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陈训正(1872—1943),字屺怀,中年以后又字无邪,号玄婴,因其书室名曰天婴室,故亦号天婴,晚号晚山人,寓躲避日寇戕害之意,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村(今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村)人,集政治家、报人、教育家和诗人、学者于一身,与其堂弟陈布雷、陈训慈并称为“甬上陈氏三文豪”,成为宁波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后投身辛亥革命,宣统二年(1910)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宁波分会副会长,是1911年辛亥之役宁波和平光复的主导者之一。1912年为响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与友人赵家艺等在上海创办“平民共济会”,刊行《生活杂志》。1905至1911年间,陈训正被推举为宁波府教育会副会长,对家乡教育事业建树颇多,旧宁属六县中,清末兴办各类新式中小学多达400余所。民国建立后由陈训正倡议创办的学校,著名的尚有旧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私立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及其附中正始初级中学。他还倡导特种教育,创办专为“堕民”子弟开设的私立育德初等农工学堂、育德小学和绍兴同仁小学,以及僧尼学堂、宁波佛教孤儿院。“宁波除教会所办学校外,公私立中学殆莫不与先生有关系”①。其间,他还在上海主持过《天铎报》和《商报》。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训正一度弃文从政,1927至1931年间历任浙江省政府代主席、常务委员,浙江省民政厅代理厅长,西湖博物馆馆长,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等要职,还于1927年、1930年两度出任杭州市市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江省政府南迁永康、云和,陈训正于1939年3月被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为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1942年又迁任议长,以高年衰弱之躯,主持浙省议坛,匡济时艰。其一生著述颇丰,除了我们熟知的《天婴室丛稿》《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外,还有《论语时训》《孟子学说》《读礼籀记》《玄婴文存》《天婴诗辑》《岁寒述学》《泽畔吟》《晚山人集》《悲回风》《伣言》《伣林》《甬谚名谓籀记》等,可谓著作等身,但其学术上最具影响力、最为后人称道的,还数他在方志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陈屺怀先生生平事略》一文说:“先生一生著述有异于同时文士者,其寄意诗文,似莫不同,而覃思遐想,每有专帙,至晚年乃更有事于方志纂修之业,此在吾郡一时殆无与比伦。”②陈训正好友、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也说:“盖先生之学,未可以一方体论,其著之于书足为后世法式者,文辞而外,惟诸志为超邈无俦云。”③民国著名学者、一代儒学宗师柳诒徵则评价道:“浙东史学炳海宇。史者本于道而达于政,为艺尤闳,承自姬孔,非浙之私。自章学诚以史才生清中叶,不敢言国史,乃寓其意于方志。君(指陈训正——笔者注)之方志,截然出章氏上,第读其所为方志犹不足尽君其本于道而达于政。”④有一个事例足以说明陈训正当时在浙江修志中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属意陈训正主修浙江省志,后因故未修;抗战全面爆发后,二度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国民党桂系首领黄绍竑又拟聘陈训正为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委员,属意其主修浙江通志,但被陈婉言谢绝。⑤
