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 A. Stebbins (2012) 以主要阅读动机为基础划分了三种致力型阅读类型(committed reading),即功利、享乐和自我实现型(utilitarian, pleasurable, and fulfilling)。这种划分有利于加深对不同阅读类型的理解,尤其是有助于深度理解成年人和渴望知识...[继续阅读]

    本章首先关注翻译认知建构模式中的语言图式,探讨汉学家译者在中国小说翻译中与语言加工有关的多重声音,揭示其对语言知识表征的有关认识及其翻译操控策略。美国汉学家白亚仁(2014a)指出,影响文学翻译的文化差异主要可以分为...[继续阅读]

    Bednarek(2008: 34)指出,情感反应存在语言文化差异,存在社会化的情感反应和天赋的共性的情感反应之分。汉学家白亚仁(2014a)举例说明了不同文化的小说读者的情感认知差异。他指出,即使是《黄昏里的男孩》这种余华认为是他短篇小说...[继续阅读]

    本节主要从台上台下识解配置、视角化和情感认知三个主观化维度,探讨了汉学家译者对中国小说叙事风格的认知重构,在更深度的认知层面上揭示了汉学家译者的声音印迹。汉学家译者的叙事风格改写和创造充分体现在基于翻译具体...[继续阅读]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范畴观认为,范畴是以必要和充分条件、以一些特征要素为基础来定义的,如鸟范畴以[+羽毛][+喙][+会飞]这些特征要素来定义,范畴成员构成范畴的集合。由Rosch及其同事们(Rosch, 1973, 1983; Rosch & Mervis, 1975)构建的原型...[继续阅读]

    如上所述,汉学家译者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生力军,现有的相关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本书接下来拟立足认知翻译学的视野,以翻译的认知建构综合模式为引导,对英美汉学家译者的广义思维报告材料进行剖析和探究。本书的后...[继续阅读]

    汉学家白睿文(2009)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发言中指出,有关专名的恰当音译或是翻译的争论长期存在,“拉丁化(即罗马化)从来都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可读性与忠于原文之间的抉择的大论题”。虽然现代汉...[继续阅读]

    陶忘机(Balcom, 2008: 19-23)认为,在中国小说翻译中,译者必须面对的语词翻译难点,不限于某个单词,不限于习语俗语、方言词汇等明显的问题,还包括文字游戏、比喻、双关语和其他类似形式的表达。在金凯筠看来,汉英文学翻译最大的难...[继续阅读]

    在讨论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与一群显赫的英国作家密切的文化接触时,Patricia Laurence(2003)评论道:“显然,在文学和文化上存在对特定风格的表达和描述的倾向性偏好。”这体现在从一种语言文学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学文化的翻译中...[继续阅读]

    汉语中的文言词和成语往往被当作汉语中的文化专有项,常常会给译者带来挑战。汉学家白亚仁曾举例说明四字格成语翻译中存在的陷阱:原文:我年轻时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余华,1993)白睿文译:“When I was young, I ate, drank,...[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