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乾隆鄞县志》的作者是清代学术大师、考据学大师、著名经史学家钱大昕。钱大昕(1725—1804),字晓征,号辛楣,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首次南巡,被召试特赐举人,十九年(1754)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后又擢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右春坊右赞善、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曾参与《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乾隆一统志》的编修,著有《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通鉴注辨证》《唐石经考异》《经典文字考异》《声类》《四史朔闰考》《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
《乾隆鄞县志》创修于乾隆五十年(1785),时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钱维乔(1739—1806)担任鄞县知县,乾隆五十二年(1787),他邀请钱大昕担任县志主编,钱大昕自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一直在家乡,先是居丧归里,后是引疾不仕,故欣然应聘,仅5个月就完成志稿,翌年刊行,共30卷首1卷,时人称“不特续旧志之未备,更且补前人之阙佚,订讹纠谬,厥功尤伟,此非一乡一邑之书,而千秋不朽之书也”①。现抄目录如下:
卷首:天章。
卷一: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形胜、风俗)。
卷二:城池(乡里、街巷、坊表、市镇、桥梁、津渡、邮站)。
卷三:山川。
卷四:水利。
卷五:学校(书院)、公署。
卷六:田赋(户口、仓储、盐课)、兵制、海防。
卷七:坛庙。
卷八:职官。
卷九至卷十:选举。
卷十一:名宦。
卷十二至卷十七:人物。
卷十八:孝义、艺术、寓贤。
卷十九:列女。
卷二十:仙释。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艺文。
卷二十三:金石。
卷二十四:古迹、冢墓。
卷二十五:寺观。
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七:杂识(纪事、祥异、文献、丛谈)。
卷二十八:物产。
卷二十九:土风。
卷三十:辨证、旧志源流。
《乾隆鄞县志》与同时代编纂的其他志书相比,有其鲜明特色:一是在体例上设置了“金石”“辨证”“旧志源流”的门类。我国金石之学始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但在志书中设置“金石”一门还非常罕有,《乾隆鄞县志》体例上较他志有创意的地方是单独设置了“金石”一门,收录了唐、宋、元、明时期境域内的碑刻资料,共有130多通,有的收录全文,有的只存其目,“据其见存者考而录之,宋元以前断碑只字悉著于录,明碑则择其文字之佳者”①,又“兹据其见存者,唐、宋、元凡五十余通,录其全文,以备参考。明碑八十余通,时代未久,但存其目而已。古碑虽失传,仍附见名目于卷末。因旧刻之沦亡,益知今所存者之当宝贵也”②。而“辨证”“旧志源流”门类的设置,也是该志体例方面较有特色的地方,其中“辨证”对前志舛误之处进行集中考证,释其疑惑,辨其正误;“旧志源流”则记载了历代宁波府县志书12种,详及著书年代、作者、版本和内容,并选载各志的序言,为后人研究前代修志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是内容丰富,记载上较前志更为详尽。乾隆志不仅在内容上弥补了前志的缺漏,譬如职官,“自宋以来,为鄞旧志职官颇多未备”③,而乾隆志“谨采正史,参以群书,旁及碑碣,以补其缺”,职官表详及历代所设职官,弥补了前志“丞、薄、典史无题名,不可考矣”④的缺陷。而且即使是前志已有的内容,记载上也较前志要详细得多。比如水利,康熙志仅载水利设施名称、方位、距县距离,有些只记名称,无具体内容,总体而言较为简略,如对莫枝堰的记载仅十一个字,“莫枝堰,距县东南三十六里”⑤;乾隆志则详及水利设施的名称、尺丈、始修重修情况及日常管理,所记莫枝堰:“县东南三十六里,有碶。碶长一丈六尺,阔一丈二尺(额设碶夫一名,工食银二两五钱,闸板银一两)。石堰长五丈阔五尺,石塘长五丈阔五尺,在十六都三啚。一作木槠堰。”⑥又如艺文,虽然康熙志已有“修辞考(著述)”,但乾隆志“但取故书所传,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纪之,其有书名而无卷数者亦存而不删”⑦,大大增加了入志的著作,使一些当时已经散佚的著作得以保存其书目。