陈训正一生主修过民国《定海县志》《掖县新志》《鄞县通志》,但今留存于世的仅有《民国定海县志》和《民国鄞县通志》。陈训正的修志经历,始自纂修《民国定海县志》。1923年春,旅沪定海籍人士沈任夫、程庆涛、贺寀唐、张康甫、孙弥卿等发起重修县志,由其堂妹夫、定海人马瀛牵线,聘请陈训正担任志书总编,马瀛为副总编,1924年完成志稿。1926年,陈训正的好友应季审担任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县长,邀请陈训正主持重修县志,陈训正欣然北上,“(约民国十五六年间),君又应故人掖县长应季审之约,曾纂《掖县新志》,为此北游齐鲁,立例采访,荟稿杭垣,稿成而应去官,未及刊行”①,惜志书今已佚。《民国鄞县通志》创修于1933年,陈训正担任志书总纂,马瀛任编纂主任。至1937年,除文献志外,其余各编均已完成,但因志书篇幅浩大,编印工作十分艰巨,加之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经费困难,其出版被搁置了12年之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4月才得以全部出版,马瀛在陈训正病故后续任总纂之职,完成了志书的扫尾工作。该志所拟体例颇有创新,内容和编纂方法也较为科学,已粗具当代方志的雏形,为民国时期浙江所修志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志书,时人推崇该志“足为旧中国所修方志之殿军”②。即使到了今天,仍被学术界称赞其“资料完备,内容新颖,称得上地方志步入现代科学的嚆矢。……非特流馨国内,抑且蜚声海外”③。
此外,陈训正还曾参与家乡《慈溪县志》的纂修工作。1936年4月12日,正式成立慈溪县修志馆,以宝善堂为馆址,推杨省斋为修志馆馆长,秦润卿为副馆长兼经济组主任,陈训正为总编纂,陈谦夫、朱清奇为事务组主任。陈训正欣然为该志草拟了《慈溪县志草创例目》,共9条,拟仿《民国鄞县通志》例,编为舆地、政教、文献、工程4志共计45编,还编定了《采访示例》,可惜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修志一事半途而废。据陈训慈回忆:“鄞志未成之前一年,同邑陈夏常以慈溪县志亦久失修,与君谋发起重修。君慨然允任主纂,即经始草创例目(凡九条拟综为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志四十五编),并草《采访示例》。次年,抗日战起,事竟中辍。”④但据秦润卿1937年5月27日日记记载,“接谦夫函,修志馆采访告竣,其稿送杭请屺公编纂”①,《慈溪县志》的采访稿应该是完成了,并送陈训正总纂,只是没有了下文。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反正民国重修《慈溪县志》的事应该是中止了。
陈训正没有关于方志学的专著,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有关方志学的论文,故其修志的主张都集中体现在所修的志书中,尤其是《民国鄞县通志》,是其理论联系实践的作品。首先,陈训正对方志性质和功用的看法较前人有所突破。他在论及方志的性质和功用方面,有与章学诚较为一致的地方,如他认为“志乘之作,羽翼惇史,外史所领,司会所掌,&xe86d;使所采胥于是隶焉”②,赞同章氏“志属史体”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有所突破,如在方志功用方面,陈训正不仅对章氏“以供国史取材”的“存史”观点加以继承,而且在实践中推陈出新,对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发展,赋予了“经世”新的内涵——即志书的编纂应有裨于民生实用。他指出章氏的“经世”内容不外乎官吏政绩、绅士行为、寡妇贞操以及地方学者之著述或吟咏,关于社会经济情况的记载甚微,“前志皆重视陈人而轻忽生民,其所记载不过少数贤哲嘉言懿行,与群众疾苦无涉”③,而民国时代,世易时移,就不应当再拘泥于章学诚陈说,当以“民本”“专详民事”为修志的宗旨,“仆窃以为方志之作,所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彰往开来,乃其先务,而前人最录博而寡,当非综核之实。虽以章实斋、恽子居之贤,其所持论不能无偏,此亦时之风趋使,然不足怪,不足怪,使二贤者居今之世,成今之书,仆有以知其必不尔也。故悍然敢于反古,尽吾所知而务之,虽未敢自谓创作,要其用心之所至,立一时之条例,矫从前之习尚,自不同于应声逐响者流”④。因此,他在编修《民国定海县志》时指出:“方志之作,意在彰往开来,以往之利病即未来之兴革也。昔人有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故方志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道古虽尚,合今尤亟,理则然已。自来作者牵于前志成例,往往墨守局界,详其所不必详,而于地理、赋税、财产、民生、教化、风俗诸端反无以会其要,流寓清望引为土著,穷山恶水标为名胜,传会穿凿,难可穷究,科条舛杂,识者讥焉。”①在编修《民国鄞县通志》时也指出:“盖县志之为用,本为一邑建设改革之参考,绝非如封建时代官绅阶级所想象,以为表扬先世、恭敬桑梓或游览名胜及为茶余酒后作谈助而编纂也”②,并提出了志书编纂的8项原则:“重近世而轻古代,一也;重现在而轻过去,二也;重改革而轻保守,三也;重演变而轻固定,四也;重群众而轻个人,五也;重社会团体而轻家族及少数人,六也;重通俗文艺而轻寻章摘句,七也;重耳目实验而轻引经据典,八也。”③
