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北宋薛居正等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重辑　五代各朝对撰修本朝实录、国史都是比较认真的,对此《五代会要》卷一八“修国史”有一些记载,《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条并钩稽《旧五代史》、《宋史》有关纪、传,对当时撰修实录的经过作了考证,指出:“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至于书名及撰修人员、成书时日,则见于《宋史》卷二太祖纪、卷二四六薛居正传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五正史类、王应麟《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太祖纪: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薛居正等上新编五代史”。薛传:开宝五年〔案当作“六年”〕“监修五代史,逾年毕”。晁《志》:“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居正监修。”《中兴书目》:“开宝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赐器帛有差,其事凡纪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书列传多云“事见某书”或“某书有传”,则原本纪传可能断代称某书,而全称据上引诸记载则曰“五代史”,《廿二史札记》卷二一“薛居正五代史”条说“其曰‘五代史’者乃后总括之名”是不对的。
由于欧阳修《新五代史》盛行,此书到明代已传本稀少,入清后遂失传。幸亏《册府元龟》及明成祖时所修《永乐大典》各韵中尚大量引用,清开四库馆时馆臣邵晋涵等重新搜辑整编,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辑本按照《中兴书目》所说仍编成本纪六十一卷、列传七十七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其编次则先梁、唐、晋、汉、周五书,每书中先本纪后列传,五书后以割据诸国为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契丹等为外国列传,志则列在全书之末。至于书名,前此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等均止称《五代史》,辑本冠以“旧”字称《旧五代史》,以与欧阳修《新五代史》区别。由于搜辑者邵晋涵是有水平的史学家,这个辑本是编得不坏的,卷首有编定凡例,对如何编辑讲得很详细。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五代分裂局面,实际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研究晚唐政治、经济以至文化各个方面的专题,都得涉及五代,而《旧五代史》是目前保存五代史料最丰富、最全面的纪传体史。更为宝贵的是,《旧五代史》还大量记录唐代史事,尤其是开头的“梁书”部分。因为梁太祖朱温本身就曾是黄巢军中的大将,后来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以节度使身份夺取中央政权而改唐为梁。梁太祖本纪从唐僖宗时写起,唐代的内容就占了两卷篇幅。“梁书”列传中以及世袭、僭伪传中多数人也是在晚唐时期就从事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下至“唐书”中的太祖李克用也是影响晚唐政局的重要人物,传中都记载了他们在唐代的事迹。这样,《旧五代史》就自然成为研究晚唐历史的必读之书。晚唐人物在两《唐书》中事迹不详的,在《旧五代史》里往往可以找到列传,如昭宗时曾控制过中央政权的华州节度使韩建及著名诗人罗隐、杜荀鹤等。因此可以说《旧五代史》是两《唐书》晚唐部分的补充。
版本　(1)乾隆四十年进呈的辑本都用小字标明出处,如《册府元龟》卷几、《永乐大典》卷几,有关史实的考证订补也用小字附注正文之下,当时收入《四库全书》的《旧五代史》就是这样抄写的。但到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正式刊刻、和乾隆四年本“二十三史”合成“二十四史”时,徒求与“二十三史”整齐划一,竟把出处统统删去,使人无法稽考。而且正文也有增删更改,尤其是当时认为需要避忌的字眼如“杀胡林”改为“杀虎林”、“俗皆辫发,性凶悍”改为“俗尚质朴,性猛悍”之类,大失原书的本来面貌,从史料学角度来讲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本子。此后覆刻影印殿本者一仍其失(五局合刻本系崇文书局刊刻),其中同文书局影印时由于所用殿本原缺《旧五代史》,竟据别本仿写后影印,书口上误作“乾隆四年校刊”,更不能使用。(2)民国元年邓邦述购得孔继涵校传抄邵晋涵原辑本,章钰借校于殿本上。(3)熊罗宿得武英殿进呈写本(或拟进呈而未用之本),民国十年影印。(4)民国初年刘承幹嘉业堂购得卢氏抱经楼旧藏抄本,大体同于熊本,民国十四年用殿本校补后刊刻,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即用此刻本影印,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原抄本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5)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以熊本为底本,再用殿本、刘本、章钰校本和北京图书馆藏乾隆时馆臣彭元瑞抄校本、抱经楼旧藏抄本校勘,还用宋刻残本《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参校,重要异文均录入校勘记。此外,辑本将书中少数民族人地名用乾隆时官修《三史国语解》所译改过,失去原书面貌,中华本也已回改,所以这是一种较好的本子。(6)至于《旧五代史》的原本,明万历时连江陈氏《世善堂书目》著录有一部,清初黄宗羲也曾有过,见《南雷文定》附录吴任臣书,但均已毁失。商务在辑印百衲本时曾搜求过,近人汪德渊说藏有金刻本,民国四年因国事货于粤估,见张元济《校史随笔》,张氏信有其事,但除汪氏自信外,并无任何人目睹其书,恐亦文人好奇,故弄狡猾以自嬉而已。