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继续阅读]

    可叹的是,帝国近似于以胜利之势向敌夷投降。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军的再一次南进,不仅不能与建炎时期的三次入侵相提并论,就是和两三年前的情况也有绝大的不同。这一次完颜宗弼背盟毁约大举南下,在军事上并没有捞到什么好...[继续阅读]

    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被罢后到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帝国事务的中心内容一是与敌伪军对峙中的拉锯战,一是对各地盗寇的收剿,再有就是不断地向金人派遣使节示以停战议和之意。对高宗来说,前两者并不是时政之要...[继续阅读]

    当朝宰相史弥远的心思显然不在处置国事上面。身为宰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竟没有丝毫的建置,虽倒也无可置论,但嘉定后期帝国战事方殷,朝廷上下议论攻守和战时,宰相甚至一言不发,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如果认为弥远在整...[继续阅读]

    中国最鼎盛的王朝大唐帝国于公元906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政权。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家遂简称此为“五代”。“五代”之世,持续了五十余年。日月如惊丸。也只有经历了无数苦难无数离乱无限...[继续阅读]

    史弥远死后,有一种舆论开始抬头。相当一批官员们提出,天下安危系于宰相一身并不是件好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则更是不可容忍。最典型的是时任礼部郎中的洪咨夔,他认为权归人主实际上比政出中书要重要得多。这位在史弥远当...[继续阅读]

    国家首都的意义就如同“宗庙”、“社稷”一样,也是一个原则上的事情,有很大的讲究。首都常常又称作是“京都”、“京师”。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故曰“京都”;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故又谓“京师...[继续阅读]

    侂胄得以主宰政局也有一些客观因素。正如本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个专政时期其实都是迎合了某种需要一样,侂胄的强硬手段也是适应了朝野上下某种不满情绪的结果。这种不满当然不一定尽是出于公义,其中的绝大部分甚至是党...[继续阅读]

    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回顾帝国抵抗北方侵略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对双方的攻守战略进行一番总结,就可以发现这绝非是一个偶然。除了早年的完颜宗弼曾单兵直突两浙追击高宗皇帝外,金兵数度南下基本上选择了三路并进的...[继续阅读]

    真宗“大中祥符”年号持续了九年,名如其分,这九年的基本调子也就是不断而来的天书、祭祀、建观、崇道而已,整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大事忙碌。喧闹的庆典冲淡了一切,即使真宗皇帝御极期间天下有什么隐患的话,也必然被这些华丽的...[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