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大德昌国州图志》由昌国州州判冯福京修、郭荐纂,成书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全志共7卷及首、末各1卷。卷首有冯福京序、州官前序、州官请耆儒修志牒,还有3图,即环山图、环海图、普陀山图,图志之名本此,但传世本中卷首之图已佚。卷末为郭荐等徼申文牒。正文各门类如下:
卷一:叙州(沿革、境土、风俗、公宇、城郭、城门、坊巷、社稷、城隍、仓局)。
卷二:叙州(学校、贡士庄、翁洲书院、岱山书院、医学、义庄、社仓、囚粮、乡村)。
卷三:叙赋(户口、田粮、食盐、鱼盐、酒课、茶课、历本钱、沙鱼皮、狸皮、鱼鳔、税课)。
卷四:叙山(山)、叙水(水、桥梁、津渡、井、碶堰)、叙物产(五谷、布帛、禽类、海族、河塘鱼、畜类、兽类、花类、果实、竹类、药类、蔬菜、木类)。
卷五:叙官(州官、巡捕司、僧正司、盐司、巡检司、税使司、医提领所)。
卷六:叙人(进士题名、名贤、名宦)。
卷七:叙祠(寺院、宫观、庙宇)。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甚高,曰:“其大旨在于刊削浮词,故其书简而有要,不在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下。海书、邦靖书为作者盛推,而此书不甚称于世,殆年代稍远,抄本稀传欤?”①笔者认为,这个评价还是恰如其分的。该志在编纂方法上确有表述明确、简明易赅的特点。例如其“风俗”目下的记述:“壤地褊小,又皆斥卤,谷粟丝枲之产虽微,渔盐舟楫之利甚溥。”②短短几个字就准确地概述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再如“名宦”目下,关于王安石的记载是这样写的:“王安石,往宋皇祐元年知明州鄞县事,尝捧郡檄至此,题回峰寺诗云:山势欲压海,禅扄向此开。鱼龙腥不到,日月影先来。树色秋擎出,钟声浪荅回。何期乘吏役,暂此拂尘埃。熙宁四年入相,封荆国公。”③编修者在撰写该条目时,恰当地运用了“引述”的手法,即引用王安石在鄞任事期间的诗作来突出他一生的政治抱负,同时又不违反志体“叙而不论”的原则,这种富有诗意的人物传写法,读起来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至于据实直书,则是《大德昌国州图志》的另一大特点。冯福京在前序中如此写道:“史所以传信,传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曰学,曰识,曰才,而后能传信于天下。盖非学无以通古今之世变,非识无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无以措褒贬之笔削。三者阙一,不敢登此职焉。”④由此可以看出冯福京对史志撰修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认为只有学、识、才三者兼备,才能担当此职。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宋朝修志的弊端:“操史笔者多患得患失之夫,希合顾望,不惟泯其实以诬公朝之是非,抑且驾其虚以骋私意之向背。……惟志书之见于郡县间者,版籍所计,或以寡为多;风土所宜,或以亡为有;形势所在,或以险为夷;贡赋所出,或以俭为泰;评人物则多过情之誉,陈民风则少退抑之辞。妆饰富丽,竞为美观,详覈其实,百无一二。”①因此《大德昌国州图志》的编修能做到秉笔直书,据实记载,所写内容反映实际,而不是一味说好话,掩盖事实,比如我们从“税课”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元朝的税赋之重,涂田、食盐、渔盐等都是从元朝开始征税的,且“是岁严于一岁”,越增越烈,编纂者不禁发出了“多无常产的海山之民,民不聊生”的感慨。至于说缺点,就是该志有些地方的记载实在过于简单,如“碶堰”目下,只记载了庆丰碶、岑江碶等7个碶堰,并且只记其名,没有记载其所在方位及其大小,一如明朝康海的《正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正德朝邑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