其次,陈训正重视方志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其所纂志书,尤其是《民国鄞县通志》在体例上已完全摆脱传统旧志的束缚,并注入了随时代变化而应运而生的新思想、新内容,使志书呈现出科学性和时代性的特点。
我们知道,民国初期的志书,大多受传统方志观的影响,志书按文章体裁分类,每个门类有相应的文章体裁格式,如纪、图、表、考、略、传等,志目之下,也往往横加“图、表、考、略、传”等名,追求的是志体的表面形式。而陈训正所撰《民国鄞县通志》《民国定海县志》在“类不关文”“文不拘体”思想的主导下,虽也由多种体裁构成,却打破了志书以文章体裁分类的习惯,除序、跋外,全书通称志,各门类内容诸体并用,如图照、表格等,也不再添加“图、表、考、略、传”等字样。尤其难得的是,《民国鄞县通志》在志目的设置上已经非常接近于当代方志的分类方法。陈训正按照现代知识体系将该志划分为地理(舆地)、政治、文化、经济(食货)、工程等若干大类,人物、职官等已不作为主要门类。在每一大类下细目的划分上,他也强调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分类方法。如《食货志》分为农业、森林、渔业、盐业、工业、商业、产销、金融、生计等部分,其中产销编又分为生产、输入、输出、运输统计等,生计编分为物价、工资、职业统计、劳资纠纷、合作事业等,完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设置。其他《舆地》《政教》《博物》《文献》《工程》各志的内容设置与《食货志》相似。
在篇目设计上,陈训正删去了旧志体现皇权色彩的帝纪和荒谬的分野说、祥异说。同时,在民为邦本、修志应详于民事的思想指导下,创设了许多反映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新篇目。《民国定海县志》设《财赋志》《鱼盐志》《食货志》,《民国鄞县通志》设《食货志》,并下设《农林》《渔盐》《工业》《商业》《产销》《金融》《生计》等编,集中记载了大量反映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的内容,对渔获节令及产销、食盐产销、灾害天气及病虫害防治、工商业活动等情况都有详细记载,还附有米类价格升降图、食米价格升降表、主要食用品价格比较表、各业厂工工资统计表、各业工匠工资统计表、各项工价比较表、县民职业统计表、县民失业及废疾者统计表等反映居民经济生活的图表。又如动植物、矿物等在旧志中的记载中往往是无足轻重的,明清时大多数志书仅是在舆地考中出于描绘景色的需要,附带几笔,但《民国定海县志》设《物产志》,下分《植物》《动物》《矿物》《杂产》4个子目,《民国鄞县通志》特设《博物志》,下设《动植矿物类》编,把与工农业发展有关的资源内容摆到了志书的重要位置上。尤其是《民国鄞县通志》,对动植物、矿物的分类更为科学,内容更为全面,描述也更为细致,如把植物划分为食用植物、工艺植物、药用植物、园林植物、观赏植物等类,以表格的方式分别予以列举,栏目包括种名或别称、科属、学名、品种、用途、产地、备注等,内容较为齐全,其中“学名”一栏更是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拉丁文的二名法表示。再如有关工程的内容,旧志一般仅记水利,对有关当地水利方面的堰、碶等冠以文字性的描述,而《民国鄞县通志》却专设工程志,广载各种工程建设,并对新修建的工程附其设计图表,以及与其相关的预算表、实施细则等,使读者对当地的各项工程有一个全面直观的了解。《民国鄞县通志》中的《政教志》还新设了《社会现象》的篇目,列有《社会动态统计》《民刑诉讼统计》《罪犯状况统计》《治安妨害统计》《社会救济统计》等66个表,由统计数字反映人事演变消长的情况,为“讲贯治理者所欲取”①。
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物传记在志书中的地位降低了,在传统志书中,有关人物的载述占有显著的地位,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少数个人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所致。而陈训正以“重群众而轻个人”“重社会团体而轻家族及少数人”②为修志的指导原则,载述个人事迹的人物传记的地位自然就降低了,特别体现在《民国鄞县通志》中,人物传记已不再作为与舆地、食货并列的部分,而只是作为文献志下属的一部分出现,且全用表的形式将人物列出来,不设人物传,这与旧志注重人物传的作法大不相同。更何况《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注重艺文、方言”①,人物编也非重点。
