并对诸家的源头有所追溯:“本朝骈文中兴,洪北江专学齐梁,成一大家。胡稚威、袁子才学徐、庾。袁文最豪放,汪容父文最高。”“本朝洪北江骈文,所学上至建安,下至任、沈。”对于初学者,他建议“初学骈文,宜读杨德祖《答临淄侯笺》以下数篇,以短而跳脱也”。对于骈文起源,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邹阳上书,开骈体先声。”指出三国曹植文章即源于此:“曹子建文,出邹阳《狱中上书自明》。”
对于散文,康有为推崇汉文,不喜本朝文,认为“通本朝无人学汉文”,批评“桐城派极薄”。认为初唐的散文“陈伯玉为第一”,而中唐韩愈的影响则辐射整个宋代:“昌黎文,范围有宋一代。”“八家多学汉以后文。……桐城派专宗八家。”在文道观上,他认为“文章先言积理,后言积词”。先道后文,这本是寻常之见。不过,康有为所说的理,已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之理:“论文以理为主,与八家同。理学,指中外古今圣人之学言之。”这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的理想是:“积理者,积中外之理。积词者,积秦汉之词。”在古文选本上,他推崇“《宋文鉴》宋朝文选得极好”,而对清代风行已久的《古文辞类纂》,则主张“读《古文辞类纂》当去本朝文,取其唐宋之文”,表现了对本朝桐城古文的排斥。在文法观上,主张“文以曲为主,初学以短为主”。这在作品讲解上也有体现:“文家无不从奥折出,即《孟子》亦然。如《百里奚食牛章》,‘以士之招招虞人’,及‘便嬖不足使令’,千分曲折。”
《万木草堂口说》之《文学》《八股源流》等篇则表现其出对八股文的重视,他强调“八股必不可废,作者上下古今,何尝不佳”,认为真正的八股名家,必定有经史根柢,非徒揣摩墨卷而已:“凡以八股名家者,皆以古文经史名家者也。”《南海师承记》中亦有《讲制义》一章,与《万木草堂口说》中论八股的内容差异较大,《讲制义》对八股文起源及发展均有简要论述,是一篇简明扼要的八股文小史。《万木草堂口说》中评价了明代八股,认为明代时文“入门必以天、崇”。《讲制义》中则推崇袁枚的八股文,认为“袁子才因应鸿博不第,居家勤力作制艺,故负一时盛名。袁稿开讲可全读”。
《万木草堂讲义》中有《讲文源流》,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此篇中对诸子文章进行了系统研究。清代文章学的主流是以史为文,康有为对诸子文章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如《南海师承记》中《讲庄子天下篇》本是比较《老》《庄》思想的异同,结果谈到了二者文章的差异:“老子之文章斩钉截铁,庄子之文章流动活泼。”《万木草堂讲义·讲文源流》则从文章学角度评价了多家诸子文章,他称:“后世文章之美,莫如战国。”对诸子具体的评论有:“言道以《庄子》为变幻。”“《韩非子》高峭出深,《淮南子》词家之肥。”“《管子》甚纯朴。”“《墨子》带水踏泥。”甚至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纬书:“纬书内《纬易》最高奇。”凡此,均表明康有为文章学观念,与传统文章学相比已有较大变化。其弟子记录的讲学笔记中的论文部分,独立成卷,涉及其古文观、骈文观、时文观,是康氏文章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应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