三是强调资料的博观约取。资料是修志工作的基础,“古人作志,必先聚书,惟备万卷之储,乃可资考证之益”①。故乾隆志一方面强调资料收集的广博性,“博稽载籍,参以采访,赋役营征征诸吏牍,人物事迹核诸乡评”,“志中取材,或据历代正史,或采地理书,或引旧志,或名公诗文集,或稗官小说,或家传志状”,“公署、赋税、户口、兵制诸门皆据公文案牍”②,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运用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对资料进行考订,做到“约取”,即使对于一些可信度比较高的正史、地理书、旧志等材料的内容,也并非一味地抄袭原文,而是对其辨别甄选后才加以采用。对于前志等内容的考证辨伪,均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列在原文之后,此外还特设“辨证”一门,集中纠正前志所引资料中存在的错误。
四是志书所引资料均注明出处。乾隆志贯彻钱大昕“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内容均“言出有据”,不仅强调资料来源的可靠,而且注重其表现形式,要求每条引用的资料必须标明出处,乾隆志“俱仿《咸淳临安志》之例,于各条之下注出书名,庶无攘善之嫌,亦无杜撰之诮,或略加隐括则曰据,或曰采,或参用”,或“于各条之下,注明某衙门来文某科档册,以凭征信”③。
五是人物传不分类。乾隆志除孝义、艺术、寓贤、列女、仙释外,统称为人物,不再作类传,这在当时志书人物传以类传为主的氛围中,是独具一格的。钱大昕反对人物传用类传,理由与章学诚相似,即人物难分类,容易引起争议,“史家之例,以列传为重,其列于《儒林》《文苑》者,皆其次焉者也。元人不通史法,乃特创《道学》之名,欲以尊异程、朱诸人,后来无可充《道学》者,而无识之辈竞以《儒林》为荣。今志局所拟入《儒林》者,未必悉孚公议,且如王厚斋,四明文献之宗,而不列之《儒林》,岂厚斋之学行不如高闶、黄宗明乎! 若谓厚斋以官高当入列传,则高闶、袁燮父子班秩不在厚斋之下,何以仍入《儒林》也?袁桷、张时辙、沈一贯之入《文苑》,似有意抑之。然列传诸人,岂皆粹然无暇者?魏收所谓扬之升天,按之入地,此浅夫所为,昔人所讥其秽者,而躬自蹈之,吾不解也。宝庆、延祐两志,皆不立《儒林》《文苑》诸目,罗愿之志新安,施宿之志会稽,潜说友之志临安,亦无此名也。嘉靖志于《儒林》《文苑》外,更增《淳德》《隽异》之名,尤为冗设。愚意当循胡、袁二志之例,总题之曰《人物》,但以时代为次,不分优劣,既尊古式,又息争端。有尚友古人之识者,自能别其孰为大贤、孰为小贤也”①。对于历史上不大光彩的人物,则采取了传统的有褒而无贬的做法。如谢三宾,鄞县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系钱谦益门生,明末曾两次降清,并帮助清廷抓捕南明抗清义士,令士人所不耻。但乾隆志《谢三宾传》却是这样记载的:“谢三宾,字象三,天启五年进士。知嘉定县,为均田,以均役,浚吴淞江,西南乡民田皆受其利,擢陕西道御史。崇祯五年,李九成等围莱州,三宾疏言成事在人,了此不过数月。即敕巡按监军事至昌邑,请斩逃帅王洪、刘国柱,诏逮治之,兵部尚书熊明遇坐主抚误国罢去。三宾复抗疏请,绝口勿言抚事。未几,莱州围解。明年,登州平叙,功进太仆少卿。丁忧归,晚年与钱肃乐等为难,为乡评所薄云。”②只记载了他的功绩,而对其两次降清、抓捕反清义士之事含糊其词,未彰显其过,这是典型的只赞扬其功绩而不彰显其恶行。此外,方志人物传中一直存在滥收人物的弊端,不辨地理,以充乡贤,但乾隆志在记载人物时尚能严守地域界限,所收人物均系“生长是邦,游钓所在”③,所列寓贤,也“惟据其在鄞事迹书之”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