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延祐四明志》的作者是袁桷(1266—1327),字伯长,自号清容居士,庆元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20岁时,由“部使者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③,但未曾赴任。大德元年(1297),受举荐做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历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国史院待制、集贤院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侍讲学士等。泰定元年(1324)辞官归里。修有《成宗实录》《武宗实录》。
《延祐四明志》成书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时应庆元路总管马泽之邀而修,袁桷未完成部分由王厚孙续补。全志20卷,现在所存的传本仅存了17卷,
卷九、卷十、卷十一缺失。卷首有序言、目录,正文各门类如下:
卷一:沿革考(辩证、境土)、土风考。
卷二:职官考上(唐、五代、宋、皇朝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庆元路总管府、本路儒学官、司狱司、录事司)。
卷三:职官考下(鄞县、奉化县、奉化州、昌国县、昌国州、慈溪县、象山县等)。
卷四:人物考上(先贤)。
卷五:人物考中(先贤、节妇、孝友、逸士)。
卷六:人物考下(史忠定十二先生赞、王尚书八贤赞、衣冠盛事、进士)。
卷七:山川考(山、岙、陵墓、海、江、溪、潭、泉、浦溆、津渡)。
卷八:城邑考上(城、公宇、堂宇、亭、楼阁、台榭、园圃、遞铺、社、乡都)。
卷九:城邑考下(镇、市、坊巷、桥道)。
卷十:河渠考上(河、湖、池、井、塘)。
卷十一:河渠考下(碶、堰、坝、闸、水步、渠、水则)。
卷十二:赋役考(鄞县、奉化州等田土、粮钞、税课等)。
卷十三:学校考上(本路、奉化州、鄞县、昌国州蒙古学、儒学等)。
卷十四:学校考下(慈溪、定海等县儒学、医学、书院等)。
卷十五:祠祀考(社稷坛、城隍及本路、各县神庙等)。
卷十六:释道考上(释、昌国州寺院及在城禅寺、教院、律院、庵舍等)。
卷十七:释道考中(鄞县和奉化州禅院、教院、律院等)。
卷十八:释道考下(慈溪、定海、象山等县寺庵、道观等)。
卷十九:集古考上(文)。
卷二十:集古考下(诗)。
《延祐四明志》在门类体例方面较《宝庆志》和《开庆志》都完备,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通篇称“考”。以考分门,很可能是受到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影响,属于典型的书典体,其中集古考属于志书中首次设置的门类。二是每考之前均设置小序,内容简短且紧扣主题,有阐述设该考的原因,也有述源流、讲大要的。如“集古考”的小序道:“郡以山川传,传莫详于前贤广其传,则凡四方之公卿与夫骚人释子之所纪刻盖尊。以传焉,裴公纪德碣屡毁益彰,牧守宜视诸荒园故宅申之以感慨,丰碑磨泐日寻于榛棘,闻见益远,桑海之喻,讵不信诸,作集古考。”①短短数语,就将作“集古考”的原因表达清楚,不仅如此,还为后面的行文做好了铺垫。“学校考”的小序更是如此,其中写到“世祖皇帝平海隅,首复儒役,谆谆然劝勉至矣。先帝崇文尚儒,慨然复立科举。……皇朝建蒙古学,复立医学、阴阳学,四学足作学校考”②,更是突出了学校考中所记载内容的分类,使读者一眼就能明了其所包含的内容。如此设置小序,不仅提高了志书的可读性,也避免了史料堆砌。三是内容翔实,不支不滥。论内容详赅首推“赋役考”,不仅包括了田土、租税及粮钞等基本的税赋内容,还包括了皮货额办、沙鱼皮额办及鱼鳔额办等四明地区特有的经济税赋,反映了四明地区特有的经济活动。又如“城邑考上”城本路抄前志载:“城周一十八里二千五百二十七丈,唐长庆元年,刺史韩察移州治于鄮县治,撤旧城而新之。唐末,黄晟为州刺史,增筑,至宋元丰元年,守南丰曾巩受诏而完之。宝庆二年,守胡榘因其圮坏而重修之。”而后附上袁桷自己的辩证,道:“旧志云罗城黄晟所筑,长庆所移子城是也。按《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裘甫寇浙东,攻陷象山,明州城门尽闭。……黄晟没于梁开平间,距唐大中相去五十余载,岂有城未筑而先有门之理,若指子城而言,其周环才四百余丈,岂足以闭门自保邪?于此则长庆所移之城即罗城是也。”③这则辩证,包括对《资治通鉴》中的史料引征,都证明了袁桷在修志之时,并非单纯地引用前志,而是详加考证,查看多方的史料,力求其记载准确无误。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甚高:“条例简明,最有体要。……志中考核精审,叙述清晰,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④清人周中孚亦评曰:“原书凡二十卷,今自卷九至卷十一久佚,故止有十七卷。……所亡之卷,乃城邑考下及河渠考上、下耳。其所谓集古考者,即艺文考也。每考各录小序,义理谨严,考证精审,而辞尚体要,绰有良史风裁。盖清容早从王厚斋、舒舜侯、岳祥载诸遗老游,学有渊源,又博览典籍,练习词章,尤熟于乡邦掌故,宜其从事于地志,自非余子可及也。”①当然也有学者从“直笔”方面批评其不足之处,“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颇有是非失实之憾,如谢昌元、赵孟传皆立佳传,而袁镛之忠反见遗,盖清容之父亦降臣也,又累于吴丞相履斋有贬词,殆以其大父越公之怨,非直笔也”②。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未给袁镛立传,的确是这部志书的一大缺憾,但从《延祐四明志》及其他各志来看,降元者并不都是丑恶无比、一无是处,袁桷为降臣立传也不是毫无道理,且所载内容也多为客观事实。因此,《延祐四明志》仍不失为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严谨的千古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