重视方志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同样也体现在志书的内容上。陈训正在编纂《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时,强调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修志,十分注意运用和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测绘学、人口学等各个学科的积极成果,以充实方志的时代内容,增强志书的科学性。尤其是《民国鄞县通志》,取自董沛所修《同治鄞县志》的材料,只占全志的十之二三,其余十之七八,都是通过广征博访、实地勘测以及查阅各机关团体档案、刊物、近世出版有关鄞县掌故书籍整理出来的,且大量聘用专业人士修志,如《舆地志》由精通史地的蔡和坚撰修,《文献志》中的藏书碑刻由宁波著名藏书家、伏跗室主人冯贞群撰修,《博物志》中的地质矿藏和动植物特产则延聘西湖博物馆的盛莘夫、钟国仪等专家撰修,“鄞志图凡二十六张(食货、工程、文献等志附图与图样未计),除总图皆本自近代测制者,其城郭、营建分图则为当时专人用新法测绘。《博物志》中不仅地质出于专家踏勘,即动植矿物亦悉由君(指陈训正——笔者注)联系委托浙江博物馆自然部之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分任研究考定而后结撰,此在并世县志、省志实所仅见”②,体现了志书的科学元素和时代特征,从数据搜集、门类设置到具体内容的记载,概莫能外。如传统志书记载有关植物,多用习惯性名称,而以习惯性名称记载并不科学,受地域、时间的限制。而《民国鄞县通志·博物志》则按植物学知识对当地的植物加以分类,标注国际上通用的学名,还对各类植物的形态等加以详细描写,使人们可以根据其所载的植物形态等,判别其分类,对照植物学著作比较鄞县地区某些植物种类有否变异等。再如该志《舆地志》中的《河渠》编,对全县各乡村水井的分布、深度、水质等均有记载,此项记载对当时及后世都具有很珍贵的科学数据价值。至于用人口学的方法记述其有关内容,用气候学知识载气温、降水,以水文学知识述潮汐,在当时志书中十分鲜见,而在《民国鄞县通志》中则是十分普通的记载方法。这种全面采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编纂方法,即使在当代所纂的志书中也不多见。《民国鄞县通志》的各类图大都精制实测,“(地理)总图及分图十一张依据浙江陆军测量局地图外,又参考旧有鄞县图四种,再加以调查视察始行绘制”①,其余各图多由摹制而成或调查而得或参考旧文献,亦大致可信。《民国定海县志》中的地图还采用了比例尺、图例等,使地图更为精确科学,“旧志县图轮廓才具,山高、水深、礁滩、航线皆未尝着列。分图较详,山川、营建尚具型范,而标识陈腐,未适时宜,署宇、祠庙各图率皆意绘方位、距离,绝鲜准则。今总分舆图参酌海关、陆军、水警等图七种绘成,城厢、补陀及建筑图则由实测。……敢谓不失毫厘,庶无大误谬云尔”②。
再次,陈训正在志书编撰手法上也有所创新。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志目设置上,也表现在志书的编撰手法上。他除了继承横排竖写的修志传统外,在修志手法上也大胆创新。一是大量使用图表。民国时期统计学、绘图学、测绘学、摄影、印刷等新兴学科、技术在社会上的推广应用,促使志书中广泛采用图表甚至照片,用形象、直观和精密的表现方式,改善了传统旧志一味用冗长的文字进行记述的单调方法,使志书增加了科学性、趣味性和可读性。陈训正认为,表可化繁就简,也可总括各类人、事、物,便于查阅,“盖县志之为用,本为一邑建设改革之参考。……况社会演变愈速,人事亦日孽繁,当施政措事之际,谁耐详索细阅哉! 故各列为表,俾循其大书之目而即观其下载之事,一索即得,一阅即了,不必自始至终读毕方知”③。综观《民国定海县志》和《民国鄞县通志》,各志、编及下列细目除开头叙论外,其后充斥了大量各种表,甚至整个人物志(编)也全用列表的形式组织起来。同时,也采用图来说明情况,发挥图的“无言之史”的作用。上述两志除有各种地图外,还有气候、潮汐统计图,金融、运输、物产等统计图,各类工程图样和历代著名人物图等。《民国定海县志》还附有不少照片,“名胜古迹改用景片”④。《民国鄞县通志》也曾拟用照片,后因经费不足未成。图与表结合,相得益彰。今观《民国鄞县通志》全书五六百万字,读起来却并不觉得繁琐杂芜,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使用图表的缘故,与旧志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二是在每志及以下各编、目之前设置“概述”,全志编有“索引”,这是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民国鄞县通志》“每志之前冠以叙目。……且一志之中各编、各目亦多各有短叙,以述其内容及观念,所以便于检阅也”①,尽管它不象当代新志那样在志首设有“总述”,但毕竟“概述”在该志中通篇采用,有一定的系统性,用以说明各志、编、目内容大要,使各横分门类的叙述通过“概述”予以勾连,全志浑然一体。如果说概述的设置还是借鉴了黄炎培《民国川沙县志》的作法的话,那么编制索引则完全是陈训正的创举。他原拟编制索引4册,从1字至10余字之词语,凡为书、图所载一切人、地、事物名称,莫不标记志书页数及地图张数,并按照笔划多寡、部首先后排列,便于读者翻检。后因限于经费,“不得已将首册之目录详加编列,且后附子目分编索引,共计二百四十二面之多,所以使阅者对此巨编不致有无从索骥之叹也”②。