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这二书都是赵翼的读书札记,《丛考》成于乾隆五十五年,《札记》成于六十年,均在钱氏《考异》、王氏《商榷》之后,其中且引及《商榷》之说。《丛考》有乾隆五十五年赵氏自序,谓:“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时所辑,故名曰《陔余丛考》。”所考自经、史、诗文外还广及掌故、风俗、宗教、器物,卷一○、一一、一二均考两《唐书》。《札记》卷一六至二○为新旧《唐书》札记五卷,与《丛考》条目内容互有详略。两书有关条目前论《新唐书》时均已择要录出。曰《廿二史札记》者,以《旧唐书》合《新唐书》为一史,《旧五代史》合《新五代史》为一史,故虽上起《史记》、下及《明史》,是读“二十四史”的札记,而书名仍曰“廿二史”,与钱氏《考异》的“廿二史”不是一回事。
赵氏治史的方法与钱、王二氏不同。《札记》有赵氏乾隆六十年自序,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又有钱大昕嘉庆五年序,谓:“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酙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都讲出此书撰述要旨,而且也同样是讲了《陔余丛考》史考部分的撰述要旨。此两书其实都模仿《日知录》,不像《考异》、《商榷》那样校勘文字,而用所谓“属辞比事”的归纳方法将有关史料搜辑到一起以说明问题。所说明如钱氏所讲有两方面,一是正史编纂的得失,一是历史现象的评析。前者讲两《唐书》时已提到,实比较详密平允。后者更常为民国以来撰述中国通史者所袭用,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教给我们如何从大量史料中发现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方法。因此,此二书尤其是《札记》可说是读纪传史的入门书。至于自序信正史不取稗乘之说自有所偏,不足为定论,《丛考》的其他部分也常引稗乘,并不局限于经、史。
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是乾嘉时一老儒所撰,赵氏据而有之。案赵氏此二书的文笔思路与他另一部著作《瓯北诗话》完全一致,此二书是窃据别人的,难道《诗话》也是窃据别人的?李氏好诋毁前贤,《日记》所云不知是那里得来的道听途说,绝不足凭信。
版本 《丛考》:(1)清乾隆五十五年赵氏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民国文瑞楼影印湛贻堂本。(4)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据湛贻堂本。《札记》:(1)清嘉庆五年湛贻堂刻本。(2)清光绪三年刻《瓯北全集》本。(3)《广雅书局丛书》本。(4)光绪二十八年湖南新化西畲山馆本。(5)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云据原刻本。(6)《丛书集成》本,据《广雅》本。(7)建国后商务印书馆本,用《丛书集成》旧版。(8)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用原刻本、《广雅》本和西畲本互校,又核对所引用史文,可称精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