同时在《文献志》中《人物》编附有姓名分类索引,“以姓名笔划多寡为次第列之,使阅者检得其类,再由目录中检得其页数,则一举手之劳即可检得其人矣”③。这种编制索引的做法,为读者查阅相关数据提供了方便。当代著名方志学者陈桥驿曾大力提倡方志要编制索引,然而在新中国首轮修志中却鲜有此举,陈训正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意识到编制索引的重要性,提倡并采用了这一作法,足以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勇气,即使对今天的修志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三是在纂志笔法上颇具史识,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据事直书、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优良传统。陈训正批评旧志报喜不报忧、无端夸耀本地的作法,“所记载不过少数贤哲嘉言懿行,与群众疾苦无涉,且守恭敬桑梓古训,良风美俗,虽非本邑所习,亦必牵率附会;若鄙俚陋劣者,恐为乡邦羞,则掩饰不遑”④。在《民国鄞县通志》中,他能实事求是地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考证,决不人云亦云,无中生有,文过饰非。如他不客气地指出本地人投机取巧,“仿模异俗偷窃之工事”①,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惟利是图;揭露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辛亥革命格于势地,未能即澈贯主义,旧日大僚巨阀依然横据高位,垄断大权,其所鸣施非以国家人民为质的,东贩西贸貌是神非,徒为新政粉饰而已。故其进也,颠颠而动,无尺寸之展发;其动也,蠕蠕而滞,无蜕化之实迹,与向日所谓睡眠状态者无以异也”②。对人物褒贬的处理,陈训正则效法章学诚《乾隆永清县志》的做法,《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中选举表、职官表全面搜罗人物,不使漏缺,而人物类表则根据其人的仕绩、武功、忠烈、儒行等实际表现决定是否入表,将职官表、选举表与人物类表两相一对比,褒贬抑扬一目了然。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陈训正所纂各志尽管在体例、内容和编纂手法上有不少创新,反映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元素和时代特征,但是从《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等志书中也能看出,陈训正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新式学者,其方志编纂思想也还带有许多旧时代的弊病。其一,其时虽有方志名家如傅振伦大声疾呼修志要用通俗易懂的当代文字,反对滥陈古语,“载笔书事,倡用世语。盖史者,当代之文也,不如是不足以考古今之变,民俗之殊也”③。但综观《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在文体上仍沿用文言文且无句读,阅读时很不方便。而当时不仅白话文早已普遍用于口语和书面语,新式标点符号也已普及,在此背景下该志仍沿用旧文体,在反映时代特征方面稍嫌不足,也不利于志书的使用和流传。其二,两志中某些志目的设置有待改进,如将《大事记》改为《故实》,《民国鄞县通志》甚至将其纳入《文献志》中,均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形式,相当于当代新志中普遍采用的“大事记略”或“要事记略”,但这样一来,就起不到与志书的其他部分呈经纬之势、经理全书的作用,不如仍将其放于志首,发挥“一志之经”的作用;又如《人物》全以表格形式罗列,废置人物传,虽然其意在“重群众而轻个人”“重社会团体而轻家族及少数人”,④但似有矫枉过正之嫌,把《人物》置于《文献志》中更是不伦不类,而以表格形式列人物虽然新颖,但由于人物事迹多寡不一,表格大小要依其而定,不仅繁琐,而且留下许多空格,浪费篇幅,不如给重要人物列传,述其事迹,再表列次要人物,这样既省时又省力。其三,民国时期虽说比起封建帝制统治下的时代,要进步得多,但毕竟还处于旧时代的变化延伸之下,其文化必然会受到旧时代的羁绊,反映在志书的编修上,也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彻底地脱胎换骨,因此民国的志书中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旧时代的封建糟粕。《民国定海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也不例外,如在《人物》中将妇女单独列表,重男轻女;又如将方技、仙释单独列表,编为“方外”等,与民国时代